1933年9月初，留学法国归来的李健吾回到了离别已两年的古都北平，先是住在七叔李少白家，不久，与恋人尤淑芬举办婚礼后，购定了崇文门内盔甲厂甲1号的住所，就从七叔家搬了出来。原先是一个人生活，如今身边多出一口，还辍学在家，自己一时又未找到合适工作，生活的负担便日显沉重了。好友杨振声、朱自清看出了李健吾的难处，推荐其到胡适主持的编译委员会工作，任务是撰写《福楼拜评传》并翻译《福楼拜短篇小说集》。那一时期，李健吾的笔力甚健，不时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写稿，并接连创作了剧本《梁允达》《这不过是春天》。此外，还接受了《华北日报》副刊《文艺周刊》的编辑工作。
《华北日报》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北方较有影响的一份官办报纸。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周刊》创刊于1934年4月2日，在每周的星期一出版。每次以4开一整版的版面发表作品，来稿直接寄他在盔甲厂的住所。在创刊号上，李健吾撰写的“发刊词”提出了编刊要“各树一帜”的观点，联系当年正是“京派”“海派”争论得颇为热闹的时候，他接手编辑这样一份刊物，显然有为“京派”助阵的意味。今天看来，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在观点的提出，值得欣赏的倒是作者那曲折有致的文笔。该文未见收入李健吾任何著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逝，若任其湮没十分可惜（发刊词见附录）。
《文艺周刊》既刊创作，也载译文，举凡读书随笔、山水游记、新诗创作等都可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该刊发表的重要作品有：岂明（周作人）的《花镜》、俞平伯的《古槐梦遇》、梁宗岱的《蒙田论文选译》等。当年十分活跃的批评家朱光潜、李长之分别写了《中国的律诗何以趋重排偶》《论作家与批评家》。文坛新人何其芳、李广田也有诗文在本刊发表，那时他们还是在大学里读书的学生。从上面这阵容整齐的作者名单看，不难得出李健吾编的是一份“京派”刊物，但编者发稿并非仅限于“京派”，如吴组缃以《嫩黄之忆》为总题发表了三首诗，可很难把他划归到“京派”。老作家毕树棠似乎也不属于“京派”，他发表的《陈圆圆与柳如是》一文，写得挥洒自如，结实有力，显示出作者才气。再如署名“万孚”的在该报第七期发表了游记《威尼斯》，朱自清、李健吾也曾以《威尼斯》为题写过文章，意大利这座著名的“水城”给他们留下了不同的印记，若把三篇作品对照着读，实在也很有趣。“万孚”可能是程万孚。
作家废名在本报连续发表了多首新诗，不久前，笔者读到吴晓东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的《新发现的废名佚诗40首》。文中提到这40首中至少有30首从未面世。错了，其实30首中的《画》《画题》《泪落》《路上》《伊的天井》，都在《文艺周刊》刊登过。平时，我对报刊上揭载的所谓“新发现”“第一个”等等，常持怀疑，因为过不久便会看到有人出来更正，这样的提法恐怕只能起到吸引一些读者眼球的功效罢了。
《文艺周刊》的版式编排淡雅大方，具有浓郁的书卷气。如在补白之处常常以人物素描点缀，被素描的多是为左拉、周作人等中外的知名作家。这样既丰富了版面，又起到了装饰作用，显示出编者的匠心。人们常把李健吾作为翻译家、剧作家看，然而就其编刊来说，其取得的成绩也是突出的，他又不愧为是一个出色的编辑家。
遗憾的是，关于李健吾主编《文艺周刊》一事，多年来鲜有人提及，岁月匆匆，此事恐怕连李先生自己都已忘却了，究其原因，或许与刊物的寿命较短未能引起重视有关，那它是何日终刊的呢？因我得到的《文艺周刊》不全，也说不清。不过线索还是有的，从张菊香主编的《周作人年谱》上分析，窃以为这份刊物的寿命不会超过10期，因为周作人自第6期（5月7日）发表《甲行日注》后，再没有文稿在本刊发表，相反却在《华北日报》的副刊《每日座谈》《每日文艺》上接连有作品刊登。从周、李二人的私交看，关系一向不错，李健吾结婚还是请周作人做的主婚人，若不是事出有因，周作人不会不再提供文稿。至于停刊时李健吾是否写过终刊词，若写了，又是一篇怎样的文字，还是敬请贤者来补充吧。
2001年9月
附：
发刊词
据说今年四月很热闹，将有若干刊物出面，偏偏赶在这时候，“文艺周刊”也呱的一声落了地，虽说赶上了巧当儿，窨不免是一管南郭先生的竽。然则编者预知如此，何以还斗了胆，凑这个数数儿，落得两面不讨好，临了捱声骂，还唱这个滥调调儿。
所谓两面不讨好，却是那两面？先不是华北日报，因为活了该，谁叫你请我办，帮你忙？好也是它，坏也是它，只有皱起眉头，叫句灰气，认声背。又不是读者，因为我既没有请你观光，不怨自己倒霉，更将怨谁？花钱只为买个痛快，能够买你骂个落花流水，也算难能可贵。闲话表过。且说究竟是那两面？第一其实简单，不过文坛消息作者而已。因为一下子就标明是我主编，倒叫人无从造谣，少却许多情报机会。打掉一角饭碗而不可气，孰可气？这年头儿做人难，正不如光明磊落，来个漆黑一团花脸戏。
然则将如何唱戏？便到了第二面。未开言，泪满襟，因为所有的委曲，委实都在这最后一面。说来话长，听我细细道来。
自己向例难得做篇身边文章，前前后后都是我，今儿个一篇，明儿个两篇，不管篇些什么，题目先标个什么？福楼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起“布法Bouvard”一个名字，听说左拉也选上了它，急得两脚乱跳，还是左拉看着朋友面子，另换了个名字枪替。这不过证明立题之难。盖身边文章只有一个题目，题目就是篇里前赶后，后赶前的“我”。此外巧立名目，都是一诳。所以在《发刊词》标题之下，我乃大说其身边话，有时撒撒野，好比孙行者摔跟头，来到我佛五老峰下留纪念，深喜其自作聪明，更不知祸燃眉睫。
且说我接到华北日报请帖，万分趑趄，便向各方师友征求主意，因为说实话，师友全有各自的刊物。东问东叫干，西问西劝来，于是一鼓作气，应了人家下来。方才我先提到年月，实际推算下来，大大不利。我老说，如今年月过的多薄气，想从前我爹揭竿而起，登时如响斯应，徒手从事，该是多少义气！到而今，义气二字，就是绿树林里的青草地，也巴不见个踪迹。我说东也叫我干，西也叫我来，等我应下人家活做，东也推头痛，西也装耳聋，活活看人家打我个死老鼠竟是：
“劳你驾，费你心，抽你骨头拔你筋。”
于是所谓师乎友者，一转眼成了我的刽子手，禁子哥，把我绑上法场，好叫人家喝声彩，听我句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惜乎好汉如鲫，不说一个二十年，便是三个二十年，也没有我投胎的着落。“见死不救，非仁也。”师友将何以教我？我不唯引领以望，且抱着磕膝盖儿求。
转过话头，待我挽个师长出面。听说我要办个刊物，他教了我个招子，正是徒弟下山，为师有四字相赠，字曰：“各树一帜。”苦矣哉！师，山左人也，“替天行道，”乃是梁山本事。奈我山右人，底子不外金丹白面，做些小本生意，叫我从何落草？终不过看我打家劫舍，抢钱来分些赃，末了为官方绑去正法而已。除非假借梁山声势，打着“及时雨”的旗帜，在外招摇撞骗，便是惹出乱子，也自有人寻上宋家门去。拍了半天惊堂木，空对着来来去去的听众，乃结结巴巴，红涨着脸，说不出一句正经来，不讨好的，还不正是我自己？
然则预知如此，何必太不自量，跑来现眼？因为，不瞒大众，这里不是没有一点点儿指望。两天来，我写一出戏，里面有一位诗人唱了两句：
“这不过是春天，好花儿还开在后边。”
如今权借他这两句滥调，做我这篇不成其为东西的煞尾。以上算做发刊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