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主张引进良种和科学育种。罗氏在《农事私议》中提出，各地应设“售种所”，用科学方法检验种子，从国外引进良种，如欧美的小麦，美国的棉花、玉米，瑞士的羊，意大利的蜂，荷兰的牛，阿拉伯的马等。还介绍并提倡用杂交方法改良作物品种。
第四，提倡种牧草以兴牧业，种豆科植物及使用植物枝叶沤肥等。
第五，倡议创立虫学研究所。罗氏因浙江绍兴塘决以后，发生较严重的虫害，因而提此建议，其中包括：购害虫、益虫标本以资考究；购置有关仪器设备，如显微镜等；购杀虫药品，以资试验；种植除虫植物，如除虫菊等；备饲育室，研究观察害虫习性状态；购益虫、益鸟广为传殖，利用天敌杀灭害虫。
第六，发展农业中商品生产。《农学丛书》中收录了《戊戌年中国农产物贸易表》，是辑译于西方报纸并参以海关税册编成的，罗氏于次年十月刊出时作跋，说：“表中所载农货出入了如列眉，其执论谓中国农事之不修，由于士夫不讲农学及无工商辅农，故不能起其业，此语精确。”并指出曾有西方人评论中、日商业之盛衰，说日本将胜于中国，因为日本输入机器，输出加工品，而中国输出原料，经外国加工成成品又输入中国。罗氏说“此论精赅，与此表所言，殆足针吾之膏肓，识之以告秉钧者，幸留意焉”。[13]
从以上简单的介绍可以看出，《农学丛书》不仅仅是辑录传统农学要籍、有益的实践经验以及国外实验农学的主要内容，而且集中了罗氏“学农”的主要收获，即农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在农学新法新论启示下对传统农业及农业经济的反思。积极推动传统农学向现代农学发展，是《农学丛书》一大宗旨。所以说它是实验农学在中国发端的标志是有道理的。
值得提出的是1902年漕运总督陈夔龙在《保送经济特科人员折》中，对罗氏“考究农学及教育各事，皆可坐言起行”的评语是毫不夸张的，罗氏不仅组织翻译国外农学书籍，编辑出版了《农学丛书》，对于在中国开展农学研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而且身体力行，重视实验农业的开拓。如前所述，1897年即学农社成立的第二年，就将办实验场列入议事日程，积极筹划开垦如皋沙地，然后准备“相厥土宜，再定试种物品”。[14]此后，1900年罗氏任湖北农校监督，在整顿教学的同时，向张之洞提出请拨地为试验场，以资实验。1901年冬赴日本考察教育与财政，却仍把农业科学实验作为重点考察项目之一，在次年春返程中曾夜抵长崎，“登岸观长崎农事试验场。时试种大小麦，分畦列表，部署井井，并观柑桔室及暖房、分析室等”。[15]可见罗氏是十分重视农业科学实验的，可惜当时正处社会动荡之时，以上计划均未能实现。
不过通过十年的努力，罗氏对于农学已有了较高的造诣。后来他在《集蓼编》中回忆了为详细了解西方农业增产的新法而组织学农社，“先后十年译农书百余种，始知其精奥处，我古籍固已先言之，且欧美人多肉食乳食，习惯不同，惟日本与我相类，其可补我不足者，惟选种、除虫及显微镜验病菌，不过数事而已，至是益恍然于一切学术，求之古人记述已足，固无待旁求也”。在这看来是明显的过头话中，反映了他晚年思想变化趋于保守，也带有解嘲的意味。[16]但是从中国传统农学作历史的考察，这种说法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首先中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确与欧美不同，尤其是近百年前的20世纪初差距更大，研究中国农学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同时，中华大地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历史极为悠久，我国古代农业技术曾居于领先地位，只是在长期封建统治下逐渐没落了。正如1898年浙江《海宁绅士请创树艺会禀》所说“乡民务农，而不知农之有学，其于辨土性、兴水利、除虫害、制肥料等事，懵然不知，古法相传，日就湮没”。[17]就文献记载看，在周秦之际留下的有关生态地植物学的论著《管子·地员篇》，是通过对各种土地地势高下、土质优劣、水泉深浅及其所生植物种类的实地调查，来判断土地的好坏对农业生产的利弊。[18]战国时期留下的《吕氏春秋》中保存了四篇古代农学论文：《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第一篇讲农政，后三篇讲农业技术。对于充分使用土地、改良土质、控制土地肥力、耕地、整地、播种、田间管理，都有极精辟的议论。如在黄河下游多盐碱的土地上农作，利用垄沟排水洗土的办法，就是对土地处理的重要措施；《审时》更详细地记述了各种作物得时和失时的各种情况，是对古代农业实践的总结，反映了战国时期对农业技术的重视。[19]《周礼》也有不少涉及先秦农业的记载，诸如农田耕作、水利、林木、养马、渔猎、防治虫害等，反映了当时农业科学已取得的光辉成就。如用动物骨汁处理种子；将田中杂草烧灰或沤腐作为肥料；农田设置排灌系统；重视马的牧养、训练和选育种马；合理安排仲夏、仲冬伐木；用火烤或水沤之法防治木材害虫等。[20]在时代更早一些的《诗经》里也有涉及先秦农学发展的记载。如西周留下的赞颂其先祖后稷的长篇叙事诗《大雅·生民》有“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是说后稷善于耕种，掌握考察土地办法，会选择益于耕种的土地，除去杂草，选用光亮美好而且肥大饱满的种子。可见传统农业中的辨土性和选种有极其悠久的历史。同一篇诗中提到的作物中有黍的两个品种：秬和秠。稷的两个品种：穈和芑。春秋时留下的《鲁颂·宫》中更提到了黍、稷、菽、麦有早熟、晚熟，生长期长、生长期短等情况。另外，《生民》还反映出至少在西周时，农业上已实行条播，而且不同作物有不同的疏密等等。[21]此外，更为古老的与农业有关系的古籍还有《夏小正》，其记载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已开始注意到了农田的害虫、鼠害，对某些作物已有先育种后分栽的措施。[22]
总之，且不论《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较晚的农书，仅就以上先秦古朴的农学著作和有关记载看，我国农学和中华文化一样，有着自己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根基。我们当然不能妄自尊大、故步自封，而要吸取人类一切进步的文明成果发展自己，应该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向现代实验农学发展过程中中国农学的落后，但也不能因此迷失方向，割断历史。所以罗氏之说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且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修养，对传统农学进行了钻研，又考究了西方及日本的现代农学，所以能一下子抓住传统农学止步不前的症结所在，从而积极推进实验农学在中国的起步。在传统农学与实验农学的汇合点上，罗氏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