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
21世纪，距离我们只有短短几年了。处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学术界，普遍感到有回顾过去、瞻望将来的必要，于是学术史的研究受到愈来愈多的注意。尤其是20世纪的学术史，看来已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清末开始，中国的学术进入了根本变革的时代。由旧学向新学过渡，中学的改造，西学的传播，逐步掀起二三十年代的巨大浪潮。中国现代学术的各个学科，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拓建的，出现了许多作为学科奠基人的著名学者。其中影响重大，至今成果卓著的学科之一，是考古学。
谈到考古学，不少人认为中国古已有之。我们确实有着深厚的金石学传统，到北宋时已趋鼎盛，但这只是现代考古学建立的凭借。现代考古学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应该视为一种新的学科，不能与传统的金石学同日而语。新的考古学的传入，在中国建立和发展，是有一段艰辛曲折过程的，而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先驱人物，应首推罗振玉和王国维。
罗王之时，中国文物大量发现。1925年，王国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应学生会邀请作公开讲演，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现之学问》（《清华周刊》第350期，后收入《静安文集续编》）。他指出“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随之他在清华的讲义《古史新证》中，进一步将这种观点发挥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所说的当时四大发现，无一不与罗振玉的学术活动密切相关。在这部评传里，大家可以看到罗振玉怎样建议刘鹗编成第一部甲骨著录《铁云藏龟》；怎样通过实地考察，弄清甲骨的出土地点，并考定其为商都遗址；怎样从法国学者沙畹处得到斯坦因汉晋木简的材料，与王国维合撰《流沙坠简》；又怎样索取伯希和手中敦煌卷子照片，编印《石室秘宝》等一系列专书。至于罗振玉收购内阁大库档案之事，更是世所周知的。由于当时历史的原因，王国维所说的“发见时代”实际是文物流散的时代，而整理著录这些文物的工作，竟为罗氏所负荷。
1929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写道：“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蒐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并对“他关于金石器物、古籍佚书之搜罗颁布，其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也作了肯定。这无疑是公允的评价。
罗振玉1919年自日本归国，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请他讲授考古学，未能实现。那时，中国人还没有自己组织过科学发掘，现代的考古学尚未在中国确立，但罗振玉的一些研究已与传统的金石学有所不同。上面谈到的考察殷墟，便是显著的例子。他编著的古器物著录，不像许多金石书籍一样独重文字，如《古明器图录》等，别开风气之先。称他为中国考古学的先驱，绝非过当。
考古学在中国的奠立和发展，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开辟了全新的途径。中国考古学多年具有的特点，就是与历史研究密切结合。这种特点，在其先驱人物如罗振玉、王国维的作品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读这部评传，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考古学的这种特点是怎样从传统中得来的。借鉴先驱者的得失，也有助我们认识今后前进的方向。
这部评传的作者张永山、罗琨伉俪多年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考古。罗琨副研究员是罗振玉的孙女，自幼从学于其父罗福颐先生。家学渊源，他们来撰写这部评传，自然是最恰当的人选。书中对罗氏生平作了详细如实的叙述，恰如其分的评点，把重点集中在其学术生活和成就方面。评传的出版，对学术史研究很有裨益，相信读者会欢迎这部好书。
1995年7月31日
于北京紫竹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