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唯识述义》仅存一册，全貌难览，再加之兼程并进，急就成章，所以显得杂遝而粗略。尤为重要的是，此时的漱溟已渐由佛入儒，学术关注也由印度哲学和佛学转向了东西文化比较及儒学。所以，思想上的改弦易辙导致了他的唯识学研究之中辍，志趣已不在斯，只有草草收场。漱溟在停课后的第二年，求助于支那内学院，这样，熊十力就成为这门课程的继任者。熊十力在北大主讲唯识学，也是不循古人之规，且比漱溟做得更深入，也走得更远，用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易学和心学）彻底掀翻了印度佛教的理论基础，从唯识学的躯壳中蜕变出了他自己的“新唯识论”。[108]船山在《老子衍》自序中有云：“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衡诸斯语，熊十力比梁漱溟更当之无愧，同是从唯识学研究入手，同是试图有所发抒，但因熊十力的研究更深刻些，尤其是把握住了中印思想的脉络和根本，所以有效地改造和利用了唯识学的资粮，出色地转化了佛教哲学的内容。而梁漱溟虽有一点问题意识，也参照了西方哲学的某些内容，但终因缺乏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渗入，没有以儒道思想征稽之，所以无法深入，也没能引申发挥出更为深刻和独特的东西。他基本上是另作炉灶，去寻找一套新的路径，这就是比较文化的模式。所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可以说和唯识学有点关系，也可以说毫无关系；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唯识学却是绝对有关系的。
注释：
[1]有关梁家的先世，漱溟自述甚详。主要见《桂林梁先生遗书·年谱》、《我的努力与反省》，及《梁漱溟问答录》等书。
[2]见《桂林梁先生遗书》卷首。
[3]见《我的自学小史》，收入《梁漱溟全集》第2卷。
[4]见《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章。
[5]见《我的自学小史》。
[6]林毓生：《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见《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05页。
[7]见《我的自学小史》。
[8]见《清史稿·梁济传》。
[9]见《桂林梁先生遗书·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条所载8月25日和9月5日日记。
[10]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人，为梁承光旧友。梁济《小己记》中记云：“莱丈豪迈无伦，与先君少年交好。先君常称心服才士二人，一为钱萍矼，一为孙莱山……余为书启五年，虽未得其培植功名，而高风古谊慷慨照人，余实心感不能忘也。”见《桂林梁先生遗书·年谱》，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条所引。
[11]《桂林梁先生遗书·遗笔汇存》。
[12]见《桂林梁先生遗书·伏卵录》。
[13]《桂林梁先生遗书·别竹辞花记》。
[14]此文收入《漱溟卅前文录》。
[15]参阅徐志摩《读桂林梁先生遗书》一文。
[16]《答陈仲甫先生书》，见《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卷，第543页。
[17]见《寅恪先生诗存》。
[18]《思亲记》，见《桂林梁先生遗书》卷首。
[19]《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20]《谱后记》，见《桂林梁先生遗书》卷首。
[21]《谱后记》。
[22]漱溟年十七，独慕胡林翼、郭嵩焘，每称道其语。公喜曰：“是何其肖我少年时所为也！”为书以嘉之，赐字曰“肖吾”（见《思亲记》）。
[23]见《我的自学小史》。
[24]《我的努力与反省》，第16页。
[25]同上注，第14页。
[26]《我的自学小史·自学的根本》。
[27]《在晋讲演笔记（十篇）》之三，《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67页。
[28]漱溟与廖、王、姚三人结为好友，四人同到酒楼吃螃蟹，大喝其酒，以示庆贺。酒兴中，廖提议他们不必以大哥、二哥等相称，以避其俗；而是以每个人的短处标出一字来，以此呼名，借资警惕。大家都赞成，并请廖命名。廖给王的名字是“懦”，给姚的是“暴”，给漱溟的是“傲”。大家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廖一针见血，三字下得极恰当。最后，廖自名为“惰”，以示自谦和策勉。（见《我的自学小史》，及《梁漱溟问答录》第14页。）
[29]见《梁漱溟问答录》，第16页。
[30]《思亲记》，见《桂林梁先生遗书》卷首。
[31]见《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载《中国哲学》（第1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36页。
[32]《我的努力与反省》，第32页。
[33]《思亲记》，见《桂林梁先生遗书》卷首。
[34]《梁漱溟问答录》，第20页。
[35]《我的自学小史·初入社会》。
[36]《我的努力与反省》，第37页。
[37]《远生遗著》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卷，第149页。
[38]《自述》，见《我的努力与反省》，第76—77页。
[39]《社会主义粹言》已无存稿，内容只在1923年8月的一段讲演中有所提及。这段讲演后以《槐坛讲演》为题刊于《北京大学月刊》1387号（1924年1月16日），并收入了《漱溟卅后文录》（1930年）。
[40]《我的自学小史·激进于社会主义》。
[41]《槐坛讲演之一段》，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734页。
[42]同上注。
[43]《谈佛》，《正谊》1卷2期，1914年2月15日。
[44]《自述》，见《我的努力与反省》，第74页。
[45]《我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见《中国哲学》（第一辑），第343页。
[46]参阅《我和商务印书馆》一文，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47]漱溟民国初喜读章太炎的文章，“且惊服其学问之渊深”（见《我的自学小史》十五），故尔编纂了一册《晚周汉魏文钞》，时在1913年。原稿早已不存，只有两篇序保留下来。漱溟自序载《甲寅》杂志1卷9期（1915年9月10日），后收入《漱溟卅前文录》（1923年）。黄远庸序载1915年间的《国民公报》，后收入《远生遗著》卷四。
[48]漱溟责问黄远庸的信以梁鲲笔名刊出于《甲寅》杂志1卷9期（1915年9月10日）。黄在《致甲寅杂志记者》一文中做了回应，并于同月22日写信给漱溟，作进一步的解释（均见《远生遗著》卷四）。
[49]《谈黄远庸及其遗著》，见《勉仁斋读书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50]《究元决疑论·著者跋》。
[51]《谈佛》，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488页。
[52]鲁滂，今译勒蓬（1841—1931），法国医生和社会心理学家。著有《人类与社会的起源及其历史》、《群众心理学》、《物质进化论》等。他的《物质进化论》一书，由黄士恒节译部分，以《物质新论》为篇名，发表在《东方杂志》12卷第45号上。漱溟作于1915年的《楞严精舍日记》所参引者，即出该篇。《究元决疑论》又将旧稿列出，以做诠释。
[53]《究元决疑论·佛学如宝论》。
[54]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3页。
[55]《究元决疑论·佛学如宝论》。
[56]同上注。
[57]《究元决疑论·佛学方便论》。
[58]《谈佛》，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489页。
[59]《究元决疑论·佛学方便论》。
[60]章太炎《俱分进化论》云：“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他也。”“此善恶、苦乐二端，必并进兼行，即所谓俱分进化。”见《章太炎全集》（四），第386页。
[61]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漱溟所见为英国人乌格雷的转述。
[62]该“附记”作于1923年5月，于中主要检讨了三个问题：一是不应该以鲁滂之《物质新论》随便比附佛家论旨；二是所引据太炎之文章，本身多错误杜撰之处，不足为训；三是对苦乐问题的究讨根本错误，有导致出世主义的危险。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20页。
[63]《我的努力与反省》，第52页。
[64]《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94页。
[65]《梁漱溟问答录》，第30页。
[66]关于青春期的问题，艾恺在他研究梁漱溟的专著中，引用了新弗洛伊德主义者艾里克森的《人类迷信》中的一段话，略做说明。这的确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视角，文化人类学的基本人格理论及青春期研究的内容，均对省视梁漱溟1911—1917年间复杂而多变、困惑而痛苦的人生经历有所助益。因为这六年不仅对漱溟的一生来讲极为独特，而且对辛亥后的一批知识青年来讲也具有一定的时代典型性。
[67]《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44页。
[68]《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见《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69]《印度哲学概论·序》。
[70]《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29页。
[71]《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5页。
[72]同上注，第43页。
[73]《印度哲学史略》，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页。
[74]参阅《印度哲学概论》，第一篇第四章之一。
[75]《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60页。
[76]《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63页。
[77]同上注，第65页。
[78]同上注，第70页。
[79]《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74页。
[80]同上注，第75页。
[81]参见《印度哲学概论》，第二篇第一章之一。
[82]《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88页。
[83]马克弥勒，今译麦克斯·缪勒（1823—1900），英籍德国学者，近代宗教学的奠基人，著名东方学家、语言学家。他一生著述宏富，以编纂《东方圣书》贡献最大。《印度六派哲学》出版于1899年，漱溟所引可能是由许季上所转述而得以保留下来的内容。
[84]《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106页。
[85]多伊森（P.Deussen，1845—1919），德国哲学家，梵文学者。他的《奥义书：印度的宗教与哲学》一书讲吠陀学甚详，取诸《邬波尼煞昙》，分作神论、宇宙论、心灵论、解脱论四篇述之。漱溟所引四式，见该书神论篇神与宇宙章。
[86]《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112页。
[87]参见《印度哲学概论》，第二篇第四章之二。
[88]《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121页。
[89]见《印度哲学概论》，第二篇第六章之三“两家争持之辩解”的尾注。
[90]《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158页。
[91]《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166页。
[92]同上注，第167页。
[93]参见《印度哲学概论》，第三篇第三章之二。
[94]《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234页。
[95]同上注，第197页。
[96]同上注，第238页。
[97]哈特门，今译哈特曼（K.Hartmann，1842—1906），德国哲学家。他的思想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相似，都感染了东方的神秘主义色彩。梁漱溟在论述印度出世主义思想时，多处提及他，并以他和叔本华作为西方厌世论者的代表。
[98]《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247页。
[99]见《唯识述义》初版序言。
[100]《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269页。
[101]《唯识述义》初版序言。
[102]此处漱溟引了美国哲学家培里（B.Perry）在《现代哲学的趋势》（1912年）一书中的分法，将海克尔（Haeckel）称为素朴的自然哲学家，将毕尔生（Pearson）称为批评的自然哲学家。
[103]参见《唯识述义》，第一章之三“唯识学与西方哲学”。
[104]《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278页。
[105]《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280页。
[106]同上注，第315页。
[107]同上注，第318页。
[108]关于熊十力批判改造唯识学的过程，我在《熊十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有兴趣者可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