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底和1970年初，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对〇八三、〇一一、〇六一三大工程指挥部相继实行军事管制（到1973年结束），1970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派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三线工程基本建设，迅速稳定了局势，建设才得以恢复。
（二）“文革”后期三线建设取得的成就
1970年，国家提出了在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四五计划”）期间，要狠抓备战，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色、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总要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三线建设的继续开展。
1971年9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调整建设步伐，明确三线建设不再铺新摊子。不久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三线建设又较为顺利发展起来。因此，1971年前后，贵州三线建设出现了第二个高潮，除了继续进行搬迁企业的工作外，重点是续建和改建、扩建国防科技工业、煤炭工业、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的大中型项目以及进行铁路建设。1971年是贵州三线建设中安排基本建设投资最多、新增生产能力最多的一年。全省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6.35亿元，超计划11.9%，比上年实际增长32.6%。1972年，国家针对经济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粮食销量、工资总额和职工人数“三个突破”的问题，对年度计划的安排进行了调整，强调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三线建设的地位开始改变，建设规模转向收缩。但是，由于贵州的建设项目已全面铺开，客观上还无法进行很快的收缩。到年底，全省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1.48亿元，超计划12.5%。
1973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计划额比上年实际减少了33.7%，中央有关部门也开始撤走建设人员。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和建设人员的减少，全省绝大多数在建项目被迫作了调整，有的削减了单项工程，有的缩小了建设规模，有的确定延长建设工期。这一年，全省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7.54亿元，比上年实际减少34.3%，1974年，全省基本建设规模继续收缩，有9个在建项目被列为停建或缓建项目，已列入“三五”计划和“四五”（1971—1975年）计划而未动工的建设项目，也都被压缩不再开工。全省全年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只有5.45亿元，其中中央直属项目完成3.58亿元，占65.7%。1975年各部门进行整顿，生产建设情况有所好转，但全省实际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也只有6.85亿元。1976年，全省安排的34项大中型项目都是继续进行扫尾工程。全年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6.02亿元，其中中央直属项目完成3.89亿元，占64.6%。
这一时期，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严重冲击，但不少科技人员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坚守岗位，坚持科学研究，仍然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贵州三线建设的主要成就及其影响
三线建设在贵州历经了十多年时间，所取得的成绩是突出的，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为贵州的大开发奠定了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客观的一些因素，三线建设也存在规划不科学，项目的布局有盲目性等问题。
（一）三线建设的主要成就
据1964年至1976年的统计，全省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98.93亿元。其中，中央直属项目完成76.37亿元，占72.2%，地方项目完成22.56亿元，占22.8%。13年中，全省新增固定资产54.24亿元，相当于1950年至1963年贵州新增固定资产的3.49倍。这一时期的建设主要是生产性建设，13年中全省完成的生产性建设投资为87.36亿元，占总投资的88.3%；完成非生产性建设投资11.57亿元，占总投资的11.7%。基本建设任务完成得最多的是工业部门（主要是重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主要是铁路建设）。在13年内累计完成的基本建设总投资中，铁路建设占18.1%，国防科技工业占17.5%，煤炭工业占14.7%，电力工业占8.9%，冶金工业占9.7%，机械电子工业占4.8%，化学工业占7.5%，建筑材料工业占1.9%。
经过三线建设，贵州的综合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产业结构有了很大变化。1978年与1965年相比，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由24.42亿元增加到46.62亿元，增长90.9%；国民收入总额由22.01亿元增加到41.62亿元，增长89.1%；地方财政收入由3.35亿元增加到6.26亿元，增长86.9%。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965年的62.4%下降为1978年的41.7%，下降20.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由23.1%上升到40.4%，上升17.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由14.5%上升到17.9%，上升3.4个百分点。
三线建设使贵州增加了一大批工业企业，改变了全省的工业布局和工业的内部结构，工业生产能力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工业基础落后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到1976年底，全省工业企业已有6798个，比1965年增加81.1%，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有1834个，增加19.3%，所增加的多数是大、中型企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达57.9亿元，比1965年增加5.54倍，职工达46.72万人，比1965年增加2.56倍。由于建设项目是以贵阳为中心、沿铁路干线两侧展开的，因而工业布局有了很大变化，贵阳、六盘水、遵义、安顺、都匀、凯里等已成为省内重要的工业中心。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国防科技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冶金工业、民用机械电子工业、化学工业等成为优势部门。国防科技工业的生产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先进、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型企业。
三线建设期间，川黔铁路、贵昆铁路、湘黔铁路三条干线相继建成通车，同时建成了湖林、开阳、水大等铁路支线，加上原已建成通车的黔桂铁路，到1976年，省境内铁路干线、支线通车里程已达1365公里，每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通车里程达到77.5公里，路网密度已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此外，一些厂矿还建成铁路专用线共123条，总长265公里。铁路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较大地改变了贵州交通闭塞的落后状况，加强了贵州与全国各地的经济社会联系。
在三线建设中，由于一部分科研单位、教学单位和一大批工业企业内迁，这给贵州带来了大批科研、教学、工程技术人员和大量较为先进的设备，迅速拓宽了贵州的科学技术领域，大大增强了全省科学技术方面的实力。经过三线建设，贵州的科学技术队伍已发展为包括中央各部属研究院（所）、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科研单位、地方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在内的“五路大军”，这是开创贵州经济建设新局面、促进贵州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线建设还给贵州城镇带来了发展机遇。为了适应三线建设的需要，贵州1966年恢复了安顺、都匀市的建制。随着新建铁路干线的通车、工业布局的展开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原有的一些城镇焕发了青春，增强了经济实力，同时新的城市和一大批功能不同、各具特色的工矿区也迅速形成，它们逐步成为一定区域的经济和文化中心。1978年12月，国务院批准将六盘水设为贵州的第二个省辖市。到1978年末，贵州的建制市已增加到5个，城镇人口增至323.97万，比1965年末增长了43.6%，城镇人口已占全省总人口的12.1%。
贵州人民为支援三线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贵州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全力以赴，积极支持国家战略布局，1965年4月21日，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办理国家基本建设用地征拨手续的通知”，征拨有关地区的土地给国防工业企事业建设单位使用，保证三线建设的用地需要。同年5月，贵州省委成立省委军工领导小组和省委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全省国防工业建设的组织协调工作。6月，贵州省政府决定将部分地方企业单位的厂址、厂房划给国防企业使用，以支持三线建设快速开工。同时，省国防工业领导小组还要求计划、物资等部门安排落实，为畅通基建材料提供保障。贵州各地方党委、政府与三线建设单位亲如一家，像战争年代支援前线打仗一样，组织当地群众浩浩荡荡开进工地参加三线建设，帮助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湘黔铁路作为党中央大三线战略的重要工程，1970年开始大规模建设。贵州湖南两省共动员了80万民兵进行会战，1970年9月起，贵州相关各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父送子、妻送郎，成千上万基干民兵队伍开赴湘黔铁路建设“大会战”的动人场景，在当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参战的民兵们历时两年，在条件差、待遇低的工作环境下，顶烈日、冒酷暑、战风雪、斗淫雨，硬是肩挑、背扛、手拉，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上百名贵州民兵牺牲在了“会战”的战场。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三线建设时期，建设者们表现出来的那种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那种勇于奉献、忘我劳动的精神。三线建设项目一般都摆在远离大城市的环境艰苦、交通不便的山区。而参加三线建设的干部群众，大多数都是来自生活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广大建设者胸怀对祖国的忠诚，心系国家民族的安危，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接到参加三线建设的调令后，短短几天时间，草草安排好家事，就告别亲人踏上了征程。到达目的地后，施工区既无住房又不通公路，不通水电。开始阶段，吃的是干咸菜，住帐篷、席棚或租用民房，有的干脆住在山洞里，以后又自己动手修建“干打垒”（用石料和泥土为墙的简易住房），生产上创“高标准”，生活上则自觉承受“低标准”而毫无怨言。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数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生活着，为了祖国的国防建设、工业建设贡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和聪明才智，创造了三线精神。三线精神凝聚了三线人在三线建设中高度发扬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它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是十分珍贵的。
（二）贵州三线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影响
三线建设主要是立足于战备需要进行的。为了应对即将发生的战争，就要抢时间、争速度。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三线建设来不及进行周密、综合、科学的规划，许多项目的布点和建设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目性。
第一，投资过分地向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倾斜，没有相应的把农业和轻工业搞上去，造成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形成“重工业越来越重，轻工业越来越轻”的现象。此外，过分强调“先生产，后生活”，三线建设非生产性投资很少，城市公用设施和住宅建设不能满足最基本的需要，致使许多企业和科研单位的职工住宅条件恶劣，生活十分不便。这既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又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第二，由于当时的形势，国家对三线建设的进程要求过快、过急，计划不周，对基础设施建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许多项目仓促上马，不能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工程建设是“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有的项目在定点时未经周密的地质勘探和自然资源、生产环境的可行性研究，盲目定点；有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不足，盲目施工；有的项目施工忽视工程质量。因此，留下了一些后遗症，造成了一些浪费和损失。
第三，在厂址选择上片面强调“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工业布点过于分散、隐蔽，企业为了在山沟里独立生存，不得不搞“小而全”“大而全”，尽可能做到配套成龙，一个企业一个社会，无城镇依托，形成“工厂办社会”的状况，企业负担沉重，对城市化进程推动不大，加之选点不当，环境恶劣，不少工厂后来被迫搬迁重建，造成较大损失。
第四，国防工业和为军工配套服务的民用工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地方经济和人民生活隔绝，加之军工企业产品单一，设备专用，分工过细，在军品减少或型号取消的情况下，转型难度很大，因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均受到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