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三线建设回顾及思考
◎田姝
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而进行的一次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牵动全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其投入之多、规模之大、动员之广、行动之快、时间之长，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改变国民经济布局的重大战略部署。重庆作为全国三线建设的中心城市之一，在建设过程中受益匪浅，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实力，加快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一、重庆成为三线建设重点地区的原因
1964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三线建设的目标和布局。其中包括：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设想，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材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器设备的基地；在机械工业方面，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规划了以长江上游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重庆由于自身较强的工业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
首先，重庆作为西南地区发达的工商业重镇，工业发展的历史较早，综合配套能力较强，特别是以机械、冶金、化工为主导的重工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远在巴国时期，重庆地区的手工业就具有了相当水平，能够生产铜兵器、陶器、铁斧、纺织品及伞子盐等产品。19世纪末的开埠使重庆成为中国西部地区近代工业最早兴起的城市，工业产品也由火柴逐步扩展到棉织、玻璃、采矿、航运、电灯等行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和内地200多家工厂随之迁渝，其中包括机器制造、化学、纺织、冶金等。重庆迅速成为战时中国大后方唯一的工业门类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现代工业得到一定程度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恢复重建和继续发展，进一步开启了重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
其次，重庆的兵器工业本身具有相当雄厚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从南京、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向四川重庆先后迁入并新建了一批兵工厂。当时除去东北，全国军火工业的大部分都靠重庆生产。重庆的几大老厂（望江、长安、建设、嘉陵、长江、江陵）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和“二五”时期对其进行了扩建，1956年又引进并消化了苏联的制式武器，实力更加雄厚。
再次，重庆地处长江上游，两江环抱，前有三峡天险，背靠大西南腹地，具有优越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能源条件；长江黄金水道直达中下游发达城市及东部沿海，为重庆的工业产品输出创造了条件；丰富的煤、天然气、铁、有色金属及各种非金属矿产资源为工业生产提供了能源和物资。为此，历来作为我国战略后方重要工业基地的重庆肩负起了三线建设的历史使命。
二、三线建设在重庆的几个重要阶段
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大致经历了1964年至1966年的建设高潮、1967年至1969年的基本停顿和20世纪70年代的恢复续建三个阶段。
（一）1964年下半年到1966年底是三线建设的决定性阶段
首先是沿海大批企事业单位的内迁。迁建主要采取整体搬迁和部分搬迁的形式。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到1965年底，从北京、上海、辽宁等12个省市迁入重庆地区60个企事业单位（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9页。）。其中，浦陵机器厂迅速迁建的经验，被西南三线建委作为典型，向整个西南三线内迁企业推广。大量的搬迁带来了交通运输的空前繁荣，因此交通项目的新建、扩建也同时加紧。1965年，国家对九龙坡煤炭和钢铁码头进行了扩建，还投资新建了李家沱和苗儿沱机械化作业线码头，已有的朝天门红岩码头和江北打鱼湾码头也新建了机械化作业线。1966年，重庆市第一座跨大江的城市公路大桥——嘉陵江大桥建成通车。交通运输状况的改善，促进了重庆三线建设的发展和生产能力的开发。
其次是常规兵器工业主体部分建设任务的提前完成。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的建设，主要包括长安机器厂、望江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空气压缩机厂、长江电工厂、嘉陵机器厂等老厂的改扩建和红山、庆岩、红泉、晋江、青江、华川、红宇、青山、华江、长风、益民、虎溪、庆江、渝州齿轮等一批机械厂及研究所的新建。在建设过程中，有计划地推行厂社结合、工农并举和老厂带新厂的方法，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确保重点项目的完成。仅1965年一年就打了15个国家安排的“歼灭战”项目（鲁大东：《重庆地区三线建设情况汇报提纲》，重庆市档案馆资料1001-16-78。），同时在建的三线重点建设项目共107个，投资达2.5亿元。（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9页。）到1966年底，常规兵器工业新厂的建设和中央各部为重庆兵器工业配套与配合的项目，基本完成计划。这样，原定3年建成常规兵器工业主体部分的计划，提前一年左右基本完成。
此外，与兵器工业基地配套的大批船舶、电子、航天国防工业和冶金、化工、机械等工业项目也是在这三年间开工建设的。如1964年11月，重庆汽车发动机厂引进了法国贝利埃公司MC640高速大功率柴油机生产技术，为红岩CQ261重型军用越野车配套；1965年3月，以马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为主，鞍钢设计院配合新建了重钢刘家坝中板厂；1966年12月，六机部正式批准了川东造船厂、重庆造船厂和涪陵快艇厂的建设计划，在永川、江津、涪陵、万县沿江一线，相继开始了船舶工业基地建设。
（二）1967年至1969年底是三线建设的基本停顿阶段
由于“文革”的干扰破坏，全市工农业总产值锐减，重庆乃至整个四川的三线建设基本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三线建设兵器工业指挥部也不复存在。重庆是“文革”武斗的重灾区，各造反派在大规模武斗中动用了重机枪、大炮、坦克、装甲车、巡逻艇等武器，一些大型国防企业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东风造船厂等的军械库和成品车间的弹药被造反派抢来用于武斗，并向社会扩散，造成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1968年1月5日，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在向国家建委报告时说：“‘文化大革命’已经使西南瘫痪，三线建设已无法开展工作。”（汪红娟：《“文革”时期三线建设述略》，《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10月第26卷5期，第112页。）
（三）20世纪70年代是三线建设的恢复阶段
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武装冲突，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6月，中央召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亲自督促、主抓恢复三线建设工作。12月，中央对四川若干问题进行了批示，提出恢复四川三线建设，并成立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随后，市革委也成立了重庆地区三线建设分组。1970年4月，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召开了关于部署三线建设的“七〇四”会议。于是，从1970年开始，三线建设得以恢复进行。
为了尽快克服“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损失，适应三线建设的需要，市革委于1969年对三线重点工程安排落实了8个“歼灭战”项目（《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长江上游经济中心重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1970年招收了部分家居城镇的高小毕业超龄生进厂当工人，以充实重点建设、三线建设和军工厂矿，并提出在市机械、交通系统进行自制汽车、自制机床、产品配套、化肥设备等4项“歼灭战”的规划（胡大牛：《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与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178页。），还编成了《重庆市“四五”国民经济计划发展纲要》；1971年中共重庆市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号召全市人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1973年制定了加强轻工业发展的规划。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和这些年来基本建设投资不断膨胀并过分集中在重工业方面，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出现严重失调现象，国家为了加强对基本建设的管理，压缩规模，调整投资方向，因此对三线建设的投资逐年减少。从1973年起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工作是进行原有项目的续建、收尾配套。重庆地区这一阶段兴建的大型项目主要有襄渝铁路、四川维尼纶厂等。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三线建设走上“调整、改造、配套、挖潜”的新路。此后一段时期，嘉陵摩托的成功开发，松藻煤矿、天府煤矿相继成立矿务局，大大增强了企业活力。重庆经过大三线建设形成的工业实力，也因此不断进步并持续稳定发展，在西南地区和四川省占据了重要地位。1980年，重庆市实现工业总产值占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1/5、占四川省的1/4。（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三、三线建设得以迅速推进的保证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但整体国力还较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大规模的三线建设顺利推进并达到高潮。
（一）建立了有高度权威的领导指挥体系
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集中力量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5年初颁布《关于西南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批准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李井泉任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任副主任，委员由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云、贵、川3省负责人担任，以后又增加彭德怀、钱敏任副主任。其主要任务是：领导和督促检查中央各部负责的基建项目按国家要求的规模、质量、进度进行建设；领导和督促检查各有关省、市在人力、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等方面对各建设项目的支援；领导和督促检查由各省、市负责的地方建设项目的进行。此后，根据中央指示，其下又设立了重庆地区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由五机部副部长朱光任总指挥，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任副总指挥，具体负责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
（二）对重大项目实行现场党委领导下的指挥部和政治部制度
为了集中力量打好“歼灭战”，在浦陵机器厂打“歼灭战”试点取得初步经验后，各重点建设单位普遍取消了甲乙方承包制度，建立了由建设、施工、设计等单位和当地党委组成的现场党委，在其领导下进一步设立现场指挥部和政治部。其一般由建设单位负责同志担任党委书记，施工单位负责同志担任指挥长，实行统一领导、集中指挥、分工负责、协同作战。凡参加现场工作的单位，都归现场党委和指挥部领导，实行一套机构、一套人马。这种制度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比较高效的，它强化了党的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多头领导、各自为政的局面，对加快三线建设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三）统一的物资供应体制
当时中央物资部在西南设立了三线物资指挥部，在几个大地方，如重庆、成都、自贡设立了地区物资局。重庆地区物资局不归重庆市政府管，直属中央物资部，打破传统行政区划来组织物资供应，消除了行业、地区的界限，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如红岩机器厂的中型项目，通常要五六个人采购统配物资，但实际上按照“划转指标，就地就近统一供应”的方式，只需配备一名采购员。因此，尽管三线建设时期使用那么多的物资，却从未见采购员满天飞的现象。这些都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建设上的高效，在体制上的一些创新。
（四）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
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始终得到了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许多领导人都曾先后视察过重庆。早在1964年11月作出三线建设决策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薄一波等一行32人就曾来渝视察。1965年9月24日，周恩来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访渝时，专门抽出时间在潘家坪招待所部署白市驿机场扩建为二级机场的有关问题。此后，在前往武汉的途中，他又利用外事活动的空闲听取了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关于三线建设情况和经验的汇报，并作出许多重要指示。11月中旬，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到重庆视察军工企业，先后参观了建设、重钢、长安等厂，并在住所召集了5次会议主要听取有关三线工作的汇报，对重庆长江以南的高炮生产基地、长江以北的光学仪器和核工业基地、长江沿线的造船基地及配套的研究所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证，为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和机械制造工业基地的形成，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同年12月中旬，彭德怀作为西南三线建设副主任也对重庆地区的三线厂矿进行了视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