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安徽省某位高考状元曾坦言，70年代全国高考只有一个状元，大家都不炒状元。考试能考到第一名，肯定有天赋在，但过去的教育很均衡，有的人是天才，有的是靠外在学习条件好一些，譬如家里有知识分子，而现在是教育均衡的问题，鲜有农村状元出现，所以更该探讨教育均衡的问题。
欧阳觅剑说，十年前，文理科状元均出自县里，从农村走出若干位状元并不是很惊讶的事。师资也并没有完全集中在大城市，但近年来的现象却是：好老师和好学生都流向了大城市。
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2005年因联合31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统一30所名校高考分数线”而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因为刘海洋事件，很多人都把目光聚焦到了“教育公平”的问题上。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考配额存在地区差异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着，有专家曾为湖北的高分数线多次呼吁取消高考配额的地区差异，但是现在高考移民问题的出现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洪可柱说，最早的移民，大概从1982年开始。那时候他还在武汉市中建三局工作，一些职工到处借钱给孩子办北京或者上海的户口，那时候户口还不像现在管理这么松，而且要借5万到10万块钱去办，这么多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在湖北省仙桃市，教育系统内部有一个流传甚广的高考笑话，说的是2000年的一天，一位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仙桃民工遇见了工地的工程师，聊天时才发现两人都曾参加过1987年的高考。民工当年的高考分数比工程师高出50分，但在湖北省却落榜了。
“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仙桃市实验高中教高三历史的何老师说，“那个民工就是我同班同学的亲戚。”他也把这个笑话讲给他的学生听，并明确地告诉他们，高考就是他们人生的分水岭，他们的人生可以因为分数和别的地方的孩子不一样，“比如北京或者上海”，而改变。
何老师所在的仙桃实验高中不是一个重点中学，但即使在这里，老师也是和学生一样，5点就起床，5点半上早自习，晚上11点下晚自习。
实验中学门口，挤满了低矮的小饭馆和商店，老旧的租书店，以及高低错落的住宅楼。电线杆上和商店的玻璃柜台上贴着清华大学学生即将来演讲的大幅广告，广告语是“怎样规划你的人生”，宣传画上是在清华大学校门口张臂欢笑的学生。
相比之下，仙桃中学的校门要气派得多。这个中学在当地被称为“大学保险箱”，但即使是副校长关仁彰，在说到如果自己的孩子也是学习成绩中等的时候，他也立即回答说：“肯定也得想办法移民，走个好点的学校，就算是三万也得掏！”
他在谈到仙桃中学的经验时，不愿意多说，只用“学生刻苦，老师敬业”来形容。一位老师将这个说法具体为：“五点钟起床，十二点回家，凌晨一二点睡觉。”而一位高三毕业生将老师的办法总结为：“题要做‘熟’做‘透’，人要钢筋铁骨。”
“老师辛苦，学生更辛苦。”该校的教务处主任罗哲明叹气，说，“就算这是违背了教学规律，但最后高考要的还不是分数吗？没有高分怎么进大学，进名校？”
而从外界的反应来看，仙桃本地的高中老师也非常受外地学校的青睐，根据仙桃市教育局近三年来的统计，每年都有十几位高中老师被高薪挖走，多是到广东和海南以及福建这些沿海地区去带毕业班。
提到各省市分数的差距，关仁彰说：“其实老师和家长心里都很清楚，但是没法给学生讲，也根本讲不清楚。”
在武汉市的大街小巷踱步而过，不时地可以听到“噼里啪啦”搓麻将的声音。那些声音从挂着饭店招牌的小店和路边的桌子上传来，那里不时晃动着年轻的面孔，他们侧仰着头，叼着烟，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嬉笑怒骂声，被烟熏得发黄的手指，在牌桌上游刃有余。
“有的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就专门赚‘抽头’。”路边小贩解释说，他们让别人在自己家打麻将，然后抽成，每桌能收5块到10块钱不等。
一位55岁的武汉环卫工人说，在武汉市，考不上大学的年轻人没有工作是可怕的，因为即使大专和本科毕业的学生也很难找到工作。
即使是武汉市区的孩子，也常为上大学的学费而发愁，因为父母没有工作或者得病。更多的武汉农村孩子面对的是从高中就开始高昂的学费，如果加上生活费，一个学生一年至少需要5000元，这意味着很多贫困的家庭彻底放弃了让自己的子女跳龙门的希望。他们不读高中，而成为餐馆的服务员，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但他们比父辈知道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他们很无奈。
一些孩子的父母在城市里被称作“民工”或“农民工”，很多人在翠绿的珠三角、长江三角洲中那些数不清的工厂里每天工作15小时、每周7天、每月心甘情愿只挣600元地生产着火机、鞋帽、空调、微波炉、玩具，将它们充斥到各地的小商品市场与超市中。而这也很可能是这些孩子的前方路途。
据一位颇为熟悉当地情况的老师介绍，在湖北的教育史上，小小的仙桃曾经颇具传奇色彩：1987、1988、1989、2003年，湖北省高考文科状元均出自仙桃市。每年都有孩子从这里走向清华和北大。在近20年的时间里，清华和北大在湖北的录取总数仅为北京考生的五分之一，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和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考生高160分，最高时能达到220分。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国家正义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最高学府公正地向各地国民敞开大门。但现实是，这里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要比北京或者上海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
“什么叫公平？我觉得，人在哪都能考进清华北大才叫公平，不过啊，这简直是做梦。我就支持‘移民’！”路边，一位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大声地回应采访。
其实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河北、江西、山西、陕西这些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不是要求中央给特殊政策，只要求平等机会，法律上公平，政策上平等。北大、清华是中国的北大、清华，不是北京市的北大、清华；教育部是全国的教育部，也不是北京的教育部。投资北大、清华的资金是全国人民上缴的税收，人人享有上北大、清华的权利，但供给和需求之间有严重的缺口，唯一最公平的办法只有考试，同样的是试卷，同样的分数线，考上的人服气，没考上的人也服气。如果说真需要什么特殊政策的话，那也是向弱势群体倾斜，比如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不仅是城市与城市间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同样地，越来越多的高考状元出自大城市，这不得不印证了城市农村之间教育不公平的客观现实。近十年，农村、小城镇几乎罕见高考状元，这与1977年我国刚恢复高考时的情况截然不同。
教育本是为了改变命运，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但为什么扩大了社会差距？大学名校招收的新生中，农村的比例不断下滑，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有人甚至这样质问：教育的公平性在不断恶化，中国其他的制度都在逐渐走向公平，为什么教育就不能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对此认为，这不仅是状元等高分考生的问题，所有重点大学里出身农家的学生比例都大大降低了。这一方面是个社会公正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国家的发展也会产生很大的阻碍。如果我们国家的“精英”队伍里大多数人都没有农村生活经验，那将是这个国家的巨大灾难。
走出去？
当年不少被人羡慕的“高考状元”在社会的发展中，最终被大浪淘沙，成了平庸者。这是中国应试教育苦果极端典型的代表，也说明“好学生”不等于“好人才”。
而美国的名校对所谓的“高考状元”多是不太重视，如果一名高中生仅凭考试的高分数，而其他表现平庸就能进入哈佛，哈佛大学恐怕会被社会舆论吵翻天。
据新浪一篇名为《美国名校为何不重视“高考状元”》的博文介绍，美国的大学招生体系中实际上没有“高考状元”这一概念，大学在招生中第一项指标是考核学生的学识基础，学生考试的分数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与“一考定终身”不同的是，学生考试的分数只是大学考虑录取的基础，既不是唯一也不是全部。在美国，能够反映学生学业水平的数字指标，或“硬指标”只有两个，一是学生在高中四年的学业平均成绩，二是全国性的考试SAT（或是ACT）考试成绩，如果SAT考试类似中国高考的话，SAT能考满分就应该可以称作“状元”。在美国的华裔家庭，经常会听到某某孩子SAT考了满分，但报考哈佛大学等名校，结果却是不被录取。如果只会读书，而无创造性，这样的学生不会被看好。
而哈佛大学最经典的录取学生例子是一个出生在贫寒之家的女孩，她的母亲靠捡垃圾为生，这个女孩没有抱怨自己的父母为什么这么穷，而是立志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她读书很用功，但更关键的是，她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看到了社区中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助，女孩在自己课余时间做义工，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身边的穷人，后来这名女孩被哈佛大学录取，成为哈佛大学广纳人才，贫寒子弟亦可跃龙门的典型例子。
哈佛大学一名校长曾谈到该校喜欢招收什么样的学生时，他这样回答：“社会对一流高中生的赞美并不局限于好的课堂成绩，而是多方面的。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是，所有孩子，无论其家庭出身，也无论上哪一所学校，都必须有机会充分实现他们的潜能。”机会平等必须意味着追求卓越的机会平等，对平等的要求绝非意味着对平庸的容忍。这并不是精英主义，“我们必须给予我们的学生，所有学生，能接受最好教育的机会”。
2008年申请哈佛大学的学生超过2.7万人，而录取率只有7.4%。许多人的成绩十分优异，SAT考试中取得满分的学生大有人在，但最后还是被淘汰。
而哈佛大学也许更愿意录取这样的学生：俄亥俄州雪克黑茨市哈沙维布朗高中的爱丽娜·奥聂思凯斯基一直关注着水污染，选定解决金属离子污染水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在3000个小时的屡败屡战后，她终于发明并申报了自动微电子化学传感装置控制电镀系统的专利技术。这一技术可以有效地减少电镀时排入水中的金属离子。她还是西门子—西屋科技竞赛地区决赛选手；英特尔科学英才半决赛选手；校世界事物联合国俱乐部主任；校报主编；疗养院志愿者资深协调人；丹麦人在二战**大屠杀中帮助犹太人的历史的研究者。
第二个例子是，匹茨堡福克斯切派地区高中的迈克尔·米尼克创作了四部音乐作品，其中两部为情绪忧郁症患者筹得4000美元善款。他被《匹茨堡邮报》评为2000年最雄心勃勃的新一代音乐家，曾任校报总编、校社团主任等职，最后哈佛大学将其录取。
不论哈佛大学录取贫寒家庭女孩的例子还是“高考状元”可以走红的现象，这背后影射的是最深层的教育理念，即公平教育机会。
中美教育均强调要有公平性，但如何实现公平却是走不同的路。美国大学录取当然十分重视中学生的学习表现，但同时更关注学生的创造力和服务社会精神，综合考量是重要的手段。
中国的高考体制最初有利于挑选人才，但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升学压力之下，也唯有靠分数来衡量学生的素质。无数例子证明，在中国，应试教育很难被打倒。在权力、金钱、人情、关系充斥的环境下，分数成了教育机会均等唯一的“硬”指标，能让贫寒弟子出人头地只有学习好，考试拿高分才可以与邪风去抗衡。谁都知道综合性考核学生是大学招收优秀高中生的一种好方式，但这些综合性考核的标准有很大的随意性，有太多的人为因素，最后，有多少人会相信他的公平性？“唯分数论”一直是其致命弱点。
“高考状元”成不了杰出人才而全军覆没，恰如大浪淘沙，在历史的潮流中，大浪淘下的有时不仅是垃圾，有时金子也会被淘汰。
一条新闻显示，一名中学生在四川地震后自愿当志愿者，他在震区隐瞒了16岁的年龄，而以成年人的身份在灾区奉献自己的光和热，成为灾区年龄最小的志愿者，后被美国九所大学同时录取。
有人质疑，为什么中国最一流的大学不录取他，难道这样充满爱心，关心社会、勇于奉献的学生不是优秀人才？难道只有美国大学才会发现？在应试教育面前，如果中国的名牌大学能录取这名学生，难道不是向成千上万的中学生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分数依然重要，但好的人才标准不仅仅限于能考高分。社会需要专业的人才，社会更需要对自己民族负责的人才。
教育机会本应均等，但我们难以决定河流的走向。中美两国国情虽不同，但如何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的干扰，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选人才，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