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雷[3]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各地都在以不同方式进行纪念。
著名作家李春雷一反传统，避开伟人、名人和重大题材，多次深入到华北抗日战场原址，采访了数百位当年战斗在最基层的“小人物”：教师、医生、演员、乡绅、小贩，甚至罪犯，并用精细的笔调、独特的视角，从人性底处和各个侧面写出了他们的琐琐碎碎，写出了他们的怯懦与坚定、脆弱与柔韧、踟蹰与勇敢，从而写出了发生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各自不同的抗日战争。
特别是在艺术表现上，作家充分发挥文字的力量和韵致，尽量原汁原味地去还原当年的气息和氛围，给人以新异的阅读感受。现选发其五——
南寺掌
被采访人张禄元：男，1921年10月生，井陉县测鱼镇南寺掌村人，1940年入伍，在晋察冀根据地“平东独立营”庞大队服役，1945年负伤回家，后从事教育工作。已去世。
南寺掌，是太行山里一个小村的名字。
井陉县城往南，走上100多里山路，有一处层层叠叠的山窝窝，玉壁垴、石壁垴、老婆坡、桃红垴、双门寨、大寨山、小圪山……这一群山峰，莲花瓣似地拱围着，极像一只蜷曲的硕大无朋的佛掌。不用说，佛掌心的山坳里，就是这个小小的村落了。在小村周围的山坡上，散落着三个佛寺，分别是南寺、北寺和万古寺，每个佛寺里都有成群的和尚，木鱼声声，禅悟日月。
南寺掌，这是一个怎样妙不可言的名字啊。把群山环抱喻作佛掌呵护，佛的掌心自然是天地间最安全、最温暖、最宁静的所在了。
山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野树和灌木，蓊蓊郁郁的，覆盖着整个夏天和秋天。秋黄的时候，一夜白霜袭来，满山的柿树上和酸枣枝上便挂满了一盏盏晕红的小灯笼，把整个佛掌映照得红彤彤。山民们就在这一盏盏小灯笼的光亮下，开始了金黄色的秋收，金黄色的玉茭，金黄色的小米、金黄色的柿子，金黄色的核桃，金黄色的土豆……
村里人也如这原始的玉茭、土豆、柿子一样，无党无派、无欲无求，自自然然地生息着。
已是民国年间了，新式教育开始了，山西的阎锡山在附近的县城里办了一所学校，征召有血气有文化的抗日青年入学，毕业后可以直接当军官。村里有一位上过三年私塾的青年张禄元，帅帅气气，精精壮壮，很是贵人相。私塾里的董先生怂恿他前去报名，将来必有前途。但他死活不去，宁肯在山沟沟里守着父母种田。
是日本人打破了这一涡千年的安适静谧。
1940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在小村南边的山沟里打了一仗，日本人在此地剿杀了一股抗日武装，而后把抓到的俘虏全部活埋了。山沟沟里全是人尸和骡马的尸体。砍掉的人头，发酵得像箩筐。被炸破肚皮的骡马，泪光盈盈地躺在地上。狼来了，狗来了，吃得浑身油光光，眼睛红红。山鹰也来了，嘎嘎地叫着，翅膀展开来，炕席一般大。
尸臭味恶腥，在佛掌里膨胀着、熏蒸着，梯田里劳作的村人用毛巾捂住鼻子，才能干活。
小村人震惊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目睹如此残酷的杀戮。
村里有一户张姓人家，家里有10亩地，3头牛，20多只羊，生活也算安泰。不料，刚届中年的男主人突然暴病去世，剩下50来岁的寡妻。女人哭得死去活来，执意要追随丈夫而去，只因小儿子还没有成家，她的人生任务还没有完成，才勉强苟活。她终日以泪洗面，不久之后就双目失明了。
女人为张家生下四个男娃，前三个儿子都已娶妻，不几年，就像土豆一样，繁繁茂茂地衍育下了三簇孙男嫡女。女人尤爱幼子，这个小儿子虎头虎脑，浓眉大眼，自小就惹人喜欢，后来又独独送他上了私塾，是村里最有文化的后生呢。正月里，小儿子终于定下婚事，姑娘是村里最有名的俊俏姑娘。
这个正沉浸在恋爱喜悦中的年轻人叫张禄元，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不肯上军校的后生。
他怎么肯去呢？他怎能离开瞎眼的母亲呢？他怎能舍下未婚的姑娘呢？
可是，就在他结婚的这一天，鬼子来了，把他的喜事全部搅黄了。
本来那一天，新媳妇应该是最漂亮的，穿红挂绿，修眉剪发，搽脂涂粉抹桂花油，香喷喷的。可那一天，她却不得不披散头发，脸上涂满锅黑，身上穿着最破最脏的衣服，颤颤抖抖地躲进了山洞里。那一天，日本人不仅冲散了喜庆的宴席，还用碾框砸死了一个村民，并且驱散了村外三个佛寺里的和尚，把寺院也放火烧塌了。
日本人进村后没有抓到人，就摧残牲畜，不是砍掉驴的前腿，就是割下牛的后蹄，再就是扎瞎猪的双眼，痛得全村的驴、骡、牛、羊、猪、鸡们昼夜号哭，破口大骂……
从此之后，整个小村都恨死日本人了。
离村50里的赞皇县黄北坪村驻着八路军，司令员是秦基伟。
私塾里的董先生对村里的后生们说，反正日子也不太平了，不如去参加八路。
可谁敢去呢？又怎么去呢？
别看大家说起来慷慨激昂，但真要去参军，却又贪生怕死了，都变成了缩头缩尾的乌龟。小村人毕竟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啊。
年轻人们聚在村公所的石头房子里，整夜整夜地抽烟，烟是茄子叶、花椒叶。满屋愁雾，却也拿不定主意，谁也不敢带头。
那天傍晚，像往常一样，大家正在呆坐，一个打扮得鲜鲜亮亮的新媳妇推门进来，冲着人群中的张禄元说：“你要是男子汉，就第一个参军！”
众人震惊，眼光齐刷刷地聚向这个年轻的妇人。
张禄元嗫嗫嚅嚅地说：“我走了，娘咋办？”
“有我呢！”媳妇坚定地说。
在媳妇的鼓励下，张禄元终于挺起了胸膛。
接着，张秋喜，郝贵来等人也陆续报名了。
从此，南寺掌的儿子张禄元第一个走出了佛掌，走出了母亲和妻子的视野，成为了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平东独立营”庞大队的一名战士。
山外的枪声不断，正义和邪恶在山坡上摔跤……
说也怪，自从儿子参军之后，双目失明的母亲的心也随着儿子走了。她再也不唉声叹气了，再也不寻死觅活了，她成了村里的抗日积极分子。虽然眼看不见，但她心里明亮得很，手巧得很。她没日没夜地做军鞋，为儿子做，为儿子的战友做，为儿子的部队做，好像那一双双军鞋就是一副副甲胄呢……
禄元媳妇也参加了村里的妇救会，后来竟当上了妇救会主任。妇救会的任务除了动员姑娘媳妇放脚、识字外，就是做军衣、军鞋。她赶着几头毛驴，从区里领回布匹和鞋样、衣服样的纸片，让几个精于裁艺的女人一一剪开，然后再分到家家户户。
领回来的布匹全是白土布，需要染色。禄元媳妇本是一个穷姑娘，从小缝补浆洗，什么都干过。染料从哪儿来呢？佛掌里的山坡上什么都有。灰色的用料是芝麻秆灰和柴草灰，土黄色呢？就用红胶泥，橙黄色的染料则是槐豆。
染布的过程就是用大锅蒸煮，煮到一定程度再加适量的明矾，进行固色。
婆婆埋着头，“呼哧呼哧”地拉着风箱。火光映着她的脸，虽然看不见丝毫光影，但她的心里透亮亮的。禄元媳妇呢，简直就是一个千手佛，投放各种染料，分批量、称比重、看火候……
火光熊熊中，水汽腾腾中，一块块土白布变了颜色，变成了石头的颜色，变成了大地的颜色，变成了树皮的颜色，变成了八路军的颜色……
风声紧的晚上，媳妇和村干部们在家里开会，婆婆就待在门外的胡同口，一边纳鞋底，一边听着来人。经过这几年的磨炼，她不仅摸黑纳鞋底双手如飞，而且听力异常灵敏，熟悉的人从身边走过，她马上就能听出来。小村人少，经常来往的人们，她几乎都清楚，陌生人就更逃不过她的耳朵了。
“娘，外边天冷，你快回来吧。”媳妇心疼地呼唤。
“孩子，你们说的都是大事，反正我也用不着灯，在外面给你们听听动静。”
……
1942年春天，禄元媳妇秘密入党了。
那个时候，党是不公开的，即使是党员，也是单线联系。可以公开的，只是抗日身份，因为日本人是全民族的敌人。共产党就不一样了，不仅抗日，同时反蒋，而反蒋就是反政府，不少人还固守着正统思想呢。所以，共产党的身份是绝密，在不少地方，兄弟两人同是党员，却相互不通透。
山里人都没有见过共产党，却都知道是共产党在幕后导演着这一出出抗日的大戏。共产党在山民的心中，是一股无比神秘、无比神圣的力量呢，或许就像是村边佛寺里供奉的一个个神灵的原身吧。
战争越来越激烈了，南寺掌越来越成为八路军稳固的后方。
1943年之后，抗日县政府搬到了离小村三里地的南沟，最让禄元媳妇振奋的是，八路军129师太行一分区司令员秦基伟也秘密把指挥所移到了南寺掌村东北侧的一处草房里。
天黑的时候，秦基伟偶尔穿着粗布衣服到村里转悠，有好奇的村民就走上前去，亲热地喊他“司令哥”。这时候，站在远处的禄元媳妇就连忙摆摆手，示意不要声张。晚上的时候，她就挨门挨户地向这些男人们嘱咐注意保密，连老婆孩子也不能说，更不能向村外人提起。
虽然小村里没有坏人，但不时有汉奸来村里活动，告密、暗杀、投毒事件时有发生。抗日领导人的安全是头等大事啊。
部队住的多了，需要的粮食也多。
开始时，军粮藏在南场的窑洞里，易受潮，生虫子。后来，禄元媳妇又当上了村里的粮秣主任。她在村内找了四间土坯房，用席子围成圆囤，小圈压大圈，大圈套小圈，把军粮放进去。最上边的粮食，用手抹平，加盖上印版。
什么是印版？就是请刻章师傅在一尺见方的木板上用正楷刻上“玉米”“小米”“谷子”等字样，盖在粮食表面，以防人偷。
后来，随着战局稳定，粮食储量越来越大，连外村的军粮也在这里集中存放了，她干脆就把土房门用土坯堵死，只留一个耳窗，往里倾倒。时间长了，土坯房受力不住，前面的墙壁被撑胀了，鼓着肚子，像一个骄傲的孕妇……
自从禄元参军后，禄元媳妇就与婆婆搬到一个炕上睡觉了。
冬天的时候，她每天晚上都帮婆婆洗脚。媳妇摸着婆婆的脚，婆婆摸着媳妇的头。她们都不说话，她们在互相鼓励呢。
儿子又来信了，禄元娘坐在门前的石头上，让媳妇念。
禄元在信中说，他又立功了，他要争取早日入党……
禄元娘叹息着，在心里念叨这战乱的日子何时到头啊。
她问禄元媳妇：“共产党来了就好啦，共产党是什么样子的呢？个个都是孙悟空吧。”
婆婆哪里知道，她的儿媳妇就是共产党员呢。
媳妇怔了怔，轻轻地说：“娘，我也说不好，慢慢你就知道了。”
说着，她看了看院外那一架架手掌似的大山。那是天地的手掌，那是正义的手掌，那也是善良的手掌……
1945年5月，日本投降前夕，张禄元终于回乡了。大腿骨里深嵌着一块弹片，他是三等乙级伤残军人。
他在村里筹办了第一所真正意义的学校，他也成了小村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教师。
在以后的几十年内，他把全部心血献给了小村的教育事业……
原载于《光明日报》2015年7月15日作品版
麦子熟了
被采访人王造林：男，65岁，原籍四川省自贡地区，国家经贸委退休干部，现居北京。本文主人公系其父亲，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已去世。
小麦怀孕了。
腹部亮亮的，鼓鼓的，羞羞地站在静谧的月光里。月光银粉一样弥漫在天空里和大田里，吸吸鼻子，有一种清香浓浓的味道。那是和平的气息，那是丰收的气息，那是生命的气息，那是希望的气息。但战争的脚步，仍是沿着麦垄间窄窄的小道，正在紧锣密鼓地走向夏季的火热。
北岳军区补充团供给科科长王胜，带着两个伤员在麦垄里爬了两天两夜，晚上的时候，才一瘸一拐地走进了阜平县西部的一个小山村，东寻西问地找到了村长的家里。前天，他们在山里运送军粮，被一伙日本兵包围了。一场恶战，部队被打得七零八碎。
村长黑着脸，低着头，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也许，正赶上他心境最败坏的时候吧。王科长请他帮助派饭，他总是固执地摇着头：
“夜黑了，村子小，部队多，派不过来啊。”
连年的战争和灾难，去年颗粒无收，家家都有饿死人，有不少人家逃到五台山西边去了。王科长用尽全身力气，忍住正在唤喊的肚子，凑上去，低声下气地说：“村长，行行好，可怜可怜吧。我不饿，只是躺一下，他们俩受了伤，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村长狠狠地看了他一眼，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仍是不言语。待一会儿，终于领着两个伤员走了。
虽是五月天气，夜风仍是有些寒凉，吹着浑身的伤口，像一群群马蜂刺蜇。
王胜怔怔地站在屋门口，不知如何是好。
村长的妻子，一个三十多岁的蓬头垢面的女人，正在晕黄的麻油灯下纺棉线。屋内还有两个十岁上下的男娃，一高一低，四肢和身板细细薄薄，枯瘦如柴，头颅和眼睛却格外硕大，像戏台上的小鬼儿。
灶台上的锅里，稠稠的，冒着浓烈的香气。那是这家人的晚餐。
王胜的肚子猛烈地吼叫起来。
对于这个八路军的突然到来，女人是极不欢迎的，这从她那紧绷的脸上，乜斜的眼中，可以看得出来。
王胜的头“嗡嗡”地轰鸣。相比较饥饿来说，他更需要好好地睡一觉。极度的困乏，使他已经顾不得一切细致的礼节，径直在纺车旁边空着的半个炕上就躺了下去。
两个孩子好奇地凑上来，伸出小手摸摸他的手枪。女人大吃一惊，愤怒地猛拉一把，吓得孩子张大了嘴，身子直哆嗦，赶紧退得远远的，像两只受到惊吓的小刺猬。
王胜使劲地笑一笑：“没事的，枪里没子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