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在干啥子呢？”谭二狗问。
“扯柳条。”叶一峰说，“你到这里来干啥子呢？”
“我给它洗澡。”谭二狗说，“昨天收工，我把它牵到这里来，想让它洗一个冷水澡，它狗日的，整死不下水。”
“这么冷的天，它肯定不想下水。”叶一峰说，“你是犁牛匠，这个道理你都不晓得？”
“我咋个不晓得它不下水？我只是想，这么冷的天，你都要下河洗澡，未必牛还不肯洗澡？它的名字都叫‘水牛’，就该下水。好，我不跟你说了。”谭二狗的眼睛在杜小鹃身上睃来睃去，“我问你，你是哪里来的？”
“我是哪里来的，要你管吗？”杜小鹃挺了一下胸脯，谭二狗退了一步。
“我就是要管。”谭二狗说，“你不要信叶一峰说的话，我不只是生产队的犁牛匠，我还是天顶公社六大队的基干民兵。我对认不到的人，就是要盘查。公社武装部胡亮华部长在开民兵大会的时候，经常给我们讲，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线（弦），要时刻绷，绷断了，接起来又绷。”
“她是我朋友，在城里的百货公司工作。”叶一峰说。
“你不要给他讲那么多，”杜小鹃说，“管你是啥子民兵还是啥子部长，管你的啥子线绷得断还是绷不断，我是有单位的人，要查户口，你到我的单位去查。依我看，你恐怕没得那个胆量。”
“我看你时常在我们这个地方晃过来晃过去。”谭二狗说，“我也没得别的意思，就是想晓得，你为啥子要在我们这个地方晃过来晃过去。”
“我来看叶老师画画。”杜小鹃说，“我们要把柳枝烧成炭条。叶老师用炭条给我画素描。”
谭二狗皱了皱鼻子。
“怪不得，你们要扯断这些树枝。”谭二狗说，“还要不要？我来帮你们扯。”
谭二狗扯下几根更粗一点的柳枝。叶一峰把柳枝折断，选了一些木质更老的枝条。他把枝条拿回家，用菜刀切成短截，把炼乳罐里剩下的炼乳倒进一个碗里，将截短的柳枝塞进炼乳罐。他把炼乳罐放进灶膛，点燃柴火。
杜小鹃站在灶旁，谭二狗也站了过来。他们看着叶一峰烧火。火焰舔着锅底，谭二狗揭开锅盖，里面早已煮好的冷红苕被烧热了，开始冒热气。
“哦，你吃这么多红苕啊。”谭二狗说。
“煮一锅红苕，吃三天，省事。”叶一峰说。
“你不吃菜？”谭二狗问。
“不吃。”叶一峰说。
“我有菜，我给你们拿来。”谭二狗说，“今天下雨，你们都在屋头打杵，我在犁冬水田，顺便抠了一些黄鳝。”
谭二狗跑出门，不一会儿，就提着一个酒瓶，拎着一大串黄鳝回来。这些黄鳝用铁线草穿过腮巴串在一起，它们还在挣扎，相互之间扭成一团。谭二狗一条一条取下来，放进水盆里，用剪刀剪断黄鳝头部下面的脊椎骨，黄鳝立刻就瘫软了。他剖开黄鳝肚子，拉出肠子扔掉，把黄鳝斩成短截子，用菜油和盐巴把黄鳝在锅里煎熟。他煎了一大碗黄鳝，黄鳝皮被煎皱了，冒着滚烫的油泡，散发出略带腥气的香味。叶一峰把红苕盛在三个碗里，他们开始吃晚饭。
谭二狗拔掉酒瓶的木头塞子，准备把酒倒进一只碗里。
“我不喝酒。”叶一峰说。
“我也不喝。”杜小鹃说。
“那我也不喝了。”谭二狗把酒瓶放在墙角。
杜小鹃夹起一截黄鳝，轻轻咬了一口，盐味浸入黄鳝的肉里，又鲜又香，“看不出来，你还这么能干。”
“那当然。”谭二狗说，“叶一峰的这个灶，也是我打的。好烧不？”
叶一峰点点头。
“那当然，不要以为打灶很简单，其实不然。灶打得不好，又费柴，烟子也大。不光是这些，我犁田也犁得好，还会做火枪。我做的火枪，打雀儿准得很，一枪轰出去，至少打几个下来。我还有一支步枪，是公社武装部发给我的，但它不能打雀儿，只能打人，打阶级敌人。”谭二狗说，“公社武装部长胡亮华很看重我，他要我侦查叶一峰。”
谭二狗突然不说话了。
“你说，侦查？”杜小鹃问。
“不是，好像是监……啥子东西，我搞忘了，反正就是侦查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谭二狗说，“胡部长要我经常来看一看。”
“看？”杜小鹃说，“看哪个？”
“看叶一峰。”谭二狗说，“看叶一峰劳动改造得好不好。我看了，给胡部长说，叶一峰改造得很好，每天都出了工的，下雨的时候，就到外面画画。胡部长跟我说，要看他画的啥子画，是不是‘封资修’的东西。我说，不是‘封资修’，他画的是生产队的田土，山坡，还有路和河。他画的是社会主义的江山。他就说，你给我盯紧点，一有情况就报告，发现他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就开他的批判会。你看，叶一峰来我们生产队这么久了，我们还没有开过他的批判会。上次开批判会，是去年了，是批判谭叔先，他的成分是地主，一直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满。一次，他和他的儿媳妇刘望云吵架，吵呀吵，他就端起床头的尿罐，把尿倒在他儿媳妇的床上。他的儿媳妇的成分是贫农，你想一下，地主把尿倒在贫农的床上，这是不是阶级斗争的线绷紧了？我们就批判他了。批判的时候，是我捆的他。老子背着枪，拿一根麻绳，把他的两只手捆得梆（很）紧。那天晚上，我们在生产队的晒坝里斗争他，因为白天要干活路，没得时间。我们把十多盏亮壶（一种油灯）点亮，挂在晒坝周围晾衣服的铁丝上，就开会了。我们全生产队的贫下中农都喊他交代最近又干了啥子坏事，他说没有干，我们就揭发他，有的人看到他偷了生产队一根甘蔗，有的人说，他打死了一条蛇，把它丢在月亮湾的水田里了，想让它的骨头戳穿下田干活的社员的脚。我们斗争到半夜，谭叔先说，他想屙尿。我们不准他屙，说，要屙就屙在你自己的裤裆里。你敢把尿倒在贫农的床上，就敢把尿屙在裤裆里。你把尿屙在裤裆里了，我们就散会。过了一会儿，谭叔先说，他把尿屙在裤裆里了。我们不相信。我从铁丝上取了一把亮壶，走到他的面前，用亮壶去照他的裤裆。我看见那里湿了一片，他真的把尿屙在自己裤裆里了。那次，我们就散会了。后来，谭叔先再也不敢把尿倒在他儿媳妇的床上了。”
杜小鹃盯着谭二狗。谭二狗搛了一块红苕塞进嘴里，不停地咀嚼。
“这两年，我们的批判会开得少些了。往回（过去），我们经常开，生产队里的‘四类’分子，都被我们斗争过。”谭二狗说，“叶一峰是一个好人，他戴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是，我们没有斗争他。我还给叶一峰说过好话。”
“你说的啥子好话？”杜小鹃问。
“有一次，我们在公社开民兵大会，主要是讲，嗯，要注意各生产队的四类分子最近在干啥子。会开完了，胡部长专门找到我，说有人反映，叶一峰每天都下河洗冷水澡。”
“又咋个？”杜小鹃问。
“胡部长说，你要注意他，把他盯紧点，经常到他的房前屋后转一转，看他收了工在干啥子。他每天都要下河洗冷水澡，冬天都要洗，这事就不那么简单了。很可能，他是在练习游水，准备有朝一日游到台湾去。”
叶一峰低垂着眼皮，一声不响地吃红苕。
“台湾和大陆隔了那么宽的海，叶老师游得过去吗？”杜小鹃说。
“是海？我还以为，台湾和我们只隔了一条河。”谭二狗说，“当时我就说，我们和台湾隔了那么宽的一条河，叶一峰肯定游不过去。胡部长就骂了一句：‘这个瘟猪！’当时，我还以为他在骂叶一峰，现在我晓得了，他是在骂我。叶一峰虽然是反革命分子，但他不是瘟猪。”
“反革命分子，我见过。”杜小鹃说，“我晓得他们是啥子人。”
“其实，叶一峰不像反革命分子。”谭二狗说，“他是我朋友。”
“你吃了叶一峰的红苕，当然要说他是你朋友了。”
“我也没有白吃啊。”谭二狗说，“我把自己的黄鳝拿来了的，我们算是打平伙。”
“你们吃的不是我的红苕。”叶一峰说，“是谭芝的红苕。”
“咋个会是谭芝的红苕呢？”谭二狗说，“你的红苕呢？我记得，分红苕的时候，你分得不比我少。”
“有人偷了我的红苕。”叶一峰说，“谭芝就把她的红苕借给我。”
“哦？”谭二狗说，“谭芝还要借东西给别人？”
“她借给我了。”叶一峰说。他用火钳从灶膛里夹出烧得焦黑的炼乳罐，放在屋檐下，舀了一瓢水淋在罐子上。滚烫的罐子发出“哧哧哧”的声音，冒出一团团蒸汽。叶一峰打开罐盖，取出黝黑的炭条。炭条是湿的，叶一峰把它们一根一根摊在纸上。
杜小鹃再次到叶一峰的屋子里，是半个月以后。那段时间，店子里很忙，杜小鹃每天加班装配新款的永久牌660MM轻便车，从早上八点钟到下午六点钟，中午有一个小时吃饭的时间，晚饭后，再加班三个小时。装配的工序早就被设计好，她只是机械地操作。她先装前后臂闸，将车架的前管挂在工作台的立柱上，在车架立叉的两个刹车座上，涂上黄油，将刹车臂套入刹车座，把弹簧插入刹车座中间孔内，用螺钉将刹车臂固定在刹车座上。然后，她再装齿盘曲柄、前叉、车轮。一个小时，她可以装一辆自行车。中午，杜小鹃用肥皂洗去手上的油垢，坐在沾满油渍的木头工作台旁边吃午饭。那是母亲早上给她做的，米饭和炒鸡蛋、腌白萝卜条，它们盛在一个搪瓷缸子里面。那一天，杜小鹃吃完午饭，在自来水龙头下面冲洗搪瓷缸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上次在叶一峰的屋子里吃煮红苕和油煎黄鳝的情景。她还想到了晾在纸上的炭条。
第二天上午，下雨了。杜小鹃把盛了午饭的搪瓷缸子放在自行车的车兜里，穿上雨衣，骑车到乡下。到云顶公社六大队六小队的那条路，她已经很熟悉了。到了叶一峰的房子外面，门开着，叶一峰正坐在灶前吃煮红苕。杜小鹃拿出搪瓷缸子，打开盖子。里面是米饭，上面浇了一层酸海椒炒茄子。
“你喜欢吃酸海椒炒茄子不？”杜小鹃问。
叶一峰的头突然埋了下去。他坐在灶门前的石头上，肩膀耸起，拿着碗的手在颤抖。杜小鹃担心他把碗里的红苕汤流到地上，轻轻地扶着他的手。这只手现在又干燥又温暖。
“哟，这是哪里来的仙女呀，下凡到我们这里了。”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谭芝一斜身子，倚在门框上，两只手抱在胸前，眼睛在杜小鹃身上溜来溜去，对叶一峰说，“你的红苕吃完了没得？你吃完了，就给我说一声，我又借给你。有我在，你就饿不了肚皮。我们是乡坝头的人，还是吃红苕才过得旧。吃白米饭，是城里人的事情，我们没得这个福分。你这个仙女，看样子，是吃白米饭长大的。”
“你吃的红苕，是她借给你的？”杜小鹃问。
“就是。”叶一峰说。
“你还有好多红苕？”杜小鹃问谭芝，“可不可以再借点给我们？我经常到乡下验车，有时就到叶老师这里来吃饭。我喜欢吃红苕。”
“哟，就‘我们’了？”谭芝说，“哟，妹子，假若你吃白米饭吃得不耐烦了，想我们乡坝头的红苕，我就再借点给‘你们’。‘你们’要借好多呢？”
“你有好多呢？”
“你想借好多呢？”
“五十斤。”
“那好。”谭芝说，“等会儿，我喊刘国清背一背篼红苕倒在你的窖坑里。我那个背篼，装满了就是五十斤。叶一峰，你要记清楚，你已经欠我一百六十五斤红苕了。”
那天下午，刘国清从谭芝的窖坑里装了一背篼红苕背到叶一峰的窖坑边。谭芝的窖坑离叶一峰的有十几米远。刘国清揭开用干枯的苞谷秸秆做的窖坑盖，把红苕倒进去。红苕铺满了窖坑底，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酒味。
“你们看好哈。”刘国清对跟在他身后的叶一峰和杜小鹃说，“我把红苕倒在你们的窖坑里了的哈。”
等刘国清离开后，杜小鹃跳进窖坑。她捡起一个红苕，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从头发上取下钢丝做的发夹，在红苕上刻了几个字——“叶一峰”。发夹的尖头穿透红苕皮，深深划进去，苕浆从刻痕里冒出来，像一粒一粒白色的珠子。刻完一个，她又捡起一个红苕继续刻。叶一峰向她伸出手，要拉她出来，她摇了摇头。
“你先回去，你给我煮晚饭。”杜小鹃说，“我天黑了再走。”
“天，天黑了再走？”叶一峰说。
“天黑了，我再走。”杜小鹃说。
“你骑车，要摔倒的。”叶一峰说。
“不会。”杜小鹃说，“我经常在夜里骑车。”
“你在红苕上刻啥子呢？”叶一峰问。
“你不用管，”杜小鹃说，“你先回去煮晚饭。你不想我饿着肚子骑车吧？”
叶一峰回到屋子里，从墙角一个木头柜子里取出一个布口袋，里面有几斤米。他舀了一碗米放进锅里煮。水烧开了，他从土墙上一个洞里拿出一个小陶罐，取下用橡皮筋束紧的纸盖子，用汤匙从罐子里挖出一点猪油，放进锅里。他还放了一点盐，然后改用小火，慢慢地焖饭。饭刚焖熟，杜小鹃回来了，叶一峰给她盛了满满一碗饭。没有菜，但饭里有盐有油。他们吃完晚饭，天已经黑了。杜小鹃用铁铲从灶膛里掏出发烫的柴灰，放进一个箢篼里，把箢篼提到叶一峰的红苕窖坑边。天上有月光，地面是朦胧的灰色。杜小鹃双手端着箢篼，把柴灰均匀地撒在小路上，一直撒到谭芝的窖坑边。柴灰撒完了，她拍拍手，从墙边扶正倚在那里的自行车，骑上它，蹬着车走了。
“我明天再来。”叶一峰听见她在黑暗中说。
第二天上午，杜小鹃骑着自行车来到谭家大院。院子里静悄悄的，社员都干活去了，只有几只鸡在院坝里走来走去，偶尔在地上啄一下。叶一峰的房门没有锁。她把自行车支在屋檐下，推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