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家不开口，赢家不准走。”朱世昌说，“现在，输家开口了，我们就可以走了。”
“哪个喊了你们走？”冯疤子说，“我是说，我身上没得钱了，但我屋头还有钱，我还要打。”
“你说的不是‘我身上没得钱了’，你说的是‘我没得钱了’。”刘三娃说。
“胡说八道。”冯疤子说，“我就是说的‘我身上没得钱了’。”
“好了，我们不吵这些了。”朱世昌说，“吵这些，一点意思都没得。熟人熟事的，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何必这么计较。我们打麻将，是为了好耍，不是为了这几个钱。冯疤子，你说咋个办，我们就咋个办。”
“你们等到起，我回去拿钱。”冯疤子说完这句话，认真地看了桌边每一个人的脸，然后站起身，出门了。
朱世昌、朱世忠和刘三娃坐在桌子边等冯疤子。他们伸懒腰，打哈欠，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朱世忠的烟瘾犯了，他摸了摸衣兜，烟叶用完了。他捡起冯疤子留在桌子上的烟叶，裹了一支烟。
半个时辰不到，冯疤子回来了。他坐在桌子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用草纸包着的东西。大家被镇住了，眼光齐刷刷盯在纸包上。
冯疤子认真地剥开草纸，露出一个拳头大小的物件，黑黝黝的，像一只碗，又像一个缩小了的鼎锅。
“你这是啥子东西哟。”刘三娃问。
“啥子东西？我冯家的传家宝。”冯疤子说，“这是大明宣德炉，真资格的。”
朱世昌拿过宣德炉，在手里掂了掂，翻来覆去看了一遍，又举起来，就着天井的亮光观察了一下炉底的楷体阳刻铭文：“大明宣德年制”。
“宣德炉，嗯。”朱世昌说，“这玩意儿，嗯，仿品多，你晓得不？”
“啥叫仿品？”冯疤子问。
“就是假货。”朱世昌说。
“不会假，不会假。”冯疤子脸上浮现出一丝轻蔑的笑容，“祖传的东西，真得很。”
“不见得。”朱世昌说，“宣德炉的仿品最多。你这个炉，多半是清代的东西。你说的祖传，最多是你爷爷的爷爷手里的东西吧。你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清朝的人，那个时候的人，最爱搞假了。你看，这香炉身上的包浆，干干涩涩的。真正的包浆是温润的，摸它的时候，像摸女人的手背。”
“你说那么多，我也懂不起。”冯疤子说，“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是想压价嘛。你说，这个香炉，抵好多钱？”
“最多五元。”朱世昌说。
“五元就五元。”冯疤子说，“老子不信，老子的手气就这么背。”
朱世昌把香炉搁在自己的椅子下面，数了几张钞票给冯疤子。
那一天，冯疤子的手气真的很背。半个时辰不到，他用香炉抵的五元钱又从他的衣兜里消失了。他把最后一张钞票扔给朱世昌，对他说：“我们出去一下，你陪我屙一泡尿。”
“奇怪了。”朱世昌说，“要屙尿，你自己去不得？要我陪？”
“就是要你陪。”冯疤子说，“我输了那么多钱给你，你到茅房陪我屙一次尿，总是应该的噻。”
“你们说，这个人有道理没得？”朱世昌对刘三娃和朱世忠说，“他屙一泡尿，都要我去陪。”
“应该的。”刘三娃说，“冯疤子是输家。输家不开口，赢家不准走。输家喊你去屙尿，你也应该去。”
“屙就屙。”朱世昌说，“反正老子也想撒一泡尿。走！”
去老祥云的茅房，要顺着茶房后面的石头阶梯向下走。石头阶梯又湿又滑，茅房在阶梯的尽头，茅房的外面是河岸。朱世昌和冯疤子站在便坑前屙尿。朱世昌解开裤裆，斜眼一看，冯疤子没有把尿屙到便坑里，而是冲到墙壁上，把木头墙板打湿了一片。朱世昌憋了一股劲儿，把自己的尿使劲向墙壁上冲。一股晶莹透亮的液体浇湿了木头墙板，但比起冯疤子打湿的那一片，还是矮了一截。
“你他妈的，打牌手气不好，屙尿的劲棒还这么大。”朱世昌说，“你专门练过的哇？”
“这个，倒没有专门练过。我屙尿比你屙得高，是因为我的阳气比你高，运气比你好。”冯疤子说，“你打牌的手气好，但阳气不一定高，运气不一定好。”
“你这话，啥意思呢？”朱世昌问。
“没得啥意思。”冯疤子说，“假若你肯借给我十元钱，我就给你讲一个消息。假若你不肯借，我就不会讲这个消息，你的运气可能就不会好。”
“搞了半天，你喊我来屙尿，就是为了向我借钱嗦？”朱世昌说。
“我向你借钱，是为了你好。”冯疤子说。
“你在说啥子屁话哟。”朱世昌说。
“你听了，就晓得是不是屁话。”冯疤子说，“我向你借钱，是为了救你。”
“怕没得这种说法哟。”朱世昌说，“有这种说法。”冯疤子说，“假若你相信我，就借给我十元钱，我们接着打麻将。假若我赢了，这十元钱就还给你。假若我输了，这十元钱，我就不还给你了。你肯借我这十元钱，我立马就给你说那个消息。你看，要不要得？”
朱世昌盯着冯疤子的眼睛。冯疤子的眼睛没有躲闪，而且充满得意的神情。朱世昌在衣兜里摸来摸去，摸出一把乱糟糟的钞票。他数了十元给冯疤子。
“现在，你给我讲那个消息。”朱世昌说。
“那个消息，就是，哼！”冯疤子清了清喉咙，“我有一个亲戚，名字我就不给你讲了。他还有一个亲戚，认识高峰砦的‘老山头’。”
“那又咋样？”朱世昌说。
“你不晓得‘老山头’？”冯疤子说。
“晓得。”朱世昌说，“老山头，是高峰砦的舵把子。”
“那好。”冯疤子说，“那我就不多说了。老山头把你看起了，他要把你当 ‘肥猪’。”
朱世昌浑身哆嗦了一下，几滴尿液抖出来，洒在他的皮鞋上。
“我说的话，没得半句假的。”冯疤子说，“你划得着，这个消息，你才花十元钱就拿到了。假若你被拉了肥猪，老山头起码要你老汉出一千元。”
朱世昌像木偶一样走到牌桌前。
“我不打牌了。”朱世昌说，“我要回家了。”
“你说走，就走得脱哇？”刘三娃说，“输家还没有开口哟。”
“我也走了。”冯疤子说，“今天让你们赢。下次，就没得这样的好事情了。”
朱世昌在回家的路上，可以用“失魂落魄”来形容，林译苇想象着几十年前发生在红土镇上的这件事情。为了写好这个章节，她查阅了一些资料，有《民国时期南江匪患特点》《四川匪患成因探讨》。她还查阅了二〇〇八年三月出版的《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面有一篇高远著的《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匪患治理研究》。这篇文章说，民国时期，四川匪患相当严重，具体体现在——土匪危害严重，匪患分布地区广，为匪人数多，清剿难度大。根据当时每月都有四川匪情介绍的刊物《四川月报》和有影响的报纸《新新新闻》统计，土匪的主要危害表现在抢劫财物、杀人放火、绑架“肥主”——后来在人们的口中演变为“肥猪”等方面。其中，《新新新闻》一九三七年八月至十二月份，有关匪患的报道达七十四条，每月平均报道近十五条；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十二月，匪患的报道有一百四十二条，每月平均近十二条。虽然朱世昌的故事发生在稍后一段时间里，国民政府也在努力剿匪，但匪患还是很严重。匪患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因为当时的人们生活资料太缺乏，也就是说，太贫穷。根据四川国民政府对“为匪原因”的调查，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因“生活逼迫”为匪的，其中有四年占第一位，超过了“蓄意为匪”、“诱惑”、“胁从”、“通匪渔利”等项。
每个人都在他自己的时代里生存，无法超越。林译苇想。每个人都被自己的环境界定，所以，朱世昌从老祥云茶馆里走出来，脑袋里仿佛空了。
朱世昌扛着空洞的脑袋走回家里，爬上自己的床，放下麻布蚊帐，倒头就睡。院子里有一只鸡在叫，他睡不着，现在应该是酉时了，他还没有吃晚饭，肚子有点饿。他听得到堂屋里碗筷响声和拖板凳的声音，还闻得到炒藤藤菜的香味。母亲在张罗晚饭了，但不会进这间屋叫他。家里人已经养成了习惯，吃饭不叫他。朱家就朱世昌一个儿子，但吃饭的人多，他们和长工短工一起吃。长工短工经常没有洗干净手脚就直接上桌，作为饭堂的堂屋里，老是飘着一股臭烘烘的大粪味，这也是朱世昌经常在镇上的饭馆吃饭的原因之一。
近段时间，堂屋里没有大粪的臭味了。自从田单岭和那个叫刘若木的城里老头买下红土镇粪站后，家里的短工都跑到田单岭的粪站挑粪桶去了，只剩下朱老八这个长工。没有粪站了，朱老八也轻松了许多，帮着家里照管镇上的几个杂货铺，在收租的时候，到地里看一看庄稼的长势，估一下产，再到佃户家里看一看。“早晓得这样好耍，早就该把粪站盘出去了。”有一次，他对朱世昌说，“我们在酒馆里喝酒的时候，陈七也不会嫌我了。”
“陈七好久嫌过你？”朱世昌感到奇怪。
“我们喝酒的时候，陈七给我倒酒，鼻子都要皱一下。”朱老八说，“他肯定嫌我是一个挑粪桶拉粪车的下力人。”
“你不挑粪桶拉粪车，身上也是臭的。”朱世昌说，“你看你，衣服好久穿伸抖过？老子送给你一双皮鞋，你才穿几天，鞋后跟就被踩塌了，你说，你像不像一个穿皮鞋的人？”
“那双皮鞋，是你早就踩塌了的。”朱老八的声音低了下来。
朱世昌扬起右手，朱老八的脖子立刻缩了下去。
“你给老子乱说。”朱世昌说，“老子要给你一买卖（耳光），你信不信？”
朱老八再也没有说过关于大粪臭味儿的话，堂屋里再也没有短工们吃饭时留下的大粪臭味儿，但臭味儿却留在了朱世昌的心里。这时，他才感觉到，自己真的缺少了什么东西。朱世昌很清楚，因为自己讨厌大粪，整天不管家里的事情，老汉才卖掉粪站，因为他再没有精力来管它了。近段时间，老汉经常念叨，他感到浑身无力，胸口痛得厉害，走路时，脚也是软的。老汉是一个凡事都要亲自动手的人，朱老八和短工们在镇上居民家里收粪时，他都要跟着去。他跟在朱老八和短工的身后，看着他们从居民家里把粪便倒在粪桶里，又倒进粪车，然后跟着粪车走到码头上的粪站，看着他们把粪便倒进粪坑。朱世昌一直想不通，大粪又不是米饭，未必还有人收粪的时候，偷偷吃上两口？现在，朱世昌晓得老汉为啥要把粪站转让出去了——他的脚也走软了，胸口也走痛了，他再也没有力气向前走了。不转让，未必还能喊儿子跟着那辆臭烘烘的粪车走哇？
没有了粪站，堂屋里吃饭的人也少了许多，朱世昌在饭馆吃饭的次数也少了下来。他经常在家里吃饭，他坐在桌子边，从一个陶壶里倒出两杯酒，一杯给朱老八，一杯给自己。老汉平时不喝酒，他只是大口大口刨饭，大夹大夹搛菜。朱世昌经常想，老汉像一头牛，干活累了就大口吃草料。家里很少打牙祭，老汉吃菜的声音和一头牛嚼草料的声音差不多，牙齿把嘴巴里的菜嚼得“咕咕咕”的。听到这种声音，朱世昌就要怀念陈七酒馆里的回锅肉和凉拌鸡。
朱世昌早就听说过老山头的传说。老山头的本名叫曾绍初，之所以叫老山头，是因为他的匪棚比周边的匪棚立得更长久。曾绍初原先是城里“大嘉利”酒楼的厨师，他最拿手的菜是豆豉火葱烧鲤鱼。后来，曾绍初和酒楼老板的妹妹好上了，老板非常不高兴。老板晓得曾绍初的表哥骆利森是乌云山匪棚的舵把子，就向县警察局长赵珊璧告发，说曾绍初是骆利森的钩钩。曾绍初被警察抓到局子里拷打了一个通宵，警察从他嘴里抠出了好多口供——这两年，楠江县城发生的几起赎金万元以上的绑“肥猪”大案，都是他当钩钩才做成的。警察局写了一份拿获重要匪犯的报告呈送省警务处，准备把曾绍初当作土匪结案。哪晓得，事情弄假成真了，曾绍初的表哥骆利森带着人在一个深夜跑到县里的看守所把曾绍初劫走了，他真的上山当了土匪。开头两年，曾绍初在高峰砦的棚子里给他表哥和兄弟伙做饭。由于他的手艺好，棚子的人都喜欢他。两年后，县府到军阀刘基陵的部队请来了一个营的兵力进剿乌云山，乌云山的棚子被打散，曾绍初的表哥被打死，几个兄弟伙跟着曾绍初逃到高峰砦，重新立了一个棚子，曾绍初当了这个棚子的舵把子，一当就是二十几年，落下一个“老山头”的外号。
第二天上午，朱世昌把自己关在屋里睡觉。他睡着了又醒来，然后又睡去。很多时候，他都是迷迷糊糊，不知自己到底睡着了没有。中午，他的母亲端着饭碗站在门口敲门，他只是说，不想吃饭。想吃饭时，会自己走出来。
说到吃饭，朱世昌感觉到一道白光在自己的头脑里闪了一下。他爬起来，穿上皮鞋，出门时，他看见皮鞋上蒙了一层灰尘，就从一块抹桌布上扯下一角，在上面唾了一口唾沫，把灰尘擦干净。他走到油坊街，冯疤子就住在这条街上。他站在冯疤子的门前大声喊：
“冯疤子，冯疤子！”
冯疤子端着一个饭碗出现在门口。
“你找我有啥子事？”冯疤子倚着门框，一双筷子无聊地在碗里拨来拨去。那是一碗红苕米饭，上面搁着几块酸萝卜，“现今，我不欠你，你也不欠我了。”
“你把这个碗放了，放了。”朱世昌挥挥手，“我们到陈七的馆子里头去吃油大（肉）。”
冯疤子迟迟疑疑地把碗放在窗台上，跟着朱世昌走。他们一前一后来到陈七酒馆。现在是未时，那些上午赶场的人在馆子里吃了午饭之后，已经纷纷散去，有两张桌子还来不及收拾，散乱着碗碟和残汤剩水。陈七在厨房的窗口看见朱世昌进来了，两只手在围裙上擦着，从厨房里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