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双眼睛不见了。吴国柱走过去，掀开帘子。洞穴里有一张用树枝搭成的床铺，一个老太婆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一床油腻的烂棉絮。一个小媳妇站在床边。小媳妇很瘦，穿一件打了补丁的蓝布衣服，脸庞却出奇地像画片上那位青年女子。吴国柱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在想自己是不是遇见了鬼。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这家人还待在火线下面。
小媳妇弯腰在一个土陶缸子里掏摸了一阵，手中多了两个白生生的东西。是茭白。她把茭白放在吴国柱面前一块石头上，又退了回去。
吴国柱猜想，这块石头是这家人的凳子，已经被摩擦得光光滑滑。茭白并排躺在上面，他没有伸手去拿。
“这里马上就要打仗了。”吴国柱说，“你们赶紧走。”
“你说啥？”小媳妇听不懂吴国柱的南方口音。
“你们马上走。”吴国柱说，“这里要打仗了。”
“我们走不了。”小媳妇说，“婆婆瘫痪了，我等男人回来。”
“你男人到哪里去了？”
“到城里卖鱼去了。”小媳妇说，“他打渔。”
这时，吴国柱才闻到一股鱼香味。鱼香味夹杂在炊烟里，有点刺鼻。他看见洞壁的一角用三块石头架着一口小铁锅，火苗舔着锅底，一缕淡淡的蒸汽缓缓上升，消失在洞穴的幽暗光线里。
天空响起一阵熟悉的尖啸声。那是高速飞行的炮弹划破空气时发出的声音。吴国柱本能地趴在地上。
“快趴下！”他对小媳妇挥挥手，“炮弹！”
洞穴被什么东西猛烈地震动了，一些沙土从洞顶哗哗地洒下来。沉闷的爆炸声从洞外传来，吴国柱这才意识到，洞穴里很安全。小媳妇扑下身子，蜷缩在她婆婆的床前，身子不停地颤抖。吴国柱跑出洞外，看见缓岗上硝烟弥漫，敌方正在用炮火攻击自己的阵地。他向阵地跑去，途中被草丛绊了一跤。他爬起身，头顶再次响起尖啸声。接着，他看见一团灰褐色烟雾在前面的洼地里升腾起来，烟雾中闪现出一团橘红色的火光，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从烟雾中飞溅出的泥块纷纷从天空掉下来。炮火向后延伸了，说明共军要进攻了。又是几发炮弹飞来，吴国柱趴在草丛中，扭头看去——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发炮弹在小媳妇居住的洞穴口爆炸，他想喊，却发不出声音。
这时，尖啸声又一次在他头顶响起。炮弹在他前面不远处爆炸的瞬间，他失去了知觉。
当他醒来时，已经是黄昏了。天空一片灰暗，几个穿土黄军装的人正站他的面前。一个士兵端起手中的七九式步枪，用刺刀拨弄了一下吴国柱的肩膀。
“这个家伙没有死。”士兵操着北方口音说。
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家伙没有死”的北方口音经常回响在吴国柱耳边。
由于没有死，吴国柱才可以在今后的岁月里回想往事。他经常想起那个洞穴里那口煮鱼的锅，放在石头上的茭白，还有那个小媳妇，当那一发炮弹在洞口爆炸后，她和那口小铁锅那两根茭白，与他在机枪阵地前连同野烟叶子一同燃烧了的画片中的那张女子的脸，变成了一个噩梦，经常侵入他的睡眠。
在以后的岁月里，吴国柱经常吃茭白，有煎素茭白，有茭白炒羊肉丝，还有茭白红烧五花猪肉。但是，他都没有吃出在洼地里找到的那根茭白的滋味。有一次，养老院组织老人到郊区一个农家乐搞活动，他在厨房的磨刀石上发现了两根刚洗过的茭白，不知是谁搁在那里的，与几十年前小媳妇放在石头上的茭白简直一模一样。吴国柱左右看看，没有人注意他。他迅速拿起茭白，藏在袖子里，走到屋子的拐角处，塞进嘴里咀嚼。他要再次尝尝几十年前洼地里那根茭白的味道。那清香味儿在口腔里乱窜的感觉又回来了。但还是有区别，现在的清香多了一分青草味，嚼起来，口感也更粗糙。他想象着，小媳妇放在石头上的那两根茭白，味道一定更好。他闭上眼睛，想象着这两根茭白就是小媳妇放在石头上的那两根。但是，感觉还是不对，味道还是不如洼地里的那一根茭白。他把这两根茭白吃进肚子，整整一个下午，他的嘴里都有一股青草味。
“你的嘴巴里有青草味。”养老院的郭老头用缺少一根食指的右手指着吴国柱，脸上挂着一丝奇怪的笑容。他说，“现在，你像一头驴。”
“这个家伙没有死。”
“现在，你像一头驴。”
一个北方口音，一个南方口音。吴国柱听起来，他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自己还活着，最重要的是，自己还能吃东西。朦朦胧胧，炊烟味硝烟味青草味伴随他再次陷入深深的睡梦。那支没有抽完的叶子烟从他手里滑落到床下的地板上，孤独地燃烧了好一阵子。
田单岭每天清早起床，带着朱老八和另外几个长工到各家各户倒粪便。
根据小镇居民的分布情况，粪便的价格也不同。红土镇的东头是全镇的高地，住的都是比较有钱的人。因为这里永远不会被河流的洪水淹没。西边是红土镇的低洼地带，有几条街道临河而建，每隔十来年，这几条街道就会被洪水淹一次。但这里是交通要道，来往的客船和货船都会在街道外面的码头上停留，上下客人，上下货物。所以，街面上有一间间空房子，一些需要周转的货物就放在里面，有麻线、盐巴、烟叶，还有大米、面粉和菜油。闲时就空着，地面长出薄薄的霉菌，老鼠在墙角跑来跑去。
镇西街道上还有一些酒坊、小旅店和杂货铺，杂货铺的货物主要是红糖、草纸、土布和水烟。那都是流动的村民聚集的地方，在夜晚住下来的人很少。那些产生粪便的人，都是红土镇的永久居民。镇西的居民最少，他们白天在街道上游走，下午就纷纷回家，镇南、镇北和镇东的居民最密集，但镇东的居民最有钱。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家每隔一天就要吃肉，所以，他们的粪便呈油亮亮的黄色，价格也最贵，田单岭每个月需要给户主送一筐蔬菜。但是，每户每月可以产十担粪便，卖到乡下去，每一担可以卖一角二分钱。
镇东也是饭馆最集中的地区，三条石板铺成的街道上，一共有十二家饭馆。饭馆后面是厕所，里面的粪便更廉价，田单岭每个月只需要给饭馆老板送一筐蔬菜就行了。而镇南镇北的居民基本上每隔两个场期才吃上一次肉，在红土镇，每隔三天逢一次场，所以，他们的粪便呈灰黄色。卖给乡下的农民，每担最多值一角钱。
粪便是农村最好的肥料。在农村的田地旁边，往往有一个粪坑。农民买来粪便，贮存在粪池里，再用清水勾兑，浇灌庄稼。有了粪水浇灌的小麦比没有粪水浇灌的小麦，每亩地要多收一百斤。每当运送粪肥的船来了，农民就把粪肥买下，囤在地头的粪坑里。没有粪坑的人家，往往会被人瞧不起。
林译苇的思绪从几十年前的红土镇回到现实中来。下班的时候到了，她收拾好便笺本，关上办公室的门，走进黄昏的阳光里。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林译苇一直想把这句闪烁着中国农业文明色彩的谚语具体化，想把它分解到已经逝去的农事里，理清粪肥在传统农耕方式中的地位。上午，她到市档案局查阅楠江市民国年间农业资料。在一篇名为《民国年间楠江农业成本、农户负担与剩余》的文章中，她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档案局有一台复印机，但她还是把所需资料抄到便笺本上。现在，除了办公室，就是家。这两个地方，今天上午她都不想去。在档案局抄写资料，正好让时间安静地流逝。而且，用手抄写资料，更有历史的质感。
这份资料由生产费用、农民家庭的剩余和楠江中等农户一年总收支及储蓄率等构成，一共有三千多字。为了抄写这些资料，林译苇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收获最大的是，她了解到了粪肥这个旧时的乡村商品在农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在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例——
农作物生产费用包括雇工费、耕畜费、种子费、肥料费、农具费、农舍费等项。一九三〇年，楠江中等农户平均每亩生产费用一元九角八分钱。当时楠江一亩地粮食收获价值为八元一角钱，所以，生产成本相当于其产值的四分之一。在农户实际支出的每亩生产费一元九角八分钱中，种子费用最高，占百分之三十；雇工费次之，占百分之二十九；再次为肥料费、农具费等。
这份资料没有具体列出肥料费的数据，林译苇估计，它的比重应该占百分之二十以上，即每亩的费用是四角钱左右。资料显示，楠江市的耕地面积约五百万亩，从理论上计算，所需肥料费为二百万元，这也是当时楠江的肥料市场总量。
三年来，田单岭每天早上带着朱老八和几个短工收集粪便，一直到太阳升上半空。他们把收集到的粪便倒在河边的粪池里，那里是周边几个镇的粪肥中转站，他们用粪车和小木船从邻近的乡镇把粪便运来，贮存在粪池里。朱代普每天都在这里验粪收粪。他坐在一把油纸伞下面的太师椅上，一边抽水烟，一边打算盘。他那几根像香肠一样的肥胖手指灵活地拨弄着黑色的算盘珠子，发出嘀嘀嗒嗒的声响。每当有粪车或粪船靠在码头，他就会起身查验粪便的质量，从粪便的颜色和稠度上来判断粪便的价值。在朱代普面前，没有谁能够在粪便上做手脚。
作为粪肥的粪便，有三种类型，它们分别装在不同的粪池里。一种是尿水，一种是尿水与大便混合在一起的粪便，一种是纯大粪。尿水和混合粪适宜做追肥，纯大粪适宜做底肥。纯大粪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粪饼，一种是粪干。粪饼是粪干拌和着草木灰做成的，方便运输，虽然肥力不如粪干，却是最好的底肥，因为它里面的草木灰可以保护种子，防止病虫害，每担的批发价可以达到两角钱。粪干最贵，它可以做底肥，也可以做追肥，每担的批发价能够达到三角钱。但粪干最容易做手脚。当初，田单岭跟随朱代普做粪肥生意时，亲眼看见朱代普怎样识别做了手脚的粪干。
那是一车从桑园镇运来的粪干，重量是一千斤，朱代普应该给车夫何老拽两元钱，却给了他一元五角钱。何老拽生气了，把那几张纸币甩在地上。朱代普慢吞吞地说：“你的粪肥掺了假，按照规矩，我一分钱也可以不给你。”
何老拽梗着脖子，指着粪车说：“你凭啥说我的粪干有假？若是有假，我包赔！”
“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怎样赔。”朱代普叫他把车上的粪干放到一个小粪池里，剩下的一点放在一个粪桶里，叫人挑来一挑清水。他把手中的水烟袋搁在太师椅上，把清水倒进粪桶，捋起袖子，伸手在粪桶里搅了一阵子，把粪水倒在地上，剩下一些黄乎乎的东西沉淀在桶里。
“你来看。”朱代普招呼车夫，“你自己说，这是粪干呢，还是泥沙？你打算咋个赔呢？如果你赔不起，就把它吃下去，我也认账。”
何老拽把头上的草帽使劲压了压，遮着半边脸。他捡起地上的纸币，低着头，拉着车走了。田单岭赶紧用清水给朱代普冲洗胳膊和手。
“朱大爷，你的眼睛太神了。”田单岭说，“你是咋样认出来的呢？”
“还愣起，你这个呆子，还不给老子拿块洋碱来！”朱代普对站在旁边的朱老八吼了一句，然后对田单岭说，“洒在粪车进粪口的粪肥，那颜色不对，黄得不自然。你如果细看，那里面就有泥沙。进粪口有泥沙，粪车里的粪，跑不了也有泥沙。其实，我的手伸进去一搅拌，就感觉到了泥沙。有泥沙的粪干，搅的时候更滞手。我要让他耍的把戏露出马脚，才用清水透给他看，让他心服口服。”
朱代普洗干净了手，又拿起水烟袋。田单岭用打火石打燃了草纸捻，给他点燃水烟。
“朱大爷，现在洋火这样方便，你也该换换了。”田单岭说。
朱代普乜斜着田单岭，“你成天跟着朱世昌混，说话也没有人味儿了。你洋火，几多钱一根？我纸捻，几多钱一根？都是点烟，用得着烧钱吗？”
自从自己做了生意之后，田单岭才真正明白，朱代普太精明太节俭，所以缺乏人缘。没有人缘，生意就做不大。再加上他那个败家的儿子朱世昌，朱代普这个红土镇的大户，一天一天变成“小户”。
因此，田单岭血脉中不安分的因子越来越活跃。这个身材高大、不到十八岁的年轻人站在红土镇的街道上，从人来人往中看出了人们的需要，从洋碱洋火中找到了商机。他沿着粪车的车辙，沿着运送粪肥的航道，直接从农业社会里走出了一条商品之路。
几个月前，田单岭离开朱代普，不再给他收集粪肥，不再撑着木船沿着河流把粪肥卖给农家。
田单岭在红土镇的东头租了一间房子做自己的生意。他把洋碱、洋火、牛角梳、圆形玻璃小镜子和洋布、钢针、丝线、胶鞋摆在木头架子上，赶场的农民就用狐狸皮、果子狸皮、草鹿皮、麂子皮、山羊皮来换这些洋货。如果没有野物的皮，他们还可以用天麻、当归、黄芪来换。一个下雨天的上午，一个打赤脚的农民站在店铺的门口，从一个布口袋里摸出一个拳头大小的黑乎乎物件，想用它来换一块洋碱。田单岭没有见过这玩意儿。
这个玩意儿是铜做的，像一只小碗，但边沿有两只耳朵，底部有三只小脚，还有一个方框，里面圈了几个字，田单岭一个都不认得。他把这个玩意儿在手里掂了掂，转身从货架上取了一块洋碱。
“便宜你了。”田单岭说，“你这个玩意儿，盛汤也盛不得，盛饭也盛不得，我都不晓得拿来有啥子用处。看你走得辛苦，我拿块洋碱给你，你回家后，把弄脏的衣服好好洗一洗。”
他把洋碱递给农民，将这只小铜碗放进货架的最下面，来到后院。
他在院子里拉了几根绳子，上面挂着许多野物的皮毛。在院子一个角落，他还用木头和稻草搭建了一个棚屋，按照刘若木大爷的指点，他对皮毛进行粗加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