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份对人性的现实感使麦迪逊深感政府的权力不能集中，集中之后，以人性的自私自利，必然会有暴政的出现。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固然会造成独裁专制，集中在大多数人手里，也会产生欺压少数人的民主专政。阻止权力集中的最好办法就是“权力分置，互相制衡”这一制度。他认为，有了这种制度之后，社会上各种团体结党营私也无妨，因为他们自私自利的行为可以互相抵消，互相牵制，而公共利益因之也仍然可以实现。易言之，一个个自私自利之人结合在一起可以化为一个完善的群体。[9]“权力分置，互相制衡”这一制度的妙用就在此！
麦迪逊这些想法日后变成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时至今日，美国立国已逾两百年，这部宪法显然是一部可以行之久远的基本大法。而其所以能行之久远的一个重要原因，则不能不归功于美国“[10]开国诸父”当年的幽暗意识。
（二）近代自由主义对权力的警觉
前面曾经指出，18世纪以后，西方自由主义的人性论，因为启蒙运动的影响，时时呈现浓厚的乐观色彩；许多自由主义论者都认为人可以变得十全十美，人类社会可以无限地进步，但是，正视人性阴暗面的现实感并未因此消失，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中仍然有其重要的地位。这份现实感，虽然有不同的来源，但毫无疑问地，西方传统的幽暗意识是其重要源头之一。欧美知识分子，本着这份幽暗意识，对人类的堕落性与罪恶性，时时提出警告，对自由主义在现代世界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陷阱，时时唤醒警觉。这是近代自由主义很重要但常受人忽视的一个层面。我们可以英国19世纪的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为例证，对近代自由主义这一层面稍作说明。
阿克顿是英国19世纪晚期的大史学家，出身贵族世家，是一位天主教徒，他对史学最大的贡献是创编有名的《剑桥近代史》。与许多大史家一样，他有其独特的史观。在他看来，自由是人类最珍贵的价值，而人类一部历史也就是这价值的逐渐体现。但他并不是一位单纯的历史乐观论者，他与当时的许多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不同，他并不认为人类的历史和未来就是一个单线的进化；对于他而言，自由在历史体现的过程，是迂回的、曲折的、艰难的，当他回视人类的过去，他所看到的是血迹斑斑！黑暗重重！因此作为一个史学家，他说他无法一味地肯定和歌颂人类过去的成就，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他必须批判历史、控诉历史。
阿克顿爵士这种对历史的看法是来自他基督教的背景。这种对历史阴暗面的敏感和正视，他归功于基督教原罪的观念。他曾借着别人说的一段话来表明他对基督教幽暗意识的感受：“[11]一个基督徒由于他的信仰，不得不对人世的罪恶和黑暗敏感。这种敏感，他是无法避免的。基督教对人世间罪恶的暴露可以说是空前的。我们因此才知道罪恶的根深蒂固，难以捉摸和到处潜伏。基督教的神示（revelation）一方面是充满了慈爱和宽恕，另一方面也恶狠狠地晾出了人世的真相，基督教的福音使罪恶意识牢系于人心……他看到别人看不见的罪恶……（这种）原罪的理论使得基督徒对各种事情都在提防……随时准备发觉那无所不在的罪恶。”
基督教的幽暗意识不但使阿克顿爵士对历史的种种黑暗面有着普遍的敏感，同时也使他对人世间权力这个现象有着特别深切的体认。在他看来，要了解人世的黑暗和人类的堕落性，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因素就是权力。从来大多数研究权力的学者认为权力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它本身无所谓好坏和对错。因此要谈权力的道德意义，必须落实于权力行使的具体环境，就这具体环境然后可予权力以道德的评价。但是阿克顿爵士却并不采取这样一个看法。因为人性本具罪恶性，权力，既然是由人而产生，便有它无法消解的毒素。
从上面这种权力观，阿克顿爵士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地位越高的人，罪恶性也越大。因此教皇或国王的堕落性便不可和一般老百姓同日而语。他曾经很斩钉截铁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大人物几乎都是坏人！”在这样一个思想背景之下，他写下了那句千古不朽的警句：“[12]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不但位高权重的个人有受权力腐化的趋势，就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也时有这种危机，因为占大多数的群众（majority），仗恃他们的人多势众，投起票来，稳操胜算，常常会利用这种势力欺压凌暴少数人（minority）。这是现代民主制度所常见的内部危机，而阿克顿爵士早在19世纪即有此警惕！诚如他说，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使他“对各种事情都在提防，随时准备发觉那无所不在的罪恶！”
二、幽暗意识与儒家传统
前面提过，幽暗意识并非西方传统所独有；在世界所有古老文明中，几乎都有它的存在，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只是幽暗意识表现的方式和含蕴的深浅有所不同而已。但这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却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只准备作一个简单的讨论。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传统对人性的看法，从开始的着眼点就有不同。基督教是以人性的沉沦和陷溺为出发点，而着眼于生命的赎救。儒家思想是以成德的需要为其基点，而对人性作正面的肯定。不可忽略的是，儒家这种人性论也有其两面性。从正面看去，它肯定人性成德之可能，从反面看去，它强调生命有成德的需要就蕴含着现实生命缺乏德性的意思，意味着现实生命是昏暗的、是陷溺的，需要净化、需要提升。没有反面这层意思，儒家思想强调成德和修身之努力将完全失去意义。因此，在儒家传统中，幽暗意识可以说是与成德意识同时存在，相为表里的。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原始儒家已可清楚地看出。要谈原始儒家，当然从《论语》开始。从正面看去，整个《论语》一书被成德意识所笼罩。[13]但是换一个角度去看，周初以来的“忧患意识”也贯串全书。孔老夫子，栖栖皇皇，席不暇暖，诚如他所说，是因为“天下无道”。但是细绎《论语》中“天下无道”这一观念，可以看出忧患意识已有内转的趋势，外在的忧患和内在的人格已被联结在一起。这内转的关键是孔子思想中“道”的观念。“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中这些显而易见的话，已清楚地显示：孔子所谓的道，已不仅指外在超越的天道，它也意味着人格内蕴的德性。透过这一转化，孔子已经开始把外在的忧患归源于内在人格的昏暗。易言之，《论语》一书中已非完全承袭周初以来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已渐渐转化成为“幽暗意识”。
孔子以后，幽暗意识在原始儒家里面有更重要的发展，主要因为成德和人性之间的关联变成思想讨论的焦点，荀子在这方面的思想当然是最为突出的。他的性恶论就是对人性的阴暗面作一种正面的抉发。但荀子思想的影响，对后世儒家传统的形成，尤其就宋明儒学的主流而言，不够重要，重要的是孟子，可是孟子在这方面的思想却是相当间接而曲折的，需要一点分疏。
谈到孟子，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他对成德这个问题是采取“正面进路”，他的中心思想是个人成德之可能，因此强调人有天生的“善端”，本此善端，加以扩充，便可成德，于是而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结论。不可忽略的是，孟子这种“正面进路”和乐观的人性论尚有另外一面。不错，孟子是特别强调人的善端，但他同时也深知这善端是很细微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个“几希”固是孟子对成德采取乐观之所本，但也道出了他对人性的现实感。而就是本着这份现实感，后世儒者像王夫之才有“君子禽兽，只争一线”的观念；曾国藩才说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这种警语。
因此，我们可以说：与孟子之乐观人性论相伴而来的是一种幽暗意识。尽管这种意识表现的方式常常是间接的映衬，或者是侧面的影射，它仍显示孟子对人性是有警觉、有戒惧的。只有本着这份警觉与戒惧，我们才能了解为何《孟子》一书中一方面肯定“人人皆可为尧舜”，强调人之趋善，“如水之就下”，而另一方面却时而流露他对成德过程的艰难感，为何他要重视“养心”“养气”等种种的功夫。最重要的是他的幽暗意识与他乐观的人性论相糅合而造成他思想中另一重要层面，《孟子》里面有一段话很清楚地点出这层面。“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孟子认为人之自我有两个层面，一层是他所谓的“大体”，一层是“小体”。孟子有时又称这两层为“贵体”和“贱体”。从《孟子》一书的整个义理结构来看：“大体”和“贵体”是代表天命之所赐，因此是神圣的、高贵的。“小体”和“贱体”是代表兽性这一面，因此是低贱的，倾向堕落的。这显然是一种“生命二元论”，是孟子人性论所表现的另一义理形态。
这种生命二元论，是整个儒家传统形成中的一个极重要发展。[14]它是了解宋明儒学思想的一个基本关键，同时也是了解后者所含藏的幽暗意识的一个起足点。当然这并不是说宋明儒学在这方面没有受到其他的影响。无可否认的，大乘佛教进入中国后，它所强调的无明意识，直接间接地加深了宋明儒学的幽暗意识。但是后者在表现幽暗意识的方式上，仍然与大乘佛教有着基本的不同，因为佛教的无明观念，像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一样，对生命阴暗面是作正面的彰显与直接的透视。但是宋明儒学，至少就其主流而言，仍然大致保持原始儒家的义理形态，强调生命成德之可能，因之对生命的昏暗与人世的缺陷，只作间接的映衬与侧面的影射。这是宋明儒学幽暗意识的基本表现方式，而这表现方式就是以孟子生命二元论为其理论的出发点。
宋明儒学，本着孟子生命二元论，再受到大乘佛教和道家思想的激荡，就演成它的“复性”思想。“复性”观念的基本前提是：生命有两个层面——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现实。而生命的本质又是人类历史的本原状态，生命的现实又是人类历史的现实过程。于是在这种前提上便出现了对生命和历史的一种特殊了解。生命的现实虽在理论上不一定是昏暗，却常常流为昏暗。因此由生命的本质到生命的现实便常常是一种沉沦。依同理，人类历史的本原状态和生命的本质一样，是个完美之境，但在历史现实过程中却时时陷入黑暗。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就形成了复性观的主题：本性之失落与本性之复原；生命之沉沦与生命之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