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凶猛】
假如一个人快十五岁了，还没正经读过一本书，或者甚至连小人书也没读过，假如他的“处女读”是《水浒传》会有什么结果？再假如，其时正赶上“黄帅事件”“反师道尊严”会怎么样？还有，在漫长的如石器时代的小学如果他一直处于压抑状态……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会怎样？
俗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为什么要“少”不能读“水浒”？有没有人追问过《水浒传》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成年人就可以读吗？当然，不是说不能读，而是“水浒”或“三国”从“人学”角度真的算是文学吗？它们和“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在非“人”上它们占了我们多少文化基因？我们和这两部书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些都是不能深想的。
1974年，我十五岁时，读了我人生的第一本书。我记得当《水浒传》放在我枕边时，我有好几天都没碰它。我已习惯了没书读，习惯了书从来和我无关。那时院里的小伙伴文庆和我睡一屋，我们家平时没大人，平时院里许多孩子都到我们家和我就伴睡过。文庆比我大一岁，已能读厚本的字书。那个许多年前的夏夜，文庆在我身边读《水浒传》，也让我读，可我翻了翻就放下了，就好像我不属于人类。此外书是竖排，繁体，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版的，为“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实际上是批周恩来。那时哪知道这些，就知道可以读四大名著了，当然书的一角仍标为“内部”。
我还是愿让文庆给我讲书，他给我讲过《平山冷燕》《桥隆飙》，好像还讲过《大刀记》，我都特爱听，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特别冷绛雪和山黛两位听得我心旌摇荡。我让文庆给我讲“水浒”，文庆懒得讲，就给我读。读和讲不一样，读着读着我竟然睡着了。
这次，文庆死活不给我读了，让我看。没办法，“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让我心痒，想知后面的事，有天下午，我奇迹般地在书中找到这段硬是读起来。那个午后，一切都太神奇了，我竟然读懂了，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我感到了书的魔法，尽管已十五岁，我有时竟分不清现实和书，我觉得我在同鲁提辖一起拳打镇关西，与武松一起血洗狮子楼，与拼命三郎石秀一起跳楼火烧祝家庄，同李逵一起杀虎，一起骂：“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后来我当了班里的“军体委员”，虽然也招了安，但我觉得我比宋江强多了……
此后一发不可收。我大体读的都是武侠小说，有时一读一个通宵。我总是不断找发黄的竖版繁体字的“古书”，读完还讲给同学听，以至班里的女生悄悄给我起了“考古”的外号。我一点也不反感这个外号，我对班里的女生从来不理不睬，总是摆出一副望天的样子，古板，深不可测，女生给我起的这个外号事实也含有这个意思，能感到其中的费解与神秘。
1975年，经常地，在上学的路上我和几个同学凑几分钱，到商店买七八支烟，有时在铁胳膊胡同，有时在九道弯，我们靠着墙斜挎着书包吞云吐雾，吐烟圈，一个，两个，三个，看着数。我吐得不是最圆的，后来有一天一个同学说你们丫臭大粪，现在女的才吐烟圈儿呢，男的都吐烟棍穿女的烟圈。我们欣然接受，不再吐烟圈，改吐烟棍。可烟棍实际上更难，别说再穿烟圈了，我们谁也没做到，后来不了了之。
我们几个都剃了光头，叼着烟，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着。
班里从农村转来一个学生，姓关，我们都叫他“关农”。关农的家住大栅栏附近，有一次关农说胡同里几个小子劫了他，我们一听火冒三丈，立刻出动，带了家伙，一帮人就去了他们胡同，到了挑头的那小子家，把那小子臭揍一顿，还砸了他们家东西。不断换班主任，谁也教不了我们班，教不长便忽然消失。后来一个从东北兵团回来的家伙接了我们班，一米八几的个子，往讲台上一站，不像老师，像威虎山的人。姓星，我们叫他“腥鱼”。开始我们一伙掂量了几天，没敢动。他说的话有些是黑话，我们听得出来，琢磨如何应对。当然不能就此罢了，只是看。有一天我们一伙人中的L被“腥鱼”随便找碴儿训了一顿，让L滚，L不出去，“腥鱼”动了手。忍无可忍，我喊了一声：“上！”我们五个最抱团的一伙狼似的扑上去，一下扒在了星老师高大的身躯上，星老师一个转身，我们一下全倒了——他绝对有点功夫，最主要是他太高太壮了。我爬起来立刻又冲上去，特猛，真像小狼一样。教室大乱，桌椅倒地，“腥鱼”的衬衫被我们扒下来，露出胸毛与肌肉。直到学校教育组来人方才平息。来了也就来了，有师道尊严盯着，处理不了我们。“腥鱼”也不要教育组介入，把我们留下来，说黑话，讲起哥儿们义气，说不打不成交，要请我们吃饭。始料不及，受宠若惊，我们一下全傻了。老师与我们从来是不可调和的，现在居然和了，我们不知如何是好。
政策对我十分优待，上课爱来不来，想走就走，不用交作业。总之只要平安无事，课能上下去，怎么都成。我踏实了很多天，来来去去，挺没劲的。“腥鱼”抓紧时间做瓦解工作，找我谈了几次话，完全平起平坐，讲一些特浅的道理，我觉得也对，还夸了我几句，说我这人本质特好，说到我心里去了，我的确本质非常好，现在也这样认为。但话说回来谁本质不好呢？星老师最后以“军体委员”一职相邀，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事实上我知道这样“闹”下去并不好，但我已破罐破摔，什么“好”的东西都不再想，也没法想。现在听说让我当干部？干部，那都是好学生才当的，难道我是好学生了？小学时别说当干部，就是最普通的谁都要入的红小兵都一直不让我入，现在我要成五大班委之一了？凭什么？我当然明白老师在利用我，“军体委员”是什么？除了负责体育上操整队，还要负责最难的打铃进教室，但我还是轻而易举被“招安”了，并且激动异常。
我成了宋江，当时就感觉到了这一点，觉得怪怪的。而且我真的管起弟兄们来。谁上课捣乱我先不干了，都知道我狠，但我呢，也是无师自通地又打又拉。官面我弹压他们，底下我们又混作一团，抽烟，打架。我不能失去他们，拥兵自重，贼性难改，说反就反，这点和宋江不同。而“腥鱼”也远比朝廷好，总是把我哄好。课我上不下去，就开始看闲书，看的书也和我当时的处境非常相似。
2016年5月
【1976年冲击波】
1976年，作为一个闹将，我的时代结束了。这一年周、朱、毛先后辞世，“天安门事件”爆发，“四人帮”倒台，历史像那年的唐山大地震一样震动，新时代的兴衰际遇开始了。为了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把被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学校把学生重组，分成“快班”和“慢班”，以便教学。虽然没有明说，但谁都知道这是把学生分成了“好生”和“差生”，差生等于被放弃了。
我们一向如此。“文革”也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的历史从不考虑个人感受，历史是历史，人是人，历史构成人，人并不构成历史——人根本无法迎接历史。如此简单分法，对人，特别是对成长中的少年是一种大而简单的、甚至不能再简单的伤害。而我们就是这样简单，一方面人称为最可宝贵的，一方面人又算什么？前者抽象，后者具体。而我们也从来是这样：两句话中往往后一句才是真实的。
即便如此，我还是特殊了一点，那段时间我看着班主任，有一种说不出的劲头。结果，像我预料的那样，我没被分到差班。我应该去，但是没有，按学习成绩我分到差班是首个人选。或许我余威尚存，也或许作为“军体委员”——“招了安”的宋江，我还有些利用价值。
我非常落寞，我的一大群弟兄分到了差班。我想他们怎么那么没用，让去差班就乖乖去了，还乐呵呵的，他们不守规矩，但骨子里还是奴隶。我是吗？我觉得我不是，至少老师没敢动我。但我还是受到很大刺激，主要是我赖以存在的土壤没了，在全班的“好”学生面前十分孤立，且不伦不类。而且，我的作用大大减弱，不用维护课堂纪律，不用轰人们打铃进教室（这是很难的）。我颇有些孤家寡人的味道。
我依然站在队前整队、出操，喊“稍息、立定”口令，可论现在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学习，我差得不知哪里去了。我还可以像从前那样不交作业吗？考试有人给做？数学、物理、化学我一窍不通，一头雾水，上课如听天书，课本翻来翻去如傻子一样。一种无可名状的感觉几乎让我主动要求去差班。我在好班干什么呢？除了出丑，不就是让人窃笑吗？
我只有沉默，硬着头皮像过去那样低头看闲书。
我曾偶然看过一本苏联小说《人世间》，想起那部小说便找来重读，一下入了迷，带上了自己的感情。许多天我沉溺其间不愿出来，不愿见人，不愿上学，就想一个人和一本书。
《人世间》讲了一个养蜂将军的故事，将军被强迫退休，无所事事，靠养蜂打发时光。虽是个养蜂人，可毕竟还是将军，仍有一辆自己的伏尔加牌小轿车（想到自己，我有什么呢？）——这点特别打动我。
养蜂人怀念自己的过去，回想自己被强迫退休的情景，终日发呆出神，反反复复听一首叫《路拉》的歌。当我读到“把一个人从他熟悉的岗位上强行拽开，就像把一个饥饿的婴儿从母亲的乳房上强行拉下”，“他出神地望着天花板，老泪纵横，万念俱灰”，这样的描写切中我当时的心境，禁不住我的眼泪也下来了，也望着自己家的纸顶棚。一天，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叫《在党的十一大召开的日子里》，要求写一件好人好事。哪有什么好事，我正“万念俱灰”呢，做梦梦见有了一辆伏尔加。
我不想写，也知道自己写不好。但也有一种隐秘而强烈的冲动，幻想在自己身上发生奇迹。我做开了梦。我决定自行其是，写我的梦想，拿出纸笔就编起来。我想象自己被分到了差班，写了一个叫王琦的故事。我没有任何作文的概念，《人世间》写了一个养蜂人（名字我已忘了），我就写了一个王琦。王琦过去不爱学习，但是个孩子王，一直过着骄傲的生活，“四人帮”粉碎后他的骄傲生活结束了，被分到了差班。王琦为此感到耻辱，悲愤，想发奋努力，把被耽误的青春补回来，但为时已晚，自己被社会无情地抛弃了。王琦破罐破摔，仇视前班主任，甚至对班主任图谋不轨，但最终自怨自怜，只是一个人孤独地回忆，每天“望着天花板，万念俱灰”。有一天过去的班长找到王琦，谈了一次话，鼓励他，希望帮他补习功课。班长过去曾被王琦保护过，王琦有困难了班长希望报答。班长的深情与赤诚打动了王琦，王琦开始发奋，学习成绩大长，最终回到了快班。
四百字的作文纸，我竟然一口气写了十一页，语句不通，但情节清晰，我为自己写下这么多字而激动，但激动只是一小会儿，马上就被不安代替，好像如梦方醒似的：这是老师要求的作文吗？甚至这是通常的作文吗？我这么瞎编乱造老师能允许吗？作文交上去了，我忐忑不安。我过去何时为自己的作文忐忑不安过，我都觉得自己好笑，因为我从不会写作文，也没怎么写过作文。
几天过去了，我已经完全灰心，为自己的不切实际不合要求伤心。特别想到自己总是出格、走不上正路，就更加伤心，不禁想为什么我总是不和别人一样呢？是不是我有什么毛病？当然，还有一丝侥幸心理，老师到底怎么看呢？那一天来了，我从来没那么忐忑不安，我看到老师手里拿的正是我的作文。别人用的是作文本，我用的是作文纸，我没有作文本。我的作文放在一大摞作文本的最上面。老师姓宋，中年人，后来才知道他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他烟抽得特凶，嗓音沙哑，一上来就提到我写的作文，说是一篇特殊的作文，没太多说什么，说先给大家念一下，大家听听。
宋老师操着南方沙哑口音一字一句念我的作文，所有人都凝神谛听，我看到人们略微惊讶的表情，能看出他们从没听过这样的作文。一共念了有半节多课，然后开讲。宋老师把它定义为一篇小说。我简直如堕五里雾中，我的同学也差不多和我一样，这在1977年中学语文课上那样的环境里，简直像神话。宋老师一点未批评我没按要求写作文，相反给了我“优”。这是我人生作文得的第一个优，也是在所有方面得的第一个优，对我意义重大，至今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奇迹。我的“小说”被拿到别的班去念，拿到全年级去念。我从一个有名的差生，一个闹将，一夜之间成了一个作文明星。
那些天发生了许多事情。有一天一个其他班的语文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好奇地看着我，问我作文里的王琦有没有模特。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模特，一脸蠢相。老师姓杨，当时的穿着过于讲究合身，前挺后撅，很摩登的，我们都叫她“大雕”，其实现在想起来很正常，但当时她有些出格。此外她说话还多少有点口音，表情丰富，说话总是配合着表情，有点洋气。我们叫她“大雕”实际上反映着我们的贫乏，时代的贫乏。
杨老师解释说模特就是原型。我似懂非懂，说实在的，太差了，太野生了，缺乏文明最基本的东西，我想了半天也不明白老师的意思，依然一副蠢相，我从老师脸上读出了失望的表情。她本来很好奇的，或者想跟我聊点什么。其实如果跟杨老师熟悉起来，也许我可以跟杨老师谈谈《人世间》，谈谈它怎样在我身上附体，事实上是一篇模仿之作，将那位被强迫退休的苏联将军，打扮成了分到慢班的“王琦”，也就是我。我和那位将军都是被历史撕裂的弃儿。但当时，我真的能说出这些吗？
一切都是在神奇中发生的。1973年我哥哥从山西插队回来，在北京上了大学，会拿回一些书。还有一些“内部参考”书，《人世间》就是一本。但这本书不是给我看的，对我来说是偶然的。哥哥也会从图书馆给我借一些书，多是演义、武侠、革命战争小说。二哥上大学对我至关重要，一孔文化之光会打进我们家，《人世间》像其他内部参考书不属于我，但就像流星一样极偶然也会击中我。时间太久了，至今我不知是怎样神奇地读了它，并且一旦读进去感觉大不相同。这是我中学读的唯一一部外国书，但就是这唯一的一部作品决定性地影响了我。足可见，真正的以“人”为中心的文学作品与读者天然是一体的，这一点多少部武侠演义小说也做不到。
《人世间》大约并不算是一部名著，一直也不知道作者是谁，多年后回首往事才在网上查了一下这部作品。尽管只有几条，尽管只是在别人的文章中偶尔提到这部书，尽管没有专门的介绍，但仍让我大吃一惊。网上有这样一条雷颐先生的文字：
1973年前后，与沙米亚京《多雪的冬天》同时流行的几部书还有：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谢苗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间》，尤金邦达列夫的《热的雪》《岸》。“文革”一代处于一个特殊的年代，普遍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思想也大多受潮流影响，真正独立思考的人并不很多，但是由于那个年代普遍的失控和混乱，也使一小部分人因困惑怀疑而发奋读书，从而独立思考，许多人都受到了这批小范围内部流行书的影响，可以认为是“文革”中的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