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捐赠为何“喜新厌旧”】
近日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第25次会议明确要求，当前要突出抓好受灾群众安全过冬问题，并号召在全国组织开展向灾区困难群众捐赠衣被活动。（9月2日《人民日报》）
可是正当我们爱心涌动，积极组织募捐活动之时，却又看到了一条令人寒心的消息。8月31日的《成都商报》在一篇题为《川震灾民不要捐赠旧衣60吨旧衣公开拍卖》的报道中披露，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成都市捐赠物资接收工作站共接到总价值约1.1亿元的各类物资。其中旧衣服就有300万件，捐赠旧衣服堆积如山，灾民却不要，如何处置获赠旧衣物，已成为一道难题。当地政府不得不把它们拍卖掉，仅青白江区民政局近日公开拍卖的旧衣物就有约60吨。这着实令人大惑不解，难道接受捐赠物资也能“喜新厌旧”？莫非灾区的困难群众竟如此挑剔，捐赠衣被不是全新的还都不要？
然而，事实真相绝非如此，四川地震灾区本来就是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震灾更使群众生活雪上加霜。尽管有中央财政的紧急救助，有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援和海内外同胞的无私捐赠，部分困难群众仍面临过冬衣被短缺的燃眉之急。正因为如此，国务院才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向灾区群众捐赠寒衣。所谓“捐赠的旧衣服长期积压”并不是灾区群众不需要，而是当地负责发放救灾物资的有关部门嫌麻烦，怕花钱。正如一位当地民政部门负责人所说的那样，“把旧衣物发给受灾群众，必须进行清洗、消毒、装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非常高”。可是他们想到没有，为了募集和运送这些救灾衣物，全国各地又有多少群众多少单位付出了多么大的成本！这些带着异乡同胞体温、饱含片片爱心和满腔热忱的御寒衣物，本应在寒冬来临前就及时发放到急需的灾民手中，可是因有关部门的“喜新厌旧”而长期积压，甚至被轻率廉价地拍卖处理，这样做不仅与国务院进一步做好当前抗震救灾工作的重大部署相背道而驰，而且也贻误了灾区人民的生活急需，更伤害了许许多多热心捐赠者的诚挚感情。事实上，这些捐赠的衣物并非破破烂烂或者肮脏不堪，许多人在捐赠前都经过了认真清洗消毒，有的还在衣服口袋里装进了写有为灾区人民祈福祝愿的爱心字条。“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这样的赠品何其珍贵，灾区人民怎么会“喜新厌旧”拒而不要？有关部门又有什么权力长期滞留，随意处置？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在接受捐赠中“喜新厌旧”甚至“重钱轻物”的不良倾向并非自今日始。在前些年的贫困救助活动中，就有一些地方和单位硬性规定只收捐款，不要捐物，甚至把群众自发捐赠的衣被物品等随意处置。这样一来，有关部门只管收钱记账，确实省事省力，却限制、挫伤了广大群众的捐助积极性，影响制约了社会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这种不近人情的“土政策”“潜规则”严重违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早就为各界群众所质疑，所诟病，有关部门理应采取措施严加整饬，严肃查处。
同时要正本清源，大力宣传和倡导“爱心不分老幼，善举不拘形式，捐赠不计多少，救助不论钱物”的仁爱新风，努力营造团结互助、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使人们的爱心善举得到回报，捐赠款物用当其所。（2008年）
【可贵的5％】
温家宝总理在最近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号召，在全国开展支援灾区全民节约活动，并决定中央国家机关今年的公用经费支出一律比预算减少5％，全部用于抗震救灾。（5月21日人民网）温总理的号召表达了举国上下共抗震灾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中央国家机关在原本经费预算紧缩的基础上再次削减5％的公用经费支出，更为与抗震救灾同步开展的全民节约活动带了个好头。
5％的比例看起来似乎不高，要真正落到实处却并不容易，尤其是各级党政机关在今年工作任务繁重、公务活动剧增、公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要实现节支5％的目标难度更大。但是，千难万难比起灾区人民都不算难，再紧再缺也不能让救灾经费一时短缺。只要心中装着灾区人民，用起办公经费来就会锱铢必较，处处“抠门儿”。只要我们的每个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都能牢固树立“为灾区人民多省一分钱”的信念，就一定会自觉主动地从身边做起，从细节入手，精打细算，点滴节约，少用一天公车，少陪一餐宾客，少开一小时空调，少印一期简报，早关一会儿电灯，不让一台电脑或传真机、打印机、复印机待机空耗，如此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积少成多，全民节约的涓涓细流定能汇成支援灾区的滚滚暖流，为抗御灾难重建家园的灾区人民源源不断地提供充沛的物质援助与精神支持。
据报道，最近许多地方都做出了禁止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作日午间饮酒的强制性决定，并收到了明显的节约效果，这也是推进全民节约运动，落实5％节支目标的一项有效举措。其实，施行“禁酒令”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节省了多少招待费用，而是生动地体现了人民公仆与灾区人民共渡难关、共克时艰的可贵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胡锦涛总书记在灾区小黑板上亲手写下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十六个大字才成为了全体国民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广大人民群众才真心实意地拥护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毫不动摇地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应当看到，5％的节支目标不仅仅是这次抗震救灾期间的短期任务，全国性的全民节约活动也绝不会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艰苦奋斗、厉行节约既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每个党员干部必须坚守的政治本色。因此我们在确保完成5％节支任务的基础上，还应当围绕建设廉洁廉价政府和节约型机关的长远目标，把全民节约运动中各地各单位行之有效的节俭措施固定下来，形成制度，逐步建立起确保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简约俭朴、勤廉高效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杜绝追求排场、铺张浪费的奢靡之风，以此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促进民生福祉的改善与吏治清明。（2008年）
【“名人故居”且慢修】
首先声明，这里所说的“名人故居”并不是指已经故去的历史或当代名人的旧屋老宅，而是当今正走红的所谓“知名人士”的“童年住所”。
为了缅怀已故名人的伟绩功德或寄托人们的追思和怀念之情而对名人曾经生活过的住处进行保护修缮古已有之，无可非议，但为尚在世的当代人物修建故居则未免有些“另类”，且尚属罕见。然而罕见并不等于没有，刚刚看到的一条新闻就披露说，浙江慈溪市桥头镇文化站正在修建“余秋雨故居”，并争取最近让这幢余秋雨童年时期曾住过的老宅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9月2日人民网）这自然让人在惊诧之余，不由生出了几分疑虑。
一疑故居主人是否够格。按照文物专家的说法，一幢建筑能否成为文物保护单位，不仅仅取决于建筑的主人在当地的名气，归根到底还是要看文物史迹的价值，即建筑的主人对历史所做的贡献。余秋雨作为当代著名学者，不仅在小小的慈溪市桥头镇，就是在全国也都声名鹊起，风头正健，但是他所做的历史贡献恐怕还有待于后人评说。中国自古就有“盖棺论定”的传统，主人离“棺”还远，尚未论定，就急急忙忙为其修建故居，进行“文物保护”，是否有些拍马屁过头，不近情理？而且若论名气，如余秋雨般甚至比之名气更盛的当代名人大有人在，例如堪称“国宝”的著名学者季羡林、正“如日中天”的讲史名家易中天、既频频出镜又连连出书推动国学普及的于丹等等，倘若他们都纷纷步余秋雨之后尘，大兴土木修建故居，申请政府“文物保护”，中华大地岂不要处处故居，遍地“文物”？
二疑修缮经费从何支出。如果余秋雨自掏腰包修葺自家老屋自然无人置喙，可新闻中明明说的是由当地文化站负责修缮，这就不能不令人质疑修缮费用的来路。如果是文化站出面向企业、个人或者社会募捐倒还勉强说得过去，倘若使用当地政府的财政拨款可就涉嫌挪用公款，违反财政纪律了。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纳税人完全有理由质疑，用公共财政资金为个人修缮房屋是否合法？用这笔钱建设希望小学、救济贫困人员或者捐给地震灾区是否更有价值？
三疑秋雨先生是否知情？按说故乡当局大张旗鼓为自己修建故居，还故意把动静搞得那么大，当事人不可能一无所知。可是当记者致电余秋雨私人秘书金克林就此求证时，金却一面表示“很兴奋”，一面却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称“由于还没有接到通知，余秋雨现在不方便进行相关评论”，同时又透露，“余秋雨的家乡观念很强，他非常想念故乡，不仅在文章里多次写到，还曾多次回故乡探访”。如此回答的确圆滑高深，滴水不漏，让人找不出瑕疵，抓不住把柄，但同时也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出于对秋雨先生的敬重，我宁愿猜测这件事先生并不知情，只是家乡一班“发小”想借先生之名吸引游客，并假“文物保护单位”之词向上面多要几个银两，聊补乡级文化站的经费短缺。事虽不妥，情有可谅，不必硬拉先生“上纲上线”。但是既然此事已成新闻，当此各色人等议论纷纷众口铄金之际，与其任由他人妄加猜疑，个别“不明真相”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何如由先生亲自出面澄清原委，撇清干系，公开声明缓修故居，并将原本自筹之经费全数捐给四川地震灾区。如此一来，不仅能拨云见日以正视听，令种种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不攻自破，而且又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刹住这股违反政策乱建“名人故居”的不正之风，先生何乐而不为之？（2008年）
【名人也不能违法】
也许是名人效应的缘故吧，以研究超级杂交水稻而蜚声海内外的著名科学家袁隆平最近又频频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7月19日他刚刚陪着老伴逛了趟车展，马上就爆出“大科学家要买七八辆豪华奔驰车”的惊世奇闻。正当读者和网民、正方和反方在各种媒体上为袁隆平的“亿万富翁”身家和挥金如土的富豪做派争论不休之时，《环球人物》杂志上又爆出一个内幕新闻：“袁老的驾驶证不是考来的，而是交警大队的书记亲自送来的一本荣誉驾驶证，上面写着‘袁隆平院士贵乘’，而且还是终身免检的。”这篇题为《“富翁”袁隆平的幸福生活》的纪实文章，原意是向世人展现身家亿万的富翁科学家的平凡生活，谁知不经意间竟透露出了“袁老的驾驶证不是考来的”这一小“秘密”，从而引起了社会上又一轮热议。人们有理由质问，难道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里还能“法不上院士”？难道名人、富人就有权违犯交通法规？
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文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经考试合格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给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并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定期对机动车驾驶证实施审验”。
对照上述法条不难发现，如果《环球人物》的报道属实的话，袁老至少有两项违法行为。一是没有通过正规考试以合法手段取得驾驶证，二是没有按规定对驾驶证进行定期审验。如果是普通百姓，恐怕早就被交警扣车收本罚款减分了，可是就因为袁老是名人，所以当地交警才“法外留情”，不仅不依法处罚，而且还要“上门送证”“终身免检”。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对科学家的尊重和关照，而是对法治精神的蔑视和嘲弄。说这话并不是对袁老的“大不敬”，借用一句“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西方名谚，我敬重袁老，可我更敬畏法律，正因为如此，我才为袁老这样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竟会犯下不考试而拿驾照的低级失误而痛心疾首，扼腕叹息！
值得注意的是，受此“殊荣”的并非袁老一人，近年来不断有媒体报道，一些地方把为“做出突出贡献的”老板发放“特殊车辆号牌”、免于定期年检等违法措施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已经引发了新的社会不公。这种拿法律做交易、送人情的做法，实质上是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的违法行为，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就是依法治国，而不是“人治”“权治”。法治精神的核心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富人、名人、“官人”还是穷人、凡人，任何人都没有违法的“特权”和“豁免权”，每个人都要自觉守法，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在这方面，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名人、富人和“官人”更要以身作则，严格自律，率先垂范，切不可漠视法律，任意妄为。同时，负有护法义务和执法责任的有关部门也应当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带头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决不能以各种借口和手段私下搞“变通”，更不能按照职务、权势、财富或者名气，把执法对象人为地分成三六九等，实行带有歧视性的“选择性执法”，否则就是知法犯法，执法枉法，也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