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知道,不过我已经在盼望夏天了。”他摩擦着双手。“那时候,人们纷纷弃城而去,他们讨厌夏天,抱怨天气太热,可我呢——我就像热带的鸟儿,越热越觉得舒坦。尽管来吧!”他拍了拍手,回到街上。“告诉你我最喜欢什么吧,那就是一进七月,这里就安静下来啦。人去楼空,静悄悄的,人都走了,明白吗?”他打了个响指,出租车急速驶过。“那时候就是我的假期。”
“那你在外面不热吗?”我那性情冷淡的老爸很烦她这一点——妈妈爱跟侍者、门卫、干洗店里有哮喘的老头搭腔。“我是说,冬天起码还可以加衣裳——”
“你是说冬天守门吗?我跟你说吧,那时候可冷了。穿多少衣裳,戴多少顶帽子都不管用。一月二月里,站在外头,就在这儿守着,风从河上吹过来。嗖嗖的。”
我不安地咬着大拇指的指甲,盯着一辆辆从戈尔迪高举的手臂旁边急速驶过的出租车。我知道,十一点半的面谈之前是痛苦而漫长的等待。到了学校之后,我必须老老实实地站着,不能让不慎脱口而出的问话,坐实自己的罪过。我不知道他们让我们走进办公室之后,会跟我和母亲说些什么。“面谈”这个词,不免让人想起齐聚一堂的校方领导、各种谴责和低头认罪,最后说不定还会遭到开除。要是我失去了领取奖学金的资格,那可就惨了。爸爸离开之后,我们就一贫如洗,连房租都快交不上了。我最担心不过的,就是比曼先生不知用什么办法,发现了我去汉普顿那边找汤姆·凯布尔玩的时候,经常跟汤姆去闯空无一人的度假屋。虽说是“闯”,但我们并没撬锁,也没搞任何破坏。汤姆的妈妈是房产经纪人,我们是拿她挂在办公室挂架上的备用钥匙开门进去的。我们只翻了翻壁橱和梳妆台抽屉,不过也拿走了一些东西:冰箱里的啤酒、一些Xbox游戏碟、一盘DVD(李连杰演的《狼犬丹尼》),还有总共九十二元左右的现金:皱巴巴的五元和十元的票子放在厨房的罐子里,大把零钱是从洗衣房里的衣服口袋掏出来的。
我每次想起这件事都觉得恶心。我有好几个月没跟汤姆一起出去了,不过尽管我努力说服自己,比曼先生不可能知道我们闯空门的事——他怎么可能知道呢?——但我的想象力却在惶恐中肆意狂奔。我打定主意绝不告发汤姆(虽说我无法确定他没有告发我),不过这样一来,我的处境未免有些不太妙。我当初怎么就那么蠢呢?非法闯入是犯罪行为,是要坐牢的。头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几个小时。我望着雨水伴着时强时弱的阵风拍打着窗户,心里琢磨着万一要对质,自己应该说些什么。不过我连他们掌握了哪些情况都不清楚,又该如何辩白呢?
戈尔迪长叹一声,垂下手,回到母亲身边。
“真叫人难以置信,”他对我妈妈说,一边用疲惫的眼神留意着街道,“水都漫到苏荷区了。你听说了吧?卡洛斯说,联合国那边的一些街道彻底堵住了。”
我愁眉苦脸地望着成群结队的工人纷纷走下横穿城区的公交,他们看上去就像一窝闷闷不乐的黄蜂。我们往西走一两个街区,说不定能更容易打到车。不过我和母亲都知道,我们要是就这么走了,戈尔迪准会不高兴。不过就在这时——太过突然,我们吓了一跳——一辆亮着灯的出租车从另一侧车道滑行过来,带起一片下水道味儿的污水。
“当心!”戈尔迪说,往边上一跳,出租车猛地刹住车。这时他看到母亲没拿雨伞。“等一下。”他说着冲进大堂,跑到他搁在壁炉旁边的铜罐那里,他把别人遗失的伞都收集到这个铜罐里,下雨天再分给众人。
“不用了,”母亲喊道,把手伸进包里,摸索着那把白底花纹小折叠伞,“别麻烦了,戈尔迪,我已经准备好了——”
戈尔迪奔回路边,在她身后关上出租车门。然后他俯下身体,敲了敲车窗。
“祝你们过得开心。”他说。
3
我自认是个善于观察的人(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挺善于观察),在写下所有这一切时,我很想写有一片阴影悄悄飘到我的头顶。但当时的我对未来一无所知,只担心一件事——学校里的面谈。我打电话告诉汤姆我被停学时(我打的是普通电话,还压低了嗓门,母亲把我的手机没收了),他好像并不怎么惊讶。“瞧,”他打断我,“别傻了,西奥,那事没人知道,你他妈的把嘴巴闭严了就行。”还没等我想出什么话来,他说了句“抱歉,我得走了”,挂断电话。
在出租车里,我尝试摇下车窗透气,结果未能如愿。车里的气味就像一直有人在后座换尿布似的,也像有人拉了大便,然后喷了很多椰子味空气清新剂来掩盖,闻起来有股防晒油味。车座油腻腻的,用管道胶带打着补丁,车子的减震器几乎毫无作用。每次车子轧到坑洼不平的路面上,我的牙齿都会碰在一起咯咯作响,挂在后视镜上的那些宗教饰物也会碰在一起:有各种徽章,一把在塑料链子上跳舞的小弯剑,一位缠着头巾、留着胡子的上师,他用犀利的眼神盯着后座,手掌高举,作祈祷状。
我们乘车行过公园大道沿线,一排排红色郁金香仿佛立正待命。出租车里,宝莱坞流行歌曲——开得很小,有如细不可闻的呜咽——跌宕起伏,释放出催眠效果,但刚好在我的容忍限度之内。树木刚刚发芽。达戈斯蒂诺披萨店的年轻送餐员,格利斯泰德超市装满食品杂货的手推车;脚踩高跟鞋、从事行政工作的女性在人行道上迈着匆忙的步子,拽着身后满脸不情愿的幼儿园孩童;一名身穿工装的工人把沟里的垃圾扫进长柄簸箕;律师和股票经纪人伸出手掌,皱着眉头仰望天空。出租车猛烈颠簸着驶入大道时(母亲看起来惨兮兮的,紧紧地抓着扶手,稳定身体),我望着窗外那些在工作日闷闷不乐的面孔(神色忧愁、身穿雨衣的人在人行横道线上阴郁的人群中挤来挤去,一些人一边用纸杯喝着咖啡打着手机,一边左右张望),尽量不去琢磨自己会遭遇什么厄运:没准儿跟少年法庭或监狱有关。
出租车突然猛地一转,拐到第八十六街。母亲跌到我的怀里,抓住我的胳膊。她面色苍白,汗涔涔的,就像鳕鱼一般。
“你晕车吗?”我问,一时间忘记了自己的麻烦。她脸上挂着我再熟悉不过的悲哀表情:嘴唇紧抿,前额的汗水散发着光亮,呆滞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她正要开口说点什么——这时出租车在红灯前面来了个急刹车,我们的身体随之前倾,然后往后倒去,结结实实地撞在后座上。她赶紧用手捂住嘴巴。
“坚持住,”我对她说,然后凑过去敲了敲油腻的有机玻璃,把司机(一位缠着头巾的锡克教徒)吓了一跳。
“听着,”我透过铁栅喊道,“没事,我们在这里下车,行吗?”
锡克教徒——他的面孔映在挂满饰物的后视镜里——直勾勾地望着我。“你们想在这里停车。”
“是的,拜托。”
“可这儿不是你们说的那个地址。”
“我知道。不过没关系,”我说着,回头看了看母亲。她睫毛膏花了,看上去有气无力,在包里翻找着钱包。
“她没事吧?”出租车司机有些担忧地问。
“没事,没事。我们要下车,谢谢。”
母亲用颤抖的双手取出一团看上去有点潮湿的钞票,把钞票从铁栅递过去。锡克教徒伸手接过(他无奈地移开目光)。我钻出车子,为她扶好车门。
母亲走上马路牙子时,脚底绊了一下,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你没事吧?”我怯生生地问她,出租车快速开走了。我们是在第五大道北段,旁边是公园对面的豪宅。
她深吸一口气,然后擦了擦前额,捏了捏我的胳膊。“呼。”她说,用手掌给脸庞扇着风。她的前额亮晶晶的,目光还是有些涣散,神态有点像是飞行路线被大风吹偏的海鸟。“抱歉,还有点晕。谢天谢地,咱们下车了。过会儿就没事了,我只要呼吸到新鲜空气就好了。”
街角的风挺大,四周人流如织:穿校服的女学生边跑边笑,绕过我们;保姆推着精致的婴儿车,车子上坐着三三两两的宝宝。一位步履匆匆、律师模样的父亲紧贴着我们走过去,他拽着年轻儿子的手腕。“不,布雷登,”我听见他跟男孩说,后者迈着大步,想跟上父亲的步子,“你不应该那样想,还是找一份你喜欢的工作更重要——”
我们挪到路边,躲避一名大楼管理员用桶泼到楼前人行道上的肥皂水。
“告诉我,”母亲说,用指尖揉按着太阳穴,“是因为我晕车,还是因为那辆出租车难以置信的——”
“脏?是不是有点像夏威夷热带牌防晒油和婴儿粪便味儿?”
“说真的,”她往脸上扇着风,“要不是一次次刹车和启动,我原本不会有事的。我一开始还好好的,突然就受不了了。”
“为什么你从来不问问,你可不可以坐到前排?”
“你这话听起来真像你爸爸说的。”
我尴尬地移开目光——因为我自己也听出来了,是有点儿像他那种“我早就知道”的讨厌腔调。“咱们走到麦迪逊大道,找个地方让你坐着歇歇吧。”我说。我都快饿死了,那里有一家我喜欢的餐馆。
可她摇了摇头,身体好像痉挛了一下,她好像突然想吐。“空气。”睫毛膏在她的眼睛下面晕染开来。“这里空气好。”
“好吧,”我说,话说得有点太快,我急着表现自己好说话的一面,“怎么样都行。”
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得随和一些,但母亲——她还是感到一阵阵晕眩——听出我言不由衷。她仔细打量着我,想摸清我的心思。这是我们陷入的又一个恶习,都怪她跟父亲过了那么多年,他们习惯了揣摩对方的心思。
“怎么啦?”她说,“那里有你想去的地方吗?”
“嗯,没有,”我说着,后退了一步,大为惊讶地环顾四周。尽管饥肠辘辘,可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使性子的资格。
“我很快就没事了。等我一分钟。”
“要不然——”我心里既犹豫又不安,什么是她想要的,什么能让她高兴起来?“咱们去公园坐坐?”
她点了点头,我感到如释重负。“那好吧,”她说,我觉得她说这话的嗓音像极了童书女主角玛丽·波平斯,“不过得先等我喘过气来。”我们朝第七十九街的路口走去,路边是经过精心修剪的花木,配有铁艺花边的笨重大门。天色暗下来,变成一种工业化的灰色。风势很大,就像茶壶冒出的滚滚热气。街道对面,靠近花园那里,画家们摆开摊子,摊开画布,把他们用水彩画的圣帕特里克和布鲁克林大桥固定好。
我们默不作声地走着。我的心思转得很快,脑子里想的全是我面临的麻烦(汤姆的父母是不是也接到了电话?我之前怎么就忘了问他呢?),还有我和她到了餐厅后,我早餐吃些什么好(西部煎蛋卷、家常炸食、腌熏猪肋肉;她应该会点平时吃的东西:烤黑麦面包、水煮蛋、一杯黑咖啡)。我没怎么留意我们走到了哪儿,然后我意识到,她刚才说了一句什么。她没有看我,而是望着公园。她的表情让我想起一部有名的法国电影,我不知道那部片子叫什么名,电影里面的人走过狂风大作的街道,说了好多话,但彼此之间其实并没有真的在交谈。
“你刚才说什么?”我迷糊了几秒钟之后问道。我加快脚步,追上她。“多试——”
她看上去吃了一惊,好像刚才忘了我的存在。那件白色风衣在风中飘舞着,将她衬得更像长腿鹮了。仿佛她马上就要张开翅膀,飞向公园。
“多试什么?”
“哦。”一时间,她表情茫然,然后她摇了摇头,像孩子那样尖声笑起来。“不,我说的是时间错位。”
这话有些古怪,但我明白她的意思,或者说,我自以为明白——她是说时间断断续续,就像一阵颤抖。在人行道上陷入恍惚的几秒钟,感觉就像时间的片刻停顿,或者电影里被剪掉的几帧画面。
“不,小家伙,我是说这片街区。”她拂乱了我的头发,我歪着嘴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小家伙”是我小时候的昵称,我已经不喜欢这个名字了,我也不喜欢别人弄乱我的头发。不过虽说我有些局促不安,但见她情绪有所好转,我心里还是挺高兴。“我一到这里就有这样的感觉。不论什么时候,我一来这儿,就觉得自己又变成了十八岁,刚从大巴上下来。”
“这里?”我有些怀疑地说,任由她牵着我的手,平时我是不会这样的。“这可真奇怪。”我对母亲在曼哈顿度过的青春时代相当了解,她的活动地点离第五大道很远——在B大道上,一家酒吧前面的摄影室里。流浪汉在那儿的门口过夜,酒吧灯光洒在街头,有个叫莫的疯老太太置法律于不顾,在顶层的封闭楼梯间里养了十来只猫。
她耸了耸肩膀。“对,这儿的样子跟我最早看到时一模一样。就像穿过时光隧道。下东区那里——嗯,你知道那里是什么样——总是日新月异,那里总让我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我跟它的距离总是越来越远。有时候,我早晨醒来,会觉得夜里仿佛有人来过,重新安排了沿街的店面。老餐厅关门了,原先是干洗店的店面新开了一些时髦酒吧……”
我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最近她总是对时光流逝大加感慨,或许是因为她的生日快要到了。我太老了,不适合这种套路啦,前几天她这样说过,当时我们俩一起把公寓翻了个遍。我们在沙发垫子下面,还有外套和夹克的口袋里摸来摸去,想要找出足够的零钱,给熟食店的送餐员结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