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坦白告诉我,”佩德瑞克在喝下第五杯啤酒后对我说,“你是不是认为所有爱尔兰人都呈半疯狂状态?”
“没有,”我说,“我认为只有一半的爱尔兰人呈半疯狂状态。”
“你应该去当外交官,”佩德瑞克说,点了第六杯啤酒,“但你现在真的坦白告诉我,你是不是认为我们是个幸福的民族。”
“我想,”我说,“你们比自己所知道的更幸福。要是你们知道自己有多幸福,你们就会找出一个不幸的理由。你们有许多不幸的理由,但你们也喜欢不幸的魅力——来,祝你健康!”
我们喝着,到第六杯啤酒后,佩德瑞克才有勇气问我他早就想问我的问题。
“怎么说,”他轻声说,“希特勒——我想——并不是很坏的人,只是做得——我这样认为——有点过分而已。”
我妻子鼓励地朝我点头:
“快说吧,”她轻轻用德语说,“不要觉得烦,把他的牙齿整个拔掉。”
“我不是牙医,”我轻声对我妻子说,“而我也没什么兴致,晚上到酒馆来,老得拔牙,还是同样的牙,我都嫌烦了。”
“这值得的。”我妻子说。
“你听好,佩德瑞克,”我亲切说着,“我们很清楚希特勒有多过分,他可是踩过几百万犹太人和孩子的尸体……”
佩德瑞克的脸痛苦地抖动着,点了第七杯啤酒,然后难过地说:“可惜,你也被英国人的宣传麻痹了,可惜。”
我没喝一口啤酒。“来吧,”我说,“让我来给你拔牙吧;可能会有点痛,但不得不这样做。拔完后,你才会是个真正讨人喜欢的家伙;让我来调整一下你的牙齿,反正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个流动牙医。”
“快点,”我妻子说,“快动手,别再瞎说什么。”
“希特勒是——”我说,我什么都说;我已是个老练出色的牙医,如果病人不错的话,那就稍微小心一点,而不当成例行公事,或尽尽义务而已。希特勒是,希特勒干过,希特勒说过……佩德的脸抖动得愈来愈痛苦,但我点了威士忌,和他干杯,他一口喝下,有点呛到。
“很痛吗?”我小心问道。
“是的,”他说,“很痛,等化脓的话,还要几天。”
“别忘了漱口,如果还痛的话,再来找我,你知道我住哪儿。”
“我知道你住哪儿,”佩德说,“我一定会去的,因为我一定会痛的。”
“不过,”我说,“拔了牙,是不是舒服多了?”
佩德瑞克默不出声。“我们再喝一杯?”他难过地问。
“好,”我说,“希特勒是……”
“住嘴,”佩德瑞克说,“别再说了,神经整个都露出来了。”
“很好,”我说,“那很快就会坏死,我们再喝一杯。”
“如果你的牙齿被拔掉,你都不会难过吗?”佩德瑞克乏力问着。
“一开始会,”我说,“但之后如果不再化脓,就会很高兴。”
“这实在很蠢,”佩德瑞克说,“因为我现在再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特别喜欢德国人了。”
“你不要因为希特勒而喜欢他们,而是尽管有希特勒,你还是喜欢他们。人家对你的好感来自对你的同情,这点真的让人感到难堪;如果你的祖父是个罪犯,而你认识一个人,只因为你的祖父是个罪犯,才觉得你很讨人喜欢,那就让人很难堪;但其他人可能觉得你讨人喜欢,因为你不是罪犯。但就算你是个罪犯,你也希望,他们仍然觉得你讨人喜欢。”第八杯啤酒来了,亨利点来的,这位英国人每年都会在这儿度假。
他坐到我们这里,无奈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他说,“为什么我每年一再地来爱尔兰;我不知道对你们说过多少次了,我不喜欢彭布罗克[1]和克伦威尔[2],和他们也没亲属关系,我只是个伦敦上班族,有十四天假,想来海边。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每年要大老远从伦敦来这儿,让人家对我说我多讨人喜欢,英国人有多差劲的话,这真累人。至于希特勒……”亨利说……
“拜托,”佩德瑞克说,“别提他,我没办法再听到那个名字,至少现在不行,以后说不定……”
“好,”亨利对我说,“看来你做得不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虚荣心,”我谦虚说着,“而我现在已经习惯每晚拔掉某些人特定的一颗牙齿。我早就清楚那颗牙的位置,已慢慢熟悉政治牙医学,一次解决,不用麻醉。”
“天知道,”佩德瑞克说,“尽管有这一切,我们还是可爱的民族吗?”
“你们是的,”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说,我妻子、亨利和我,“你们真的可爱,你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我们再喝一杯,”佩德瑞克说,“当睡前酒!”
“为路上平安干一杯!”
“为猫干一杯!”我说。
“为狗干一杯!”
我们喝着,时钟指针一如三周以来,一直指着十点半,还会在十点半停上四个月。警方规定夏天乡间酒吧十点半打烊,但观光客、外来的人打破了这个时间。夏天一到,客栈老板便找出自己的起子和一些螺丝钉,把两根指针固定住;有的也会买玩具钟,上面的木头指针可被钉死。时间于是静止,整个夏天,一杯杯的黑啤酒日日夜夜被消费,而警察则安安稳稳沉睡了。
注释:
[1]彭布罗克(1146—1219),英国亨利二世的顾问。
[2]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