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们来到山顶时，便看见隔壁山坡上那座被弃置村落的骸骨。没有人对我们提过，没有人警告过我们，爱尔兰有太多这类被弃置的村落。他们只对我们提到教堂，提到了往海滩的捷径，还有卖着茶、面包、奶油和香烟的小店，以及报社、邮局和小港口，在那里，被鱼叉叉住的鲨鱼搁浅在泥泞中，退潮时仿佛翻覆的船只，鱼腹被切开，肝脏被取走，要不是最后的浪头翻过鱼身，让白色鱼腹朝上的话，只会见到暗黑色的背——这些似乎都值得一提，但不包括被弃置的村落。首先看到的是形状相同的灰色石头山墙，像鬼片中不太专业的背景。我们屏住呼吸，试着去数这些屋墙，但数到四十便放弃了，数目绝对上百。下个弯道，我们来到墙的侧面，可从另一个角度来打量这些似乎还等着木匠来装修的建筑，灰色的石墙、黑色的窗孔，没有任何木头，没有一丝布料，没有一点色彩，宛如没有头发的身体，没有眼睛，没有血没有肉。一座村落的骸骨，那种构造更是历历在目，有一条大马路，转角旁的圆形小广场所在之处往前一定有间酒馆，然后是一条又一条的小巷子。除了石头以外的东西，在风吹雨打日晒下——以及时间耐心的摧残下，全都腐蚀殆尽，每天，这里的一切听天由命地被酸液一般的二十四小时光阴不动声色地侵蚀着……
如果有人试图画出这座一百多年前曾住过五百人的人类聚落骸骨的话，画面中应该会有灰绿色山坡上那灰沉的三角形和四角形的庭院；如果再加上穿着红色毛衣、背着满满一篓泥炭穿过大马路的女孩，添上一抹红表示她的毛衣，一抹深褐色点出泥炭，一抹浅褐色衬出女孩的脸，再点缀上像虱子一样窝在废墟间的白绵羊，那这位画家应该会被看成一名彻底的疯子，然而实际情形便是如此抽象。石头以外的东西，在风吹雨打日晒及时间的摧残下，全被吞没了，一座村落的骸骨静静地散落在阴沉的山坡上，仿佛在上解剖课一样，那里是大马路，“看看那儿，跟脊椎一模一样”，略显弯曲，仿佛一名苦力工人的脊椎一般，不缺任何骨节；小巷子便是手臂与腿脚，略滚到一旁的头颅是教堂，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灰色三角形。左腿是往东沿坡而上的马路，右腿是另一条通往山谷的路，稍微短了一点。这是一个轻微跛行的家伙的骸骨。要是这个男人的骸骨三百年后被挖掘出来的话，看来就像从我们身旁经过，被自己的四头瘦牛赶到草地上的那个男人，不再抱持自己在放牛的错觉；他的右腿因为一次意外而被截短，背部由于辛苦挖掘泥炭而弯曲，人们为他下葬时，他疲惫的头颅也无奈地掉到一旁。在我们喘口气想回答他，或问他这个村子的事时，他已超过我们，喃喃说着“日安”。
未被炸毁的城市，未被大炮轰过的村庄，便是这副模样；炸弹与榴弹不过只是那些用来打碎人和物的石斧、大刀、战锤而已，但这里并未见到任何暴力的痕迹。时间与大自然以无比的耐心侵蚀了石头以外的一切东西，地上长出了这具宛若圣人遗骸的骸骨休憩的坐垫：苔藓与绿草。
没有人会在这里试图把墙推倒，或从废弃的屋中取走（我们称作开膛剖肚，这里没有人会这样做）木材（在这里相当珍贵）；就连晚上把牲畜从弃置村落上方的草地赶回家的孩子，也不会这样做，孩子们不会试图推倒墙或屋门；当我们一下子置身于村中时，我们的孩子便立刻试着把这里夷为平地。这里没有人会把任何东西夷为平地，而是任由风雨、太阳与时间吞食废屋中柔软的部分，过了六十、七十或百年后，只剩下建筑的本体，再也不会有任何木匠来为其上梁，一座死亡后被弃置不顾的人类村落，便是如此模样。
我们走在大马路光秃秃的墙面间，仍然感到不安，转进小巷后，忐忑的感觉才慢慢消失。路上杂草丛生，苔藓爬满墙面与马铃薯田，高踞在屋舍上；灰泥剥落殆尽的山墙，露出的石块既非碎石，亦非砖，而是自山上溪水冲刷下来到山谷中的大小卵石；石板构成门窗上的支架，原本壁炉所在、凸出墙面的那两块石板，宽如肩胛骨，过去那里曾挂着悬吊铁锅的铁链——淡色的马铃薯在棕色的水中煮着。
我们像兜售的小贩一样，挨家挨户走着，而当门槛边上的短小影子消失在我们脚边时，四方的蓝天便不断罩在我们上头；昔日大户人家屋子的蓝天大一些，穷人家的则小一些，四方蓝天的大小再次区分出这里的差异。有的房间已经长出苔藓，有的门槛已被棕色的水覆盖；墙头上仍不时见到系牲畜的木桩，或固定铁链的牛腿骨。
“这里是炉子”——“那里是床”——“这里的壁炉上挂着十字架”——“那里有个壁柜”，两块笔直石板嵌在水平石板上，孩子中有一位在壁柜中发现一根铁楔，当我们拉出来时，却像火绒一样在手里碎裂，最后只剩钉子般粗细且较硬的铁楔核心，并在孩子的要求下，当成纪念品塞到我的大衣口袋中。
我们在村里待了五个钟头，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没发生任何事，除了几只被我们吓飞的鸟，还有一头被我们吓到的绵羊，穿过空洞的窗孔往山坡上跑去；在硬化的灯笼花中，挂着绽放的花朵，在凋零的染料木丛上，留着一抹仿佛脏钱币般的黄，闪亮的水晶如骸骨般从苔藓中冒出；街上没有垃圾，溪里没有废弃物，也听不到丝毫声响。我们或许只在等候那个穿红毛衣、背着一篓满满褐色泥炭的女孩，但那女孩不再出现。
在回家路上伸手到口袋里，想拿出铁楔瞧瞧时，满手只有红棕色的铁屑，跟路上两侧苔藓的颜色一样，我把铁楔丢了进去。
没人说得明白，这座村子何时被弃置，又为什么被弃置。爱尔兰有许多被废弃的房子，随便漫步两个钟头，便能一一数出来，那是十年前，那是二十年前，那是五十年或八十年前被弃置的，有的房子的门窗被钉上木板，钉子尚未锈断，风雨还无法入侵。
住在我们隔壁的老太太，不知道这座村子何时被弃置。一八八〇年左右，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这里已经没有人烟。她的六个孩子，只有两位待在爱尔兰，另外两位在曼彻斯特工作居住，剩下的两位在美国，一个女儿结婚后住在村里（这女儿有六个孩子，其中大概又有两位会去英国，两位去美国），而长子跟她住在一起。当他和放牧的牲畜回来时，远远看来像是一位十六岁的少年，而当他在屋子转角处转入村里的马路时，你会以为他约莫三十五岁，等他经过屋子，害羞地朝窗内咧嘴笑时，才看出他已五十出头。
“他不想结婚，”他母亲说，“是不是很丢脸？”
是的，这很丢脸。他勤奋无比，干干净净，把门漆成红色，墙上的石把手也是红的，而绿色苔藓屋顶下的窗框，全是蓝色，他的眼里露出机智的神色，拍着自己驴子的背时，十分温柔。
晚上，我们拿牛奶时，问了他那座被弃置的村子。但他一无所知，他从未踏进过，那里没有任何草地，而泥炭矿井也在另一个方向，在南边，离一七九九年被绞死的爱尔兰爱国者纪念碑不远。“你们看过了吗？”是的，我们看过了——五十岁的托尼又走开了，在转角处变成了三十多岁，在山坡上头，当他过去挠挠驴子时，成了十六岁的少年，等他到了山上，在灯笼花花丛处停下一会儿，跟着消失在后头时，看来就像过去那个年少的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