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血红
对崮山战役，仙姑顶战役，唐王山战役，
中国军队是胜利的。
中国军队的胜利不在于消灭了多少敌人，
而在于一种面对强敌时，
国共两军共同对敌、不怕牺牲、威武不屈的精神。
不管有多少人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中国军人的血依然是红的
突围、投诚，联共与反共的正面与背面
历史总会留下一些谜团让后人去破解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42年的秋季大扫荡，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已经11个年头，曾经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本****者，在经过了11年的对华践踏后，最初的那份自信已经化作焦躁，他们已然明白，贫穷落后的中国看上去很脆弱、很混乱、很愚钝，实际上你想吃掉他，犹如恶狗想吃掉一头有病的雄狮一样，并非易事。而野心极度膨胀的他们又把侵略战线布满了整个东南亚，再加上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他们的大量精锐兵力投向了新战场，此时已经是疲惫不堪，强弩之末。而战争的天平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往中国一方倾斜，中国军队已经从长期的战略防御和短暂的相持，转向了战略进攻。形势对于被称作鬼子的他们来说极为不利，所以他们急于在中国战场尽快稳定局面，然后好把全部精力投向太平洋和东南亚。于是，在抗日力量最强的地区，他们下了狠手，采取“铁壁合围”“梳箅战术”，企图在短时间内把所有抗日力量镇压下去。而以沂蒙山区为重点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他们企图扫平的重要地区之一。
其实，早在1941年的秋冬时节，驻扎山东的日军已经搞过大规模地针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打开“百度百科”查找“沂蒙山反扫荡战役”就会看到，敌人当时集中了五万兵力，在鬼子中将土桥一次的指挥下，以多路多梯队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活动。著名的“大青山战役”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著名的“留田突围”也发生在这一时期。这次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大扫荡，八路军伤亡1400余人，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殉国，被称作“外国八路”的国际友人希伯、省战工会秘书长陈明、115师敌工部长王立人等，都在这场战役中牺牲。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妻子陈若克及其刚刚出生的女儿在这场战役中被捕，并被押解到沂水城惨遭折磨后杀害。老百姓被杀害和被抓走作劳工者多达14000余人，粮食被抢走160余万斤。国民党苏鲁战区在这次反扫荡中与山东八路军进行了密切配合，伤亡自是在所难免，但不知为什么，在我所及的范围内，这方面的相关资料很少。
上篇血红00血红血热公历1942年2月间，按农历算是“民国”三十年的十二月下旬，小鬼子发动了针对国民党苏鲁战区总部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大规模合围。此时，以于学忠将军为首的苏鲁战区总部在沂水圈里，以牟中珩为首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临朐县的吕匣店子村。
据资料显示，日军当时调集了差不多10万人，以及28架轰炸机，在华北派遣司令官畑俊六的指挥下，从昌乐、安丘、莒县、诸城、益都、临沂、沂水等方向汹涌而来。而能够为鲁苏战区总部所用的兵力，只有隶属总部保卫部门直辖的特务团800余人，负责保护于学忠的卫士排60余人，51军113师司令部直属部队的1500人和驻扎该防区的113师部队共约7000人。还有驻莒县的张里元挺进第一纵队，驻安丘的厉文礼挺进第二纵队，驻沂水的王晋藩茹素斋团，驻安丘泥沟子一带的杨焕彩青岛海军陆战队。所有兵力加起来，约有15000人左右。跟小鬼子比，在人数上差得不是一般的多。而且这15000人的战斗力，除了113师，像张里元部、厉文礼部、王晋藩部也跟小鬼子没法比。打个比方，小鬼子是用生铁铸造的，他们就是用泥捏就的，质的差别不言而喻。
那么这仗怎么打？我在采访时站在当年苏鲁战区司令部驻扎过的圈里乡许家庄老龙潭石桥上，看着已经被泥沙淤平的老龙潭，看着围绕老龙潭的那一块一块巨大的黑色的玄武岩石，无法想象于学忠将军获知情报时的心情。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了，这仗还有个打吗？
没个打也得打！屠刀砍到头顶了，你能老老实实让它砍掉脑袋吗？猛兽扑到家门口了，你能闭上眼睛让它吃掉你吗？于学忠的心情不管是怎样的，他都得面对摆在面前的难题，他都得解决面前的难题。尽管他也是希望自己平安的。当年进驻圈里时，他选择在许家庄安置司令部，就是因为许家庄东傍小引河，西傍龙潭河，头顶太平山，脚踏老龙潭，是鱼儿（于与鱼同音）的风水宝地，能够让他有安全感。但是，作为军人的他，作为苏鲁战区总司令的他，求平安不是可以摆在桌面上的事，杀敌保国，才是他的重要职责所在。
其实，于学忠并不害怕和小鬼子拼命。
祖籍山东蓬莱的于学忠1889年11月19日出生于辽宁旅顺口，八岁那年回老家蓬莱读小学，1908年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炮兵科，1911年，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成为职业军人。由于作战英勇，足智多谋，得到了同乡吴佩孚的赏识，1926年被任命为第八军军长。同年，与北伐军作战，再显超乎常人的指挥才能，被委任为联军第九军军长兼荆襄总司令。吴佩孚与北伐军作战兵败，以至穷途末路之时，于学忠依旧忠心耿耿，不离不弃。吴佩孚逃入四川，将残存部队交给他，蒋介石即派陈干送来委任状，委任他为川、鄂、豫、陕四省边区总司令。于学忠当场撕碎委任状，不予接受。随后脱下军衣下野，回了蓬莱老家。但他不忍抛下在蒙城等他出山的军中兄弟，思量背靠大树好乘凉，决定选择投靠东北军。恰好张学良派参谋周光烈携其亲笔信力邀同谋，他便安顿好蒙城的部队，于1927年夏天起身赴京，接受了张作霖给予的十几万军费，也接受了张学良的领导，回蒙城就任，将张作霖所给军费按照三个师的总人数平均分配，官兵一致，连他本人也不例外，从而振备了一度消沉的官兵士气。张学良对于学忠极为器重，称其为前辈老将。不久即任命于学忠为东北军第二十军军长。自此成为张学良忠心不二，能征善战的左膀右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调往甘、陕与红军作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说蒋介石有消灭异己之阴谋，建议互派代表，协商关于建立国防政府和联合抗日的主张。这一主张深得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1935年，已是五十一军军长的于学忠调往西北内战战场，并晋升为陆军上将，进驻甘肃，截击北上红军。于学忠派出的部队在不打内战的口号影响下，进至岷县一带后按兵不动。1936年9月，中共派彭雪枫造访于学忠，并携毛泽东的亲笔信向他示好，于学忠深为感动。从此，他对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深层次认识，开始同情共产党，支持联合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于学忠电令第五十一军包围了甘肃绥靖公署，将其卫队团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缴械，以策应张、杨兵谏。此后，张学良、杨虎城会同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解决国事的六项主张，蒋介石表示接受后，于12月25日下午获得释放，并由张学良亲自陪同由西安飞返南京。张学良大概预感到此去凶多吉少，所以临上飞机前，用红铅笔写下一道手谕：“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到达南京后，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实行长期软禁。同时，着手整编、分解东北军，致使东北军内部发生混乱。张学良再次寄语于学忠：“东北军一切托付于兄”。于学忠以大局为重，避免了与国民党中央对立，稳定了东北军局面。七七事变后，于学忠率领所属东北军开进山东，拼杀在抗日战场。发生于1938年2月的著名的淮河阻击战，就是于学忠率领五十一军在中华抗日史上写下的壮丽诗篇。当时，还是51军114师师长的牟中珩在开战前向于学忠请示：“这次打仗我们拼不拼？”于学忠说：“拼啊！我们打内战是出了名的部队，现在打小鬼子了不拼还行？不拼还能对得起‘中国人’这三个字吗，还能在中国的土地站住脚吗？”牟中珩又问：“拼个什么程度为止呢？”于学忠说：“拼个七八成，留个根，好补充。”1938年2月2日，大批日军在飞机、大炮、战车的全力掩护下，开始向国民党发起猛攻，企图强渡淮河。114师当即与其展开激战，两天后，113师也加入了战斗。双方打了10余天，由于日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这两个师渐渐有些不支，最后日军渡过了淮河，占领了我方大部阵地。眼看就要不行了，如同挑了一副沉重的担子走在一条狭长的独木桥上，实在坚持不住了，有人就想扔掉担子跑过桥去，于学忠赶到前线来，一声喝令：担子不能丢！就算人和担子一起掉到桥下，也不能丢！然后对整个战略进行全面调整和部署，于13日凌晨，乘日军渡河立足未稳之际，下达了全线反击的命令。这次反击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军、师、旅正副长官都必须到前沿指挥。如此一来，士气大增。打到上午10时左右，小鬼子开始动摇了，大部分人马不得不退回淮河南岸。国民党基本上恢复了原有阵地。这次战斗，毙敌2000余人，有力地阻止了敌军渡淮。114师伤亡达到十之七八，正好是于学忠要求的伤亡程度。淮河阻击战结束后不久，于学忠又率部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在这场闻名中外的战役中，于学忠身先士卒，坚守前线指挥，并且亲率百余人的敢死队，夺得敌军大炮30余门。此后，于学忠又参加了武汉会战，同样打得异常勇猛。
但是战争不只需要勇猛，还需要理性和智慧。
敌人太多太强大的时候，理性和智慧是最重要的。对于眼下的难题，于学忠的理性和智慧是：即要打，也要跑。
1942年2月7日，10万日军的先头部队到达安丘厉文礼的防区，结果，厉文礼的队伍一击即溃，就好比老鹰飞进了鸡圈，看不到团结一致的反抗，只看到狂飞乱跳的奔逃，甚至有的逃也没有胆子逃，只蹲在地上老老实实等着挨抓。
打败了厉文礼，日军从安丘的西南山区长驱直入，穿过青石胡同，直扑沂水圈里。
113师像一堵大墙一样挡住了敌军的去路。
113师的师长此时是韩子乾，这位一年后，也就是1943年2月，在城顶山战役中被俘而投降日军当了汉奸的软骨头，跟他的前几任师长比已经差得很远。比如1938年12月以前任职的周光烈，就是一位足智多谋且又英勇无畏的国军优秀将领。这位于学忠的蓬莱老乡在1938年2月阻击日军强渡淮河的战役中，虽然晚了两天参加，但是仗打得异常勇猛顽强。到了台儿庄战役时，他率领113师更是表现了中国军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战前有记者采访他，他说：“蓬莱自戚继光以后，都是抗日分子，戚继光在明朝时即参加对日作战，以后代有人出，我们不能在于学忠首创的部队上写上一笔坏账！”他率兵守卫台儿庄东北部阵地，面对武器精良、战斗力极强的日军板垣、矶谷两师团，毫不畏惧，以劣质武器与敌激战。当日军以飞机大炮轰炸时，官兵们隐蔽在战壕里不动，当日军的坦克、步兵进攻时，全体官兵则用集束手榴弹向敌人投掷，有的抱着成梱的手榴弹滚到敌人的坦克下面爆破，以身殉国。炮兵营第三连连长王耀武为了消灭更多鬼子，把四门大炮推到前沿阵地，平射敌人的坦克和步兵，把日军炸得血肉横飞。日军用飞机向王耀武的炮兵连进行轰炸，炸坏了四门大炮，也把王耀武炸成了重伤。这一仗，113师击败了敌人的一再反扑，并将阵地向前推进了几公里。所以，如果此时的113师还是周光烈当师长，那么这支部队一定会形成一道可称铜墙铁壁的防护线。即便是刚刚升任51军军长的周毓英当师长，也会是铁板一块。因为周毓英也是抗日名将，周光烈当师长的时候，他是副师长，与周光烈一起参加过淮河阻击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其赫赫战功，仅次于周光烈。他当师长，鬼子再多，也不会轻易放过去的。可惜的是让韩子乾当了师长，虽然全师官兵打得很勇猛，但是，主心骨不强，最终还是没能挡得住日军的疯狂进攻。
当天下午3点左右，3000多日军到达圈里的天晴旺东山。鲁苏战区干训团教育长温念忠严令警卫连全部冲上东山迎击敌人，并限定他们坚守2小时再撤退，以掩护非战斗人员转移。该连冲上山头，枪炮齐发，与日寇展开了激战。一百五十多人的警卫连对决3000人的日军，力量的悬殊可想而知。但是，全连战士抱定宁死也不退却的决心，与敌人展开了拼杀，强大的日军竟然攻了很久都没有拿下东山。日军急了，用他们惯用的手段，调来飞机，毎四架一批，轮番对天晴旺进行了大面积的扫射与轰炸。当地一些亲眼看见的老人说，“那家伙，炸起的尘土和石块就像下雨一样啊，那个吓人啊。”天晴旺有一大片新盖的房子，是苏鲁战区干训团用来培训军官用的，小鬼子误认为那就是战区司令部，便把天晴旺当成了集中攻击的目标。再加上警卫连的拼命抗击，大批日军的先头部队便被牵制在了天晴旺。而驻守许家庄等村的战区总司令部、党政分会、政治部等各大机关，也就有了足够的转移时间。
参战的警卫连付出了惨重代价，战至最后，150人所剩无几，据说有个排仅有3人生还。
交战之前，老天下过一场中雪，白雪皑皑，满山遍野。战士们的血从体内流出来，便把一片一片的雪地融化，并染成了红色。如果当时登高俯瞰，就会发现雪野里盛开了一朵朵大大的梅花，壮观、美丽，而又令人无比的沉痛。
战区总部各大机关离开驻地时，天色已黑。3000多人编成了3个大队，由总参谋长王静轩统一指挥。前面由一百多骑兵队探路，后面由特务团负责殿后。队伍沿小弓河往东南行进，大家不时地回望天晴旺，回望许家庄，那里火光冲天，杀声不断，令人揪心。但是大家没有一个说话的，仿佛呼吸都停止了，除了沙沙沙的脚步声，别的一点动静都没有。毕竟此时此刻，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听从指挥，尽快脱离险地，别的无法顾及太多。
天色放亮时，队伍抵达莒县边界的西山根村。但是由于人马太多目标太大，刚到村里跟老乡讨来热水喝了几口，就被敌机发现了，于是，一颗颗炸弹投掷下来，一时间房屋倒塌，火光四起，人哭马嘶，乱成了一锅粥。
有人高喊：快到村子外面找地方隐蔽！
众人纷纷跑向村外，见到可以藏身的地方，哪怕只是一个小土坑，也赶紧趴下。
于学忠带着几个随从来到村东一个土崖下，仰脸观察敌机动向，说，我们的武器不行啊，如果有高射炮，就可以把它打下来。
敌机轰炸一段时间之后，散发起了铅印传单。传单上，小鬼子称于学忠、牟中珩、周光烈等人为将军，说他们虽然都是了不起的军人，但是现在已经被我们的大部队包围，成了瓮中之鳖，再也跑不了了。你们赶紧“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吧，别再执迷不悟了。于学忠拿起一张传单看了看，笑了，跟随从说，看来小鬼子的情报并不准确啊，既不知道我在这里，也不知道咱们的51军军长已经是周毓英，113师师长已经是韩子乾，他们还以为军长是牟中珩，师长是周光烈呢。撒这样的传单真是愚蠢至极啊！
天黑以后，苏鲁战区各机关又开始了夜行军。目标是滨海地区。一路上饿了就啃冻成冰疙瘩的冷馍馍，渴了就抓一把路边积雪填进嘴里。从圈里到滨海区的莒县，一路崎岖难行，没有任何的照明工具（比如火把），当然有也不敢用，只能摸黑走，也就有人不断地摔倒摔伤。甚至有人滚进沟壑，丢掉了性命。
一夜行军80余里，到达莒县北面的源河村村北时，天还不亮。这时，部队后面的人忽然发现每逢岔路口，地上便会出现黄米。立刻引起警惕，赶紧报告了总指挥部。总参谋长王静轩立刻判断军中有内奸，撒米是为后面追击的鬼子引路。于是传令部队停止前进，逐人检查。结果查出了两个鬼子派来的汉奸，他们穿着与国军同样的军装，每人身上背着一挎包黄米，趁部队转移混乱之机，混入了行军队伍，每到岔路口便撒米为记，为敌引路。王静轩气坏了，当即下令：枪毙！这两小子就被强迫跪在雪地里，有四名战士把枪口对准他们的后脑勺，扣动扳机，送他们见了阎王。据说临死之前这两汉奸放声大哭，哀求国民党饶了他们，说他们当汉奸也是被逼无奈云云。但是，没人同情他们，子弹更不会同情他们。随着嘭嘭几声响，他们往前一趴，就再也没有机会见他们的爹娘老子、老婆孩子了。
这两个汉奸史料上未留下姓名，当地百姓也不清楚他们姓甚名谁。也许当时这样的事太多了，这样的汉奸太多了，审过无误，就地枪决也就完了，没人想到还为他们留下姓名。但是，看到“撒米为记”的资料时我就想，当汉奸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这两个家伙一败露不就被枪毙了吗！那为什么还会有人愿意当汉奸呢？走走正道，做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抗日打鬼子不行吗？不管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是为了抗日打鬼子牺牲了，早晚总能成为人们崇敬的英雄。而当汉奸死了，哪怕你有一万个理由，像汪精卫那样，或许他是真想“曲线救国”，但是只要当了汉奸，不管你是怎么想的，都会遗臭万年。不仅自己臭，连子子孙孙都跟着臭，过去多少代，人们还会说，某某的爷爷是汉奸，某某的先人当过汉奸，从而让他们抬不起头来，这笔账为什么就算不过来呢？
据有关资料说，日军侵略中国期间，在战场上为小鬼子卖命的汉奸伪军达一百多万。也就是说，在很多时候，在战场上厮杀的不是小鬼子和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和中国人。而从1939年到1944年的五六年间，仅国民党旅以上高级军官率部投敌的就有60多人，跟随这60多名高级军官投敌的士兵有几十万之多。那么在后方的汉奸呢？为了写作长篇小说《白雪英祭》到东北采访的时候，当地老人说，“九·一八”事变之后，虽然出现了很多民间抗日组织，但也遍地都是汉奸。鬼子的单位和部门招聘员工，很多人削尖了脑袋去应聘。有人为了应聘成功，还托关系找门子，甚至给小鬼子送礼。2012年春天，我与妻子到沂水一个叫葛子铺的村子里采访，这个村一位老者告诉我，小鬼子占据沂水城的时候，他们村的青壮年除了两户地主家的孩子有骨气，其余全都进城当了汉奸。因为县城的汉奸头子牛仙元是葛子铺人，那些穷人家的孩子为了吃顿饱饭，也为了挣点钱粮养家，便都投奔牛仙元当了汉奸。还有一些对抗日失去信心的国民党51军下层官兵也投靠到牛的手下当了汉奸。
创作过《沂蒙山好》《玉女春秋》《人间五月》等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山东著名老作家魏树海在与我谈起牛仙元这些人时发出感叹：人性啊，有时真的让人无法理解啊。牛仙元等人在1944年8月八路军解放沂水城的时候被活捉，然后经过公审枪毙了，其后代家人至今低人一等，羞于提及他这个先辈。难道当年他心甘情愿为鬼子卖命的时候，就没想想万一有今天他怎么办吗？中国人有一句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语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牛仙元之流或许就是想做一个“识时务者”而当汉奸的，总想着鬼子有一天真把中国吞并了，会用中国人给他们治理“国家”，而那个时候，他们这些“功臣”就可以接受奖赏了。但他们识错了“时务”，非但不是什么俊杰，无论谁来主政中国，出卖国家的人都不可能香起来的。
枪毙了“撒米”汉奸以后，部队继续前行。已有两夜未曾休息，全体将士都已疲惫不堪，但还是硬撑着往前走。天亮以后，队伍大多翻过了北源河村的北山。这时，有一股日军追上来了。断后的特务团第三连在北山顶上阻击敌人，枪声炮声响成一片。两架敌机随后赶到，在阵地上超低空扫射，胡萝卜似的大个子弹如同狂风暴雨，所到之处人毁血崩，大量战士中弹牺牲。但也正是因为敌机低空飞行，为国军提供了打击方便。于是机枪手掉转枪口冒死对空扫射，一架敌机被击中，带着燃起的大火飞出几公里后，坠地爆炸而毁。另一架飞机这才停止扫射，仓皇逃去。
这场阻击战打得异常激烈，特务连坚守山头两个多小时，以牺牲超过80%的惨重代价，为大部队安全转移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当天下午，于学忠率部来到了57军111师常恩多的防区。苏鲁战区总部移驻到了日照的李家彩村。危险暂时脱离。
此刻，在圈里扑了空的畑俊六气急败坏，指挥日军大肆破坏，不仅焚毁了由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一手创建的《阵中报》社，捣毁了战区兵工厂，还放火烧了30多个村庄。整整折腾了半个多月后，看看再也没的折腾，这才留下竹林大炮联队在圈里驻守，大部队陆续撤离。
113师师部及直属部队已临时转移到沂水至青州的公路以西地区，也就是沙沟、古村、诸葛等地。51军军长周毓英将该师刘国桢的674团留在圈里与日军周旋。该团第一营曾在安丘王家庄子大金线村一带与日军打过一仗，不仅打得勇猛，也打得漂亮，一仗下来干掉了一百多个鬼子，可谓战功卓著。把刘国桢留在圈里，周毓英觉得可靠，放心，相信竹林不是刘的对手，用不了多久就会带领他的大炮联队滚出圈里。
果然，刘国桢不负重托，他灵活机动，指挥674团在圈里的山区与竹林大炮联队转山打游击。圈里的一些老人说，刘国桢那人有水平啊，带领部队神出鬼没，一会在这儿出现了，一会又跑别的地方去了，专找有利地形跟竹林大炮联队打。竹林大炮联队对圈里的地形不熟，老百姓又恨他们，经常暗中把他们的行踪报告给刘国桢部队，所以竹林大炮联队屡战屡败。从来就没赢过。后来竹林气急了，下令专找674团拼命。据民间传说，竹林还让汉奸给刘国桢送过一封战书，说刘国桢，你要真有种，你就找个山头摆开阵势面对面跟我打，那样你如果能赢我，我才服你。但是刘国桢不上他的当，把战书一撕，把汉奸一杀，继续打游击。连续三个月，竹林越打损失越大，最后抱着200多个骨灰罐，仓皇逃离圈里了事。
苏鲁战区在日照李家彩暂时稳定了下来。
但是，很快又有大事摆到了于学忠面前。
第一件大事：蒋介石通过张治忠发来密电，要求他秘密处决111师333旅旅长万毅。
第二件大事：111师在常恩多和郭维城的带领下投向了共产党八路军115师。
密电是3月间发来的，内容是：“奉总裁谕，万毅通敌叛国，着即就地秘密处决，具报”。
此时，万毅因为“九二二锄奸”事件，已被扣押了一年多。
我们有必要从头作一下交待。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以后，东北军提出了“联共抗日”的八项主张，这八项主张对于大多数东北军官兵来说是拥护的，但是存在的分歧也不少。特别是57军上下，分成了三派，一派主张联共抗日，一派主张只抗日不联共，还有一派则主张反共亲日。主张联共抗日的人是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认为只有联共抗日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主张只抗日不联共的人，是忠于国民党的人，他们担心抗日胜利以后，共产党会与国民党争夺天下。而主张反共亲日的人则是出于自保，即害怕联共惹来杀身之祸，也怕抗日不成失掉了荣华富贵。57军军长缪澄流和副军长朴炳珊、111师参谋长陶景奎、331旅旅长孙焕彩、666团团长刘晋武等人就是反共亲日派的重要代表。
那么于学忠是哪一派的呢？于学忠哪一派都不是，他的主张是：“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取中立立场，团结友军，不打内战，坚决抗日救国。”
据一些资料记载，1940年9月，57军内部的联共抗日派与反共亲日派展开了激烈斗争。军长缪澄流等人，一方面散布“反共亲日”言论，像汪精卫一样鼓吹“曲线救国”；另一方面暗中与汪伪政府联络，秘密同日军代表谈判，准备与日军签订“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秘密协定。早在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111师333旅旅长万毅获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向师长常恩多作了报告。身为受过叶剑英、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秘密接见过的中共特别党员，常恩多对缪澄流等人的行为极其义愤，拍着桌子大骂一通之后，与万毅秘密商定，除掉缪澄流等人这帮汉奸，决不让“互不侵犯，共同防共”协定签订成功。
9月22日晚间，正当缪澄流和朴炳珊在军部里兴高采烈地与日军代表签订合作协定的时候，常恩多和万毅带人冲进军部，把双方的谈判人员全都抓起来了。跑掉的只有一个人——缪澄流。
第二天，常恩多向全国发了通电：“缪奸与敌妥协，人证俱在。为了坚持抗战，分清敌友，不为敌伪造谣，混淆是非，影响抗战前途，本师长肩负东北父老兄弟姊妹委托，率东北健儿抗战到最后胜利，打回东北老家去！出于个人义愤和所部拥护，仗义锄奸，尤望全国各族同胞，抗战志士，口诛笔伐卖国投敌汉奸缪澄流。”之后又分别给蒋介石和于学忠发了同样内容的电报，并要求法办通敌卖国的缪澄流一伙。而连夜逃到57军112师的缪澄流，先是给常恩多、万毅发电报：“常师长、万旅长同鉴：鄙人向敌伪接洽，确有谈判，详询董、于，便得实际。鄙人与两兄患难有年，罪戾之深，愧悔难禁，昨已专电总座，自投请罪，两兄赤心抗战，自能力顾全局，但能使鄙人减少一分罪过者，希两兄竭力为之，鄙人感幸多矣！将来完成抗战，贵部定有无限光荣。鄙人仰首青云，戎马半生，饱尝风味，言出肺腑，特电奉闻，敬希鉴谅。”随后又向蒋介石和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打报告，说常恩多和万毅都是阴险的亲共份子，他们受共产党的鼓惑，于9月22日深夜制造忤逆事端，查抄了自己的军部。
于学忠非常清楚57军的内部斗争，更知道缪澄流之辈确有亲日动向，但是如何解决这件事，却需要动一番心思。亲日也好，亲共也罢，背后的关联都太复杂了，处理不好，必会引起很多连锁反应，那是于人于己都不利的。所以在短时间内，他对双方都没有表态。只想看看蒋介石的态度。抑或说，他希望通过老蒋的手处理缪澄流等叛国之贼，而保护常恩多、万毅等亲共份子。毕竟叛国是大逆不道，而亲共是信仰选择。性质不同。
蒋介石又何尝不清楚57军的内部情况呢？他即对缪澄流等人的亲日行为极为恼火，也对常恩多和万毅等人的亲共十分恼怒。或者说他更加恼怒常恩多万毅等人亲共。在他看来，缪澄流等人亲日，无非是求得暂时自保，毕竟还是反共的。但是常恩多万毅亲共呢？最终的目的是要推翻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由他们来坐江山的！各自的行为性质区别太大了。他宁可让缪辈亲日反共，也不允许常、万二人亲共反党！但是怎么处理呢？如果好对外界交待，最好双方都处理。毕竟在国人的眼里，亲日的罪行大于亲共啊。然而，处理人是要有理有据定罪的，双方都没让他抓住足够的证据，他如何定罪，如何处理呢？于是他选择了暂时沉默。
两个月后，经过深思熟虑的蒋介石从重庆给于学忠总司令发来电报，斥责常恩多“不识大体”、“虽云忠党爱国，然难辞犯上误国之咎”。同时，对缪澄流也不客气，罢了他的军长之职，撤销了57军番号，把111师、112师直接划归鲁苏战区指挥。
这一天正好是1941年的元旦节，因肺结核病加重而卧床未起的常恩多听到从总部传来的消息，气得吐出一口鲜血，昏迷了过去。手下人呼喊了半天，并紧急传唤军医前来抢救，常恩多才苏醒过来。而病情却进一步加重了。
不久，蒋介石电令于学忠撤销常恩多的师长职务，于学忠不从，复电老蒋，说常师长忠党爱国，抗战有功，“九二二”之行为虽然冒失，但不为大罪，所以撤其职务，难以服众。蒋介石没办法，只好再次来电，说常恩多现在有病在身不能尽职，继续让他负111师之全责岂不误事，不撤他的职可以，把111师的事务交给参谋长陶景奎代理吧。于是，111师就交到陶景奎的手上了。
表面上陶景奎只是暂时代理，实际上是把111师的权力控制在了反共一方的手中。在蒋介石眼里，陶景奎是忠于国民党的，是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所以，把111师的大权交给这样一个人，他感到放心。
陶景奎大权一握高兴坏了，马上联合一心效忠党国的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331旅旅长孙焕彩，以及666团团长刘晋武等人，散发“清理军内危险分子，唯护党国安定团结”的言论，并作好了“整肃”111师的准备。
常恩多和万毅等潜伏在111师内部的中共地下党人处在了极度危险中。但是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进行反宣传。于是安排在宣传队任职的亲信，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刘祖荫编写了一首歌谣，让宣传队员们到处演唱：
乌鸦嘴巴呱呱呱，
谣言变成牡丹花，
鬼子造，汉奸造，
缪逆爪牙也在造。
莫信他，谁信谁传，谁就是大傻瓜！
宣传队的行动惹恼了陶景奎，从而加速了他“整肃”111师的行动。1941年2月17日，陶景奎避开常恩多，以开会为由，暗中设下伏兵，把333旅旅长万毅叫到师部进行了扣押，并强行解散了333旅。同时，也把刘祖荫等宣传队的人也抓起来关押在了师部所在地的一户农家院子里。之后不久，又转到圈里进行了关押。
虽然刘祖荫等人在被关押了一百多天后通过绝食行动迫使陶景奎对他们进行了释放，但是万毅在被关押了一年之后，等来的却是蒋介石让张治忠发来的一封要求于学忠秘密处决他的密电：
“奉总裁谕，万毅通敌叛国，着即就地秘密处决，具报”。
“通敌叛国”，这个罪名实在太吓人了。尽管在蒋介石心里，万毅的真正罪名应该是“通共叛党”。但他想杀他，安上个“通敌叛国”的罪名更好些。毕竟在国共联合抗战的大环境下，“通敌叛国”的罪行更有说服力呀。
于学忠这位忠于张学良，同情共产党，对蒋介石一直不远不近的大义将军，看过密电，双眉紧锁，烦躁不安。思虑良久之后，问亲自给他送来电报的机要处处长郭维城：“你去调查九二二事件，万毅并无通敌之节，怎么又要处决呢？”郭维城回答：“万毅确无通敌之嫌，倒是有功之臣。”于学忠便不作声。郭维城借机进言：“万毅作战勇敢，屡建战功，杀了他于抗战不利。将来张学良副司令出来，于总司令也难以向他交代，奉劝总司令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万毅杀掉。”郭维城知道于学忠不想杀万毅，只是面对蒋介石的严令，左右为难，便继续说：“蒋委员长要杀万毅，明知其为公理正义所不容，所以才会要求你秘密枪决。如若执行，还是听听111师师长常恩多的意见为好。”于学忠点点头，然后让总参谋长王静轩去见常师长。
据有些资料说“九二二锄奸”发生时，王静轩就在现场。说那一天是他去重庆面见“总统”归来，缪澄流设宴为他接风的日子，对于当时发生的情况，他一清二楚。所以由他与常恩多商谈此事，似乎更能谈到点子上。
但是，郭维城要的不是王静轩说服常恩多，要的是保住万毅。所以从于学忠屋里出来，他赶紧写好一张便条让人送给了常恩多，大意是：“上峰要秘密处决万毅，我难以顶住，一会王静轩代表于总司令去见你商讨此事，请您死保！”
常恩多提前有了思想准备，等到王静轩赶来见他时，他把态度拿捏到了王静轩很难进言劝说的程度：“这不是处置万毅，这是处置杀敌锄奸的每一个有功人员！万毅是我的部下，没有罪！如果总司令一定要这样办，那就先解散111师，再杀我常恩多！”
王静轩无可奈何，只得悻悻地回去如实报告于总司令。于学忠听后觉得“正合吾意”，于是很快复电重庆：“电悉。万毅在抗战期间作战勇敢，屡建功勋，并无通敌之嫌，所令碍难执行。”
万毅的确作战勇敢，就在“九二二锄奸”行动结束后不久，为了确保锄奸行动的胜利成果不被歪曲，也为了让苏鲁战区的人，让蒋介石知道他们是出于爱国、出于对党国的忠诚才有“锄奸”行动的，他和常恩多分两路发动了针对日照以西地区敌伪部队及其地方伪政府的攻击。万毅先是拿下了大店伪区公所和伪区中队，迫使他们投诚起义，接着向北进攻，在多水店子设下埋伏，击毁敌人军车3辆，打死鬼子伪军30多人，缴获九二式重机枪1挺。常恩多率军向东挺进日照涛雒镇，驻扎在那里的一个伪军中队闻风而降，缴械当了国军。有四个鬼子拼命反抗，其中3个被击毙，一个被活捉。紧接着，常恩多又攻克了日照的碑郭镇，一直打到日照城下才收兵回营。
即便如此，蒋介石也不买账。就因为万毅是共产党。他能买账的人是于学忠，所以于学忠回电说“所令碍难执行”，他便处在了尴尬中，一时没再做出相应的反应。因为他知道，既然于学忠不愿意服从命令，他就不好表态了。如果说可以，那就依你的意思不杀万毅了吧，那不成了他听于学忠的了吗？可要态度强硬说不行，你必须得杀万毅，他又怕把于学忠得罪了，以后更加不好使唤了。再说，于学忠在山东的作用不容小觑，于学忠的军事能力更不容小觑，面对意见相侼的事如果处理不好，必会影响大局，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所以他选择了拖延。拖延的过程，就是表明他即给于学忠暂时留个面子，也表明他仍然想杀万毅的态度。到了7月中旬，蒋介石再次以强硬的态度发来严令电报：“万毅通敌叛国，确有实据，着令秘密处决。否则以违令治罪。”
于学忠一看也火了，一摔电报说怎么的，你老蒋还想吓唬我呀？我不吃你这一套！于是谁也没再商量，直接回电：“万毅抗敌坚决，屡立战功，何云通敌？如犯军法，公开审判，明正典刑！秘密处决，碍难执行！”
蒋介石一看于学忠态度如此坚决而强硬，也没了办法，他不想真的治于学忠违令之罪逼于学忠投靠共产党。于是退让一步，不再提什么“治罪”的话，只回电同意公开审判。
这一审判，万毅就暂时活下来了。
这个时候，汪精卫手下的人悄悄来到了111师，对常恩多展开了诱降。尽管这个人进行了仔细的装扮，但是一见面，常恩多还是一眼就认出此人是自己的海城同乡加同学，现任汪伪政府军政部副部长的于明甲。按说多年不见，常恩多应该非常热情才是，他乡遇故知吗，即便算不上“故知”，单凭老乡和同学关系，常恩多也应该客气一些才是。但是，因为于明甲是汉奸，常恩多的脸色自始至终都是冷峻的，他把对于明甲的讨厌，全都表露在面上了。但是于明甲却不在意，他满脸谄笑着掏出原东北军参谋长、常恩多在东北讲武堂时的老师、现任汪伪军政部长的鲍文樾的名片和来信，低声说：“部长说了，只要常师长愿意参加汪政府的‘和平运动’，他就答应把山东政府的军政大权交你执掌。”常恩多看看信和名片一阵冷笑，面带鄙夷回答道：“我不要山东政府，我要鲍文樾、于明甲这些忘了祖宗的王八蛋的脑袋！”随即下令：“来人！将送信的汉奸杀一个，留一个回去报信！这就是我常恩多的态度！”于明甲顿时就瘫倒在地上了。好在留下报信的汉奸是他于明甲，这个狗汉奸也算捡了一条命。
形势却日渐危急。常恩多知道不能再等了，再等，111师就毁掉了。于是密会早在193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郭维城，委托他率领111师摆脱国民党的统治，投诚八路军115师。然后以“病情加重，不久人世，需立遗嘱”为由，于8月3日晚间召集师部重要人员开会，一举将与他在主张上完全背离的参谋长陶景奎、副师长刘宗颜、政治部主任龚晓清等人全部抓获，然后写了一份手令：“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汉卿公主张，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常恩多。8月3日。”将兵权交给郭维城，当天晚上便起义了。
起义的第一个大行动，是捉拿于学忠，迫其率部与111师一起投诚共产党。据说，这是郭维城自己的主张，常恩多并不十分赞成。因为常恩多知道于学忠是位儒将，他可以同情共产党，与共产党做朋友，但却绝对不会投降共产党，做国民党之叛徒。而郭维城觉得，让于学忠自愿投诚共产党肯定他是不会的，但是有人逼着他了，有他同情共产党的感情基础，或许他也就顺水推舟了。
8月3日凌晨，郭维城带人包围了于学忠所在的李家彩。但是行动没有成功。这边刚有动作，于学忠便得到了消息，随即在总部副官处处长陈伯符、总部分会总务科长商彝及几个卫兵的保护下转移去了坪头村。然后让总部参谋处的张佩文找郭维城谈判：“一是你想留谁就留谁，不想留或不愿意跟你走的人，你给他们放行，不要伤害他们。二是总司令的卫队排，人和枪都是少帅留给总司令的，将来少帅从重庆回来，总司令还要归还少帅，所以你不要扣留。”失望中的郭维城没有多说什么，答应了。他的主要目的是逼于学忠同111师一起投共，既然目的落空，其他事也就没有必要往绝处而为了，做个顺水人情，以后再与曾经与郭家有交情，并因此提拔重用他为苏鲁战区机要处处长兼秘书处代处长的于总司令见面，自己也不至过分尴尬。
第一个大行动失败后，郭维城随即开展第二个大行动，也是主要行动，率领愿意随同他和常恩多投共的人，去了115师。
紧接着又有了第三个大行动，于1942年8月4日当天，郭维城代表常恩多等111师主要领导者，以“东北抗日挺进军”的名义，向全国发布了起义通电，提出四项主张：
一是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反对国民党投降派破坏、瓦解东北军。
二是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和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时提出的八大主张。
三是反对内战，联合一切抗日部队一致对外。
四是坚持“九二二锄奸”精神。
而万毅此时已在滨海根据地。他是头天晚上越狱跑过去的。如果他不跑，必定会遭枪毙。因为111师一向115师投诚，他和常恩多就成了叛逆的主犯，于学忠再想护他也护不了了。所以，在111师起义前夕，郭维城暗中通知他做好准备，到时派人接应他越狱，但他等不到接应就越狱跑掉了。因为他很清楚，不管起义成功与否，只要一有起义的行动，他就极度危险了，与其等着郭维城派人来接应，不如提前越狱保险。于是，他便提前越狱了。
令人遗憾的是，师长常恩多在投诚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942年8月9日这一天，病逝在了莒南县王家坊前村。为了避免混乱，中共山东分局做出决定，暂时封闭消息，秘不发丧。然后任命万毅为副师长，郭维城为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王维平为政治部副主任，于文清为参谋长。几个月后，局势平稳，万毅正式成为111师师长，郭维城仍为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这两个共产党后来的将军，成了新111师的顶梁柱。尽管苏鲁战区内部许多人对郭维城颇有微词，说他背叛于学忠有违君子之德，但是，郭维城始终未曾后悔自己的选择。况且于学忠后来也成了共产党的人，二人同在北京，见面的机会很多，相逢把酒，往事尽在笑谈之中，他还有什么后悔的呢？
于学忠对于111师投共，对于郭维城包围李家彩，却是长久地苦笑。他不知道自己顶着蒋委员长的命令没杀万毅是对了，还是错了。要知道，为了不杀万毅，他和政治部主任周复发生了激烈争吵。而且争吵的内容都被蒋介石知道了。
当时周复质问于学忠：“你为什么违抗委员长命令，不处决万毅呢？”于学忠说：“我一生没有秘密处决过一个人，万毅无罪。如果有罪也应当军法会审，明正典刑，为什么要秘密处决呢？”周复说：“你应该明白，万毅之罪并非投敌叛国，而在他是共产党！”于学忠马上针锋相对：“他是我的旅长！”周复又说：“万毅是你的旅长，他更是一名国民党员，既是国民党员，党内就可以秘密处决！”于学忠严词反击：“我不能明欺宪典，暗弃国法！”周复也寸步不让：“你不执行委座的命令，既不忠于总裁，又不忠于党国！”两人争执不下，于学忠气得摔了杯子，手指周复大吼：“你给我滚出去！要秘密处决，就先处决我好了！”周复一语不发，起身而去。随后即把争吵内容报告给了他所忠于的蒋委员长。
于学忠和周复，二人本来就有很大的矛盾，这样一来，矛盾更深，也更白热化了。
白热化于学忠也不怕，他连蒋介石都不怕，他还怕个小小的周复吗？问题是111师投共了，万毅和常恩多投共了，连他器重和刻意重用的郭维城也投共了，他于学忠不管如何同情共产党，这在蒋委员长那里都是不好交代的事情，这在周复那里都是无言以对的事情。“三条道路走中间”固然是他的策略，但是他也有一张国民党的脸面啊，所以他感觉自己在周复这位国民党的忠诚者面前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在蒋委员长这位本来就对自己不怎么信任的领袖那里抽了自己一个嘴巴。这个嘴巴抽得满脸发烧，十分难受。
让于学忠多少感到一点欣慰的是，111师里还有孙焕彩的331旅没有投共；投共过去的，还有661团团长孙维蒿等忠于党国的人，于8月6日、7日两天发生哗变又回到了他的手下。因掌握电台被郭维城强行带走的战区督导组主任贺元，也于一天夜里说服看守他的几个士兵，一起逃回了战区总部。
然而，一点点的欣慰并不能化解于学忠对山东八路军，特别是115师的迁怒。从此，苏鲁战区与山东八路军的相互照应关系有了裂痕。有人再反共，有人再与八路军对抗，他便默许甚至支持了。
111师刚投诚不久，于学忠便让孙焕彩携331旅进驻111师原驻地甲子山区，收拢111师没有投共的余部和重新反正回来的队伍，在国民党游击第七支队队长朱信斋等人的协助下，重新组建了111师，并任命孙焕彩为师长。孙焕彩一上任，便开始修筑工事，一副与八路军展开对决的架势。后来的很多资料中，都说这是于学忠在八路军滨海根据地中部插下的一根楔子。也有的资料只提国民党顽固派孙焕彩，不提于学忠，好像孙焕彩到甲子山区与于学忠毫无关系似的。实际上，怎么可能没关系呢？只不过于学忠后来成了共产党的人，人们整理这段史料时不方便把话说得太明白就是了。历史的有些原貌为什么会被撰写者改动？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孙焕彩的行动让八路军明白于学忠这是因为111师投诚事件恼了，于是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先把孙焕彩收拾了再说。于是，山东八路军的主要领导人罗荣桓、陈光、黎玉等人派出了四五个团的兵力向孙部发动反击。经过一夜激战，攻占甲子山主峰。孙焕彩损失惨重，最终支撑不住，只好撤退。途中又遭山东纵队第2旅第6团截歼，损失一个营，余部极其狼狈地逃向了“莒日”公路以北。
但是，孙焕彩并不甘心失败，两个月后，也就是1942年10月8日，正当鬼子透出信息要对滨海地区开展大扫荡，八路军准备反扫荡的时候，孙焕彩与朱信斋、李正修等忠于国民党、一心反共者联合，集约4000人越过“莒日”公路向南推进，对甲子山区发起了猛烈进攻。当时，驻守在甲子山区的八路军兵力较少，根本抵挡不住国民党的进攻，双方交战数日，八路军只好撤退。孙焕彩第二次占领了甲子山区。
奇怪的是，连续两个多月，八路军115师方面竟然没有任何报复性行动。如此平静让孙焕彩多少有些不安，又愚蠢地以为八路军被他打怕了，内心产生了些许得意。哪知道灾难很快就降临了。
经过周密考虑，罗荣桓调集刚从苏北调回滨海的教导五旅、教导二旅第六团、山东军区第二旅第五团和第六团、滨海军分区独立团等兵力，配合新111师主力讨伐孙焕彩。临战前罗荣桓到教五旅看望指战员，他指着甲子山方向说：“你们要把孙焕彩这颗钉子拔掉，在那里安家！”
12月17日，山东军区司令兼115师代师长陈光亲自到前线指挥，对甲子山区展开了激烈反攻。
陈光是湖南宜章县人，是八路军中一位能征善战的虎将，指挥打仗是他的强项。1938年他与罗荣桓率115师不足1个旅的人马东进山东，到抗战结束，115师发展到10万之众，整个山东的八路军总兵力，包括地方武装在内，达27万多人，占中共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以致当时在山东都称115师为“陈罗”部。日军方面还专门撰写了《陈光部作战研究》一书，用以指导日军作战之用。虽然他和罗荣桓之间有矛盾，于1943年被调去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从此再与115师无缘，但是，115师在山东的壮大，他是有功劳的。指挥山东八路军对日作战，他是有功劳的。只是此人有一副悲剧性格，过分耿直，说话随便，口无遮拦，常因嘴上缺少把门的得罪人。在政治斗争面前他更显得弱智，所以1943年被调去延安参加“七大”会议，已经是对他的变相处理，可他说话仍然不过脑子，在会上乱说一气，受到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中央规定在这一带工作要谨慎对待与港、澳、台人员的关系，但是陈光却与许多海外人员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往来。同时，他还私自回湖南宜章老家招了二百多个烈士子弟，在广州秘密开办了一个军事培训班，意图何为不清楚，但是他的行为严重违规，所以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叶剑英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及时改正错误，不再继续胡来。但是陈光不听劝告，跟叶剑英怒目圆睁拍了桌子。随后广州军区党委召开组织生活会，对陈光的错误展开批评，陈光仍不接受，大发怒火。叶剑英恼了，打报告给中南军区，并由中南军区呈报中央，***亲自签批，对陈光做出了开除党籍的决定。随后，陈光被抄家软禁。后来，他的精神出了严重问题，于1954年在软禁室中自杀，终年只有49岁。他一生打了很多胜仗，可说战功卓著，却因性格问题，把自己毁掉了。以致历史也几乎把他遗忘，所有他指挥的抗日胜仗都成了别人的，他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符号。到了今天，能知道陈光者，除了研究中共军史的人，普通人知之者甚少。所以文章写到这里，笔者多写了以上几笔，为的就是还原历史真实，体现历史的公平公正。
甲子山之战，陈光采用“中心开花”战术，首先干掉了孙焕彩的师部指挥机关，再对作战部队进行沉重打击。打了11天，孙焕彩损兵折将1400多人，再也支撑不住，携残部连夜撤回到“莒日”公路以北。八路军以伤亡648人的代价，再次收复甲子山区。
这是抗战期间，国民党51军属部与山东八路军在山东境内发生的比较大的一次冲突，因此冲突，双方损失2000多人。假如用这两千多条生命去杀外来之敌呢？只要指挥得当，是不是会有很大胜利？古人说“兄弟阖于墙，外御其侮”，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实都是中国人，都是自家兄弟，为什么大敌当前还要自相残杀呢？我不想评论谁是谁非，我只想说，纵观历史，中国人在很多时候吃外敌的亏，就因为自己争权夺利不团结。但想避免争权夺利，在兄弟朋友之间做不到，在两个政治集团之间更做不到。
文章写到这里我还想多说几句：就是发生于1940年的“九二二锄奸”行动，本是针对国民党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等人“投敌叛国”的正义之举，但是，“九二二锄奸”事件发生之后，缪澄流被剥夺了兵权，在山东已无立足之地，却没有投敌。1941年夏天，缪澄流跟随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去重庆面见蒋介石，然后又去西安，投奔了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以后直到日本投降，国共开始内战，他也没有投敌的任何表现。包括当时被抓捕的朴炳珊等人，好像也没有哪一个投敌的。那么“九二二锄奸”到底依据什么而行动的呢？真是掌握了铁证而行动的吗？有些资料上显示的，真的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吗？
历史总会留下一些迷团让后人去破解，可真正能破解的人又有多少？能破解的谜团又有多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