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刘灿没有这个福分。就在他定亲后不到两个月，在一次送灰浆时，工架上的几根钢管突然间垮下来，正好砸在他的头上。他的父亲哆嗦着身子，还没把他背到医院，刘灿就断了气。
安葬刘灿的时候，我们都去了他乡下的老家，替他送行。那天，世界静悄悄的，没有锣鼓，没有鲜花，也没有更多的人为他送行。有的是刘灿父亲锥心气血的呼喊和他妹妹绝望的哀嚎。我，黄谷，谢婷站在刘灿新垒的坟堆前，上了一炷香，泪水打湿了坟前的泥土。我们都在心里默默祈祷，愿他在通往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
就在我们告别刘灿转身离开的时候，我们看见刘灿的妹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安放在刘灿的坟头。那个笔记本，应该是刘灿生前送给她的。笔记本上的每一页，都工整地抄写着刘灿的诗。个别短诗的结尾，还配有他妹妹亲手画的插图。目睹眼前的一幕，我情不自禁地又想起他那首《致妹妹》来。
花落无声，群山无言。
刘灿的灵魂和诗魂，可以安息了。
我
在我们几个人中，我或许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但这丝毫不能说明我就比他们优越，相反，我跟他们一样，内心有着不可言说的伤痛。
我的父亲是个残疾人。他还很小的时候，一次上坡割草，被一条毒蛇咬伤右手，因未能及时治疗，导致三根指头腐坏，只剩下弯曲的小指和无名指。作为一个靠劳动吃饭的农村孩子而言，我无法想象手残后的父亲，内心经历过怎样的悲伤和绝望，受到过多少人的歧视和讽刺。但我的父亲，最终还是以他的坚毅和顽强，战胜了苦难。为求生存，父亲曾先后跟人学过画画、写字和行医。至今，我父亲都还写得一手好字，也学得一些医学知识。逢年过节，左邻右舍常常跑来我家，请求父亲给他们写春联。有时，乡亲们患了伤风感冒，也跑来让我父亲看病处方。渐渐地，父亲以他的能力和才华，改变了他在村人们眼中的形象。乡亲们对他的依赖，使他重新获得了尊严。尽管如此，父亲仍未脱离劳动。多年的磨砺，让他练就了用左手干活的本领。犁田，插秧，挖土，栽苕……他样样都能干，而且，比那些健全人干得还利索。
我母亲当年就是看到父亲的勤劳和坚韧，又学得两门手艺，才肯嫁给他的。母亲很体贴父亲，知道他右手不方便，家里的重活累活都由她一人包干。为了改变家里贫穷落后的面貌，她每天起早贪黑，不顾自己的死活，活生生把自己变成了一头牛。苦和痛，是我母亲生活的常态。记忆中，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母亲坐在窗前，面对镜子在梳理头发。她把那些白发一根根扯下来，放在桌子上，用手反复抚摸，仿佛在抚慰她那过早枯萎的青春。摸着摸着，她突然将头埋在桌子上，大哭起来，悲痛万分。我被吓得呆在一旁，不敢出声。
家庭环境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小，我便深刻体会到父母生存的艰辛，以及他们精神上的落寞和孤独。他们基本不与我谈心，但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对我的强大的爱。这种爱是隐忍的，尖锐的。他们渴望我能出人头地，不再重复他们悲苦的命运。我后来爱上写作，大概跟他们对我的期望不无关系。
正是考虑到当时的家庭条件，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报考了中师。我不忍心再去压榨我的父母，他们已经无力再继续供我上更好的学校。况且，选择读中师的另一个目的，是我今后可以留在当地工作。我离不开我的父母，也离不开我的故乡。我母亲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我是父母活着的一个精神支撑，而父母则是我活着的一个精神信念。我们历来就在相依为命。
读中师的第二年，我开始了散文写作。我那时写下的所有文字，几乎都与父母有关。我想通过文字，记录下他们生活中的欢乐和痛苦，并通过文字，抵达他们的内心深处，帮他们把多年来压抑的情感宣泄出来。我写的第一篇散文叫《我的父亲母亲》，发表在我们学校的校报上。我兴高采烈地把样报拿回家给父亲看，父亲看后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连连说了三个“好”字。父亲说，我把他的内心世界看透了。我的母亲不识字，夜晚睡觉前，借着煤油灯昏黄的光，我把报上的文章念给母亲听。母亲听后，说了句：你写得很真实。然后，把报纸拿过去，看了又看。从那时起，她认识并学会了写我的名字。
后来，我一有新作发表，总会情不自禁地拿给父亲看，或念给母亲听。我让他们找到了活着的荣誉感。只要有人来找父亲看病，他都不忘从抽屉里拿出刊有我文章的报纸，在人家面前晃晃，得意洋洋地说：瞧瞧，我儿子写的。
中师毕业后，我进了县城一家私立学校做语文教师。有了工作，吃饭问题解决了，我便有更多的精力来进行文学创作。每天上完课，我便把自己关在寝室里，掏出纸和笔，把人生的体验和感想写下来。我每写完一篇稿子，就四处投寄，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在某家刊物上被变成铅字。然而，我投出去的大部分稿子，都石牛入海。就在我心灰意懒的时候，一天，黄谷跑到我们学校来找我。那时，我并不认识他。他自我介绍一番后，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递给我，并说他是受某某编辑老师的委托，来给我送样报。我的一篇文章被发表了。他还说，那个编辑老师很欣赏我的文章，让我继续给他们报纸投稿。末了，他还给了我三十块钱稿费。说是他带领的。其实，那天黄谷是专门去报社领稿费，编辑老师就顺便让他来联系一下我。
黄谷给我带来的消息，让我有些激动。当天，我留黄谷在学校食堂吃饭，他推辞了。他说他住在乡下，路远，得赶紧回去，晚了，就没有车了。我送黄谷走的时候，才知道他是写小说的。后来，我们便经常联系。只要他来县城，都要到学校来一趟。通过黄谷的介绍，我又认识了谢婷和刘灿。再后来，我们四个人便成了真正的文学道路上的朋友。
黄谷给我送来的那张样报，实际上是一份内部县报。叫《重庆广播电视报·大足版》，只在大足地区发行。而责编我文章的编辑老师姓赵，叫赵甫华。赵老师后来又在他工作的报纸上编发过我不少的文章，这让我很是感动。认识赵老师，是我的幸运。在我创作最低谷的时候，是他给了我一盏灯。
县报对我作品的认可，使我的自信心倍增。那段时间，我对写作越来越投入，几乎到了忘我的程度。我仿佛看到前面有一束光亮，正在引领我走向遥远的未来。文学承载起了我内心长久以来所经受的苦难，文学又使我的苦难得以释放。
二〇〇四年，《青年文学》发表了我的一篇散文《飘逝的歌谣》。那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作品，内心涌起的喜悦无法言表。这让所有在县城里搞写作的人对我刮目相看。有掌声，有嫉妒；有羡慕，有讽刺。那也是我第一次收到这么高的稿费：四百五十块钱。我从稿费里拿出五十块钱，给父亲买了一瓶酒和两包烟，给母亲买了一个发卡。剩下的四百块钱，我全部给了家里。那天，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母亲从灶梁上取下一块腊肉，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父亲酒喝高了，不停地说：我儿子给我买的酒，喝着舒坦。而母亲手里则拿着四百块钱，翻来覆去地数，脸上露出甜蜜的笑。
从此，我不断有作品在全国公开刊物上发表，在地方上也有了一点名气。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被县里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看重，把我从学校挖过去给他当秘书。我原本想，我的人生道路会因此而发生转机。可哪知道，我去了之后，才知道秘书工作的难做。每天都有写不完的材料，计划总结一大堆。完全没有搞文学创作时的那种愉快和幸福感。不到一年时间，我便辞了职。
辞职后，我和几个文学友人创办了一本文学杂志《长风文学》。我担任常务副主编。因为其他几位同志都有正式工作，办杂志是兼职。故这本杂志的组稿、编稿、排版、校对等工作几乎是我一人在做。当时这本杂志在读者中反响不错，可惜只出版了几期，后因经费原因，被迫停刊了。
我再次陷入失业的状态。
内心的迷茫让我痛苦。我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苦闷的时候，我会一个人偷偷地跑去以前我们四个人聚会的滨河公园。怀想曾经那些简单的快乐，那因文学而获得的温暖。我试图重新唤起对生活的勇气，对文学抱有的执着和敬畏。我怕成为像谢婷和黄谷那样的人。他们都曾是具有文学潜质的坯子，可最终都被残酷的生活给扼杀了。
想到这些，我心里涌起一股悲哀。倘若真有一天，我被庸俗的生活所埋葬，我最对不起的人是我的父母。他们辛辛苦苦把我养大成人，好不容易看到我有点出息。且刚刚从我的出息里享受到点滴的幸福，我却又要让他们感到深深的失望了。
那段日子，我一直在为自己的路该怎么走而徘徊，而纠结。我曾跑去乡下找过谢婷和黄谷，希望他们能够给我提些建议。可当我看到他们正在为自己的小日子而忙碌时，我到底还是没有把内心的苦闷说出口。我怕勾起他们对往事的回忆，而无谓地增添心底的怅然。
思来想去，我终于还是鼓足勇气，向父母说出了内心的决定——去外面闯荡。父母听了我的想法后，沉默半晌，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我知道他们心里的矛盾。他们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希望我能留在他们身边，彼此有个照应。但他们同时也很清楚，如果我留在他们身边，最终不过是重复他们的人生。他们不想把苦难传给下一代。
二〇〇七年初，我带着父亲的祝福和母亲的牵挂离开了家，去了重庆漂泊。我的背包里，除了几身换洗的衣服和几本刊登有我文章的杂志外，什么也没带。走到村头的时候，母亲急急忙忙从后面追上来，塞给我一个用挂面纸包着的东西。待母亲转身走远之后，我将挂面纸打开一看，里面包着的却是我那四百块钱稿费。
我离开家后不久，母亲即打来电话，说父亲在上房检修瓦沟时，不慎从房顶上滚下来，摔折了腿。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中十分愧疚。作为家中惟一的儿子，当父母需要我的时候，我却远在天边。我本来打算回家看望父亲，只因我刚刚找到一份工作，无法请假。便只能在心中默默为我的父亲祈祷，祝他早日康复！
我相信终有一天，我的父母会因我而骄傲。那时，我会以十倍甚至百倍的爱，去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
只是现在，我得暂时请求他们原谅，为了梦想，我成了不孝之子。
【尾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无论谢婷，黄谷，还是刘灿，他们都曾是追逐梦想的人。包括我，至今还走在追逐梦想的路上。虽然，我们所苦苦追求的梦想未必都能如愿以偿，但毕竟我们经历过，努力过，奋斗过……
只有怀揣梦想生活的人，才能称其为人。
【记一个年届四十的朋友】
朋友胡在他四十岁生日那天，跑来我家里痛哭了一场，这是我没想到的。从他的哭声里，我似乎听出了根植于他内心深处的孤独和寂寞。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能够毫不遮掩地在另一个男人面前嚎啕痛哭。而且，是在一个比他小十岁的男人面前。我想，这并非性格上的懦弱，更非惺惺作态。而是一定有什么东西，伤及了他的灵魂。
一
我和胡是在一所职业学校相识的。那时，我们都是学校的教师。我教语文，他教电子技术。胡原本不是学教育出生的。他当过兵，退伍后，凭借自己在部队里学到的电工技术，在家乡的小镇上开了一家电器修理店。后因经营惨淡，亏了。在家赋闲半年的他，一次在街上闲逛，偶尔在别人包裹油条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他默默地记下了上面的电话号码，并打去电话向对方说了自己的一些情况。对方听完他的介绍后，叫他前去面试。没想到，他一去竟成功了。于是，他从一位转业军人，变成了人民教师。
胡很珍惜自己在学校的这份工作，知道自己不是科班出生，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钻研业务。他寝室的桌子上，堆满了高高一摞书。什么《教育心理学》、《电子维修技术》等等，只要与他所教科目有关的书，他都买来看。正是因为胡的踏实和勤奋，学校领导非常器重他，也很受学生们欢迎。
我跟他住一个寝室。相处的时间长了，彼此都有了深入的了解。胡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他很少说话，多数时候都沉默着。若不主动找他谈话，他是不会先开口的。好几次，我试图探听他的家事，但他都遮遮掩掩，欲说还休。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我了解到他有两个姐姐，都已成家生子。父亲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全靠母亲一人含辛茹苦把三姊妹拉扯成人。他的母亲已年过古稀，体弱多病。住一次院，病危通知书就下达一次，幸而都挺了过来。他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在闭眼之前，能看到他结婚，找到自己的归宿。胡说：正是因为坚守着这个信念，我的母亲才在病痛的折磨下，熬到如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