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河流也是会老的，就像岸边枯死的那棵柳树，被光阴和记忆遗忘。
那棵垂柳，扎根河湾几十年了，见证了河流的历史，也见证了村庄的历史。它在村人们眼中，是富有灵性的，是“神”的化身。凡村里的人，有了大灾小病，都要跪在柳树跟前，烧香磕头，祈求柳树能为自己驱邪降福。哪知道，前几年的一场大旱，彻底夺去了这颗“神树”的生命。
最早发现柳树枯败的，是那些常到河边洗衣服的妇女。她们蹲在树冠下洗衣服时，觉得没有以往凉爽。抬头一看，柳树的叶子打了卷，柳枝也已经泛黄。树干上的老皮，一块块往下掉。她们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村子里的人，一夜之间，整个村子都处在惊慌之中。“神树”生病，是个不好的预兆。它们早晚都跑到河湾，跪在柳树下，烧香膜拜。但村人们的诚心，没能挽留住柳树的命。柳树在日胜一日的烈日暴晒下，形销骨立，最终像一位老僧，站着圆寂。
柳树死去后不久，河水就断了流。
河床裸露出来，河底的鹅卵石似一个个肿瘤，长在河流的肌肤上，威胁着一条河的生命。河滩上，到处都是死鱼烂虾。冲天的臭味，伴随一阵阵热浪，在村庄周围流动。成群的苍蝇，兴高采烈地在河岸上滑翔，腐烂正好是它们的新生。那些大大小小的船只，搁浅在岸边，像一只只被扔弃的巨型草鞋。只有船帮上生锈的铁钉，还牢牢地抓住船的几根朽骨不放——船的骨头散掉了，灵魂也就散掉了。有几家船主人，不甘心陪伴了自己一生的船，就这样荒废掉，他们抡起斧头，将船劈成木块，扛回家投进灶间，把船火葬了。这样，既安抚了船的一生，也安抚了自己的一生。
而村庄，是河流上的一条大船。
现在，连一条小船，都无法逃脱被搁浅的命运，那么，大船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村人们都不再把幻想寄托在一条河流上，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不再务虚。他们终于看清了一条河流内心的泥泞和创伤。
一条河流，并不比一座村庄幸运多少。
面对一条苍老了的河流，和一座苍老了的村庄，人们终于醒转过来。他们曾经是那么渴望到河的彼岸去，幻想做一尾穿越时空的鱼，从河流涌向大海，过一种更加自在、舒适的生活。如今，河水断流了，不再需要借助船来过河。任何的方向都是道路。于是，村子里年轻力壮的男女，背包扛箱地朝河的对岸跑去。当那场罕见的大旱还没有过去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就差不多跑光了。惟剩下些像我的父母一样，因衰老而无力气朝外跑的老人。
老人是河岸上最后的生灵。
我无疑也是那群逃跑队伍里的一个。我感到兴奋，我终于冲破了命运的藩篱，可以无牵无挂地去寻求属于自己的人生了。
遗憾的是，我离开了河流，却并没有进入大海，而是游进了另一条陌生的河流。那条河流里的风浪，更加险恶。流水也更为湍急。差一点，我就被淹死在里面。在经历过无数次的搏风击浪之后，我被撞得头破血流，体无完肤。
我重新开始眺望故乡。
当我孤身回到曾经断流的河岸边时，看见一大群人站在岸上（他们都是曾跟我一起跑掉的人，现在又都回来了），望着河对岸的村庄，泪流满面。大旱早已过去多年，河流重又蓄满了水。水青幽幽的，大小不同的鱼虾，在水里快活地游动。河湾里，又新长了一棵垂柳。细长的柳条垂挂在河面，像年轻姑娘的秀发。只是，村庄已经长满了野草，再也看不见升腾而起的袅袅炊烟。河滩上，还新垒起了一个个坟堆。每一个坟堆，都是一个逃跑的人的根。
岸上站着的所有人，都想过河，回到故乡去。可河里已经没有了船只。即使有船只，又能怎么样呢？船能承载人，却无法承载流浪者的乡愁，无法承载乡愁里的疲惫和忧伤。
我跳下水，企图游到对岸去。河水很深，一下子就淹没了我的头顶。在多年的挣扎和煎熬中，我已经丧失了水性。
我抓住一根稻草，爬上了岸。
转身的刹那，故乡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
【光亮唤醒沉睡的灵魂】
引子
我讲的是几个底层文学青年的命运。
这几个人分别是：我，谢婷，黄谷，刘灿。我写散文，黄谷写小说，谢婷和刘灿写诗。
那时候，写作是我们活命的方式，也是使我们获得自我拯救和灵魂皈依的方式。我们像一群流浪者，经常聚集在县城一个名叫“滨河”的公园里，追求文学的梦想。我们都来自于农村，学历不高，阅读量少，视野狭窄，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全凭对文学的热爱和青春的激情，以及情感长期被压抑后，需要释放和宣泄的渴望。
那个滨河公园，既是我们的文学营地，也是我们的心灵避难所和灵魂栖居地。似乎只有文学，才能唤醒我们沉睡的灵魂，让我们战胜生活里的一切黑暗和苦痛，并找到属于自己的个性和自由。
谢婷
谢婷是我们四个人中惟一的女性，在县城一个管件厂里当工人。管件厂坐落在城乡接合部，两根巨型烟囱直指苍穹。孤零零的，冷。硬。两排红砖修筑的厂房，古旧，灰暗。屋顶上落满陈年的煤灰。厂区外面的一条马路，被载重货车碾压得坑坑洼洼。下雨天，货车开过溅起的泥水，落在路两旁的行道树上，像被岁月涂抹了颜料，更像是伤口愈合后留下的疤痕。谢婷每天就在这个像监狱一样的工厂里，面对一堆冷冰冰的钢铁，消耗自己美丽的青春。厂里的工人大多数是来自周边乡镇的农民，年龄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十六岁。谢婷是因为逃婚才来到这家工厂的。在这之前，她的父母为她订了一门亲事。小伙子是邻村一个木匠的儿子，人憨厚，老实。在镇上开了家木器店，专门销售桌子、板凳和棺材。谢婷的父母对小伙子是交口称赞，并私下接收了男方的彩礼。而谢婷和那个小伙子却连面都没见过。直到小伙子的父母登门商量儿女结婚的事，谢婷才恍然大悟。她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以泪洗面。谢婷的父母迫于男方的催逼，整天咒骂谢婷，强迫她嫁人。她的父亲甚至以死相逼。谢婷无法承受精神上的重压和心灵上的折磨。她终于在一个黑夜，打着火把，沿着崎岖的山路，逃离了家，逃脱了父权的控制和命运的枷锁。后来，她还专门写过一首诗，来记录她人生的这次重大转折。
谢婷是在来到管件厂后，才开始写诗的。她说：我做工是为了活着，而写诗则是为了抵抗命运。每天早晨六点钟，谢婷就起床了。她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厂区草坪一个固定的角落看书或写诗。平时，她根本没有时间。八点钟准时进工厂，除了午餐和晚餐各有一个小时外，一直要干到晚上十点才能收工。谢婷住的是集体宿舍，统一开关灯，这极大地阻碍了她的求知渴望。有一次，她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被前来查房的主管发现，扣了半个月奖金，还写了保证书。主管告诫她，倘若再违纪，就卷铺盖走人。
工厂的呆板和坚硬，给这个内心柔弱而又耽于幻想的姑娘造成了无形的伤害。面对永不停止转动的机器，不知疲倦的流水作业，以及工友那一张张麻木、冷漠的脸，谢婷掩饰不住内在的悲伤。她感觉自己这个朝气蓬勃的生命，就这样被毫无生命的钢铁给肢解了，而连一声喊叫都还来不及发出。
是诗挽救了谢婷对生活的绝望。
谢婷所写的每一首诗，都充满了痛感。我们每次聚会，谢婷都会把她新写的诗拿来念给大家听。有时念着念着，她便声泪俱下，我们也跟着难受。在我们几个人中，大家都公认谢婷是最有才华的一个。她的诗诚实，有内涵，对生存的体察细腻而深刻。她写过一首诗叫《被囚禁的人》：
钢铁没有生命，我没有睡眠
被囚禁的人，在流水线上歌唱
命运弄疼了我，像一块生铁
横亘在我的喉间。我的歌声
多了一种暴力的美。我的心上
长满了老茧。转动的齿轮
咬住我的青春不放。
疼痛再一次提醒我，我是一个
被囚禁的人，活在人间
抱住一堆冷硬的铁，取暖
我看见铁青色的厂房顶上
幸福丰收在望
这首诗曾在县内一家报纸上发表过，获得不少人的赞扬。我们都鼓励她把这首诗寄给《诗刊》，记得还是黄谷跑去邮局替她寄的稿子，遗憾未被采用。后来，我们觉得这首诗在内部报刊上发表太可惜了。又替她改寄到《重庆晚报》，但还是未见发出来。谢婷投稿的失败，使我们认识到基层文学作者创作道路的艰辛。
即使不能发表，谢婷也照写不误。那两年时间，她总共写了三百多首诗。手稿码起来，有厚厚一沓。她的那些诗，除她自己外，我们是她仅有的读者。
那时，谢婷最崇拜的诗人是舒婷。她只要一谈起舒婷的诗，就眉飞色舞，激情澎湃。她的枕头下，随时放着一本舒婷的诗集，那是她从一个旧书摊上买来的。书的封面已被她翻得破烂不堪。每晚关灯前，她都要抓紧时间翻上几页。不然，就睡不着觉。
凡遇工厂放假，谢婷就朝书店跑。县新华书店的几名工作人员都把她认熟了。只要她进了书店，不到关门时间，她是不会离开的。谢婷的勤奋，以及对写诗的忠诚，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我们都以她为榜样。
每次聚会，我们都相互勉励。说只要坚持写下去，就能看到希望。
果然，二〇〇二年春节刚过，谢婷就收到广州一家杂志社寄来的样刊和五十元稿费。她的那首《被囚禁的人》终于被公开发表了。一天，谢婷把我们召集到滨河公园，她买了一包瓜子和花生，还买了四瓶可乐，说是庆祝一下。谢婷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她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我们也从来没有如此兴奋。那本印着谢婷诗作的杂志，在我们几个人手中传来传去，像在彼此欣赏一件宝物。那天，我们在公园里坐到很晚才各自散去。公园里的几棵垂柳，在夜幕下发出了嫩芽。
谢婷诗作的发表，让我们收获了成功的喜悦，也坚定了我们理想中的信念。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谢婷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第一首诗，却成了她一生中发表过的惟一一首诗。
就在谢婷的诗作发表后不到两个月，她的父亲就跑来管件厂强行把她拉回了乡下老家。谢婷离开管件厂的时候，双手死死地抱着她那一沓诗稿。她的父亲一气之下，夺过她手中的稿子，掏出打火机，将之付之一炬。明亮的火光冲天而起，翻飞的纸灰像无数蹁跹的黑蝴蝶，把谢婷的诗魂带走了。
从此，谢婷手中紧握的笔，重新变成了粗硬的锄柄。
谢婷的父亲拉她回乡，是想让她照顾她生病的母亲。自从谢婷逃婚离开家后不久，她的母亲就偏瘫了。她的父亲每天要上坡干活，无暇照料终日卧床的母亲，便四处打听谢婷的下落。最终通过熟人得知谢婷在县管件厂上班，就立即跑来把她拖了回去。
谢婷回到家后，除了照顾母亲，还要出地干活，帮他年迈的父亲缓解生存压力。谢婷原本还有一个哥哥，几年前去广州打工，在工地上被预制板压断了左腿后，就在外面找了一个身体也有残疾的姑娘安家，靠摆地摊过日子，一直没再回来。
为尽孝道，谢婷招了一个丈夫入赘，安心过起了日子。
二〇〇四年秋天，我约了黄谷去乡下看她。谢婷明显苍老了，生活已把她打磨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她的母亲早已过世。我们去的那天，没有见到她的父亲和丈夫，他们都去坡上干活去了。谢婷抱着她刚满岁的儿子，坐在院子里陪我们聊天。所谈内容已经无关乎文学，不过是地里的庄稼，坡上的羊和圈里的猪。
谢婷如今最大的梦想，是希望她的儿子将来成为一个文化人，不再遭受她那样的辛酸和痛楚。我们离开的时候，谢婷从柜子里拿出那本印着她诗作的杂志，用一个塑料袋套着，封皮还像新的一样，光洁，平整。谢婷说：这本杂志，我是为儿子留着的。
听她这么说，我和黄谷都哭了。
黄谷
黄谷一直生活在乡下。白天种地，夜晚写作。在我们四个人中，他是惟一没有离开土地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每天都站在大地上，扛着锄头跳舞。
黄谷的家乡离县城二十里路，与我的老家毗邻，中间只隔一座山。我们的家都坐落在大山深处，被黛色青山重重阻隔。山下有一条河流，像一根柔软的绳子，将大山死死缠绕。我们进出都必须坐船，倘若去一趟县城，至少也要大半天时间。故若无特殊事情，乡民们一般是不外出的。交通的阻塞，使这里的环境更加封闭。贫穷是可想而知的。有的人活了一辈子，还没看到过汽车是啥模样。尤其是这里的男人，打光棍的特别多。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嫁到这个鬼地方来。跑得动的人，都跑到城里打工去了。惟留下些老头老太，守着一座座高山。他们的暮年，像山一样孤绝和沉重。
黄谷是留在家乡不多的几个年轻人之一。
曾经，他也跟随那些外出打工的人群，去广州打过两年工。后因他父亲身体不好，而他又没有兄弟姊妹，就重又返回老家，一边劳动，一边照顾父亲。黄谷是个有志气的年轻人。他想通过搞养殖业来改变贫困的生活。那几年，他在家里养了十几头猪。猪成了他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黄谷说：无论命运多么不济，人总得活着。他养猪所得的钱，大部分都花在了为父亲治病上。好几次，他的父亲流着泪劝他：黄谷，你辛辛苦苦养猪的钱，还是给自己存点吧，别只顾我，留着将来给自己找个老婆。可黄谷总是这样安慰他父亲：爸，你好好养病，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除养猪外，黄谷最大的快乐，就是写小说。
每天晚上，当父母都入睡以后，他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铺开稿子，在精神世界里畅游。他用手中的笔，写出一个个他所熟悉的人物。那些人物，都挣扎在底层，渗透着普通农民的血泪和悲欢。那既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也是底层广大农民的缩影。
我们每次聚会，黄谷都要谈他小说的构思。他常常会为自己的一个想法而激动不已，又常常因他小说里某个人物的命运而忧心伤怀。他的每篇小说都有一种沉郁的基调，字里行间弥漫着感伤。但他所塑造的人物，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也从不绝望。他对主人公深怀同情和悲悯，又寄予希望和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