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资源：一个终极约束
从历史上看，人口过多和资源紧缺，特别是耕地资源严重不足，始终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矛盾的焦点。这种过剩农业劳动力与有限农用耕地矛盾在农业社会持续时间越长，就越尖锐。今后，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继续下降仍是基本趋势。
耕地。中国有19.4亿亩土地，其中，耕地仅有14.5亿亩，人均耕地不到1.5亩。有三分之一省份人均耕地不到1亩。如浙江省人均耕地不足0.05公顷（0.7亩），四川只有0.06公顷（0.9亩），福建只有0.04公顷（0.6亩）。
目前，世界共有耕地225亿亩，人均耕地4.3亩，是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的近3倍。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是加拿大的1/19，前苏联的1/9，美国的1/9，法国的1/3，印度的2/5。而且，在中国现有耕地中，好地和比较好的地只有8.9亿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0%。其他低产田、盐碱薄地和风沙干旱地占40%。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即使现有耕地面积不再减少，2000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到1.11亩，到2010年将续降到1.02亩。
水资源。中国的淡水资源总的说来是丰富的，但人均占有量仅排在世界84位。淡水资源年径流量为2.7亿立方米（约占全球年径流量总量47.0立方米的5.1%），仅次于巴西、加拿大、美国和印尼，居世界第五。按人均占有径流量计算，每人每年约2400立方米，只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美国人均的1/5，印尼人均的1/7，加拿大人均的1/50。日本水资源是中国的1/6，但中国人均水量却只有日本的3/4。耕地亩均占有径流量也只有1900立方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就人均和亩均径流量而言，中国水资源远不算富裕。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各类水利设施总供水能力为5000亿立方米，2000年全国需水总量约为6700亿立方米，到2010年约为8500亿立方米，需要较大幅度增加设施供水能力。由于中国大部分矿产、耕地和人口集中于缺水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工农业争水矛盾突出，能源基地水源不足，增加了解决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21世纪初，随着中国人口大幅度增长和工农业生产、城市化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水需求量将急剧增加。中国淡水资源供需矛盾最突出的地区仍是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辽中南地区及部分沿海城市，缺水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水资源不足制约将日趋严重。目前，北方缺水地区的开发程度已很高，其地表水资源利用率已高达43%-68%，地下水资源开发程度达40%-84%。因此，要再增加供水量，无论从资源利用条件，还是从投资能力上看都相当困难。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如不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排入江河湖海污染物将进一步增加，接近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带的水体将呈恶化趋势，这会进一步降低水效用，加重水资源短缺。水资源危机是继耕地危机之后中国自然资源第二个危机。
能源。作为国民经济动力，能源已渗透到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能源消耗与人口增长关系极为密切。据计算，在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下，人口增长一倍，能源消耗将增加3-5倍。从可采储量计算，按人口平均能源资源量看，中国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1/2，而且分布也极不平衡，如水资源70%分布在人迹罕至的西南地区，煤炭资源60%以上在华北。现在，按人口平均能源消费量约为每人每年0.8-0.9吨标准煤，只相当于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的7%-17%，比世界各国平均水平低60%左右。发达国家人均高达5.16吨，美国高达12吨。
人均储量也并不丰裕，到目前为止，中国探明煤炭可开采量为10000亿吨，约占全世界探明储量的1/6，按人均计算每人仅合100吨。
从能源种类看，中国是煤多油少。同时，能源利用率很低，农村能源利用率仅10%，工业能源利用率大大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比如中国每生产1吨钢，消耗标准煤1.6吨，而日本仅为0.8吨；每度电日本消耗煤335克，中国消耗474克。这无疑加剧了中国能源的紧张状况。至于其他一些金属矿产资源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如铝、铜、铁等，就储量而言虽居世界前列，但由于12多亿人口的“分母效应”，中国又正处在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按人均计算远不富裕。
从能源结构上看，中国能源消费中煤比重较大，石油、天然气只占23%。从分布上看也很不均衡，煤炭资源大多集中于华北、西北，仅山西一省就占全国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一，而人口众多的江南9省市储量则很少。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地区则占全国的70%。东南沿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能源资源却很少。
上述种种情况对中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将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成为21世纪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瓶颈。据1999年一份调查表明，由于能源不足，工业产值损失相当于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22%。由于缺煤，还将影响电力设备运行。中国目前的主要油田已陆续进入中后期，产量将逐渐下降，新油田开发又相对滞后，目前，中国产油主要依靠建设海上新井和开发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的西部油田来增加产量。因此，未来的中期石油供给增加潜力有限。中国能源供应紧张因为能源利用效率低而更趋严重。能源利用率，发达国家为50%左右，中国则还不到30%。从主要产品单耗看，目前中国消耗水平比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水平高出30%-90%。能耗高、浪费严重将成为中国能源紧张的另一重要原因。
矿产。今后几十年内，矿产品资源的形式是喜忧并存，形势仍然严峻。从远景储量看，矿产品资源还是有一定潜力。但2000年以前，45种主要矿产品中，已有十多种矿产品探明储量不能满足需要。其中，15种支柱性矿产品（煤、天然气、铜矿、铀矿、铁矿、铝土矿、铅矿、锌矿、金、硫、磷、钾盐、钠盐、水泥原料等）中有6种（石油、天然气、铜、钾盐、煤、铁）储量不足，或地质工作程度不够。此外，还有铬、铁矿、钴、银、锰、硼、金刚石、天然碱等八种矿产品的目前探明储量甚至不能保证“十五”（2001-2005）5年计划的需要。若干年后，由于人口问题和资源环境问题制约，以及世界资源形势影响，中国矿产品资源形势与目前经济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今后进入这一水平的国家相比，将更为严峻。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矿产品人均消费量虽然很低，但绝对消费量很大。若大量依赖进口，不仅受进口能力限制，且国际市场也难以满足。在矿产资源方面，中国利用国际市场的余地绝对是有限的。
粮食。过去20多年中国农业生产能力（供给能力）经历了一个先大幅度上升，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然后大规模调整的发展阶段。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1999年9种主要农产品有6种居世界第一位。1998年中国谷物产量占世界总量比重为24.8%，棉花为24.5%，油料为22.9%，肉类为23.4%，禽蛋占40.4%，水产品占28.9%。
但到了世纪之交，中国粮食总产量持续下降，已明显低于现时生产能力。199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51230万吨，2001年下降为45264万吨，相当于1993年的水平，比1998年减少了5966万吨，累计下降了11.6%；其中稻谷生产量由1997年的20074万吨下降为2001年的17758万吨，减少了11.5%；小麦生产量由1997年的12329万吨下降为2001年的9387万吨，减少了23.9%；玉米生产量由1998年的13295万吨下降为2000年的10600万吨，减少了20.3%。
从中国粮食生产的历史经验来看，“上来艰难，下来容易”。在粮食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调整规模过大，调整（减产）速度过快也会出现诸如“粮食减产”、“粮食短缺”、“粮价上涨”、“粮食安全”等新问题。
未来5-10年中国粮食产量还会持续下降5%-10%，为40000-42000万吨，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不排除中国粮食生产出现“大滑坡”情形，甚至出现严重的生产萎缩现象。由于中国粮食或谷物生产量占世界总量的1/5，不仅对国内粮食或谷物供给产生极大影响，而且还会对世界粮食或谷物生产与市场产生严重影响。
从另一方面分析，粮食需求远远大于供给是今后三四十年中国粮食市场的基本格局，中国将长期被严重粮食问题所困扰。2000年，中国粮食总需求量约为6500亿公斤（人均需求量约500公斤），粮食总供给量（加上进口粮食250亿公斤）在5000-5500亿公斤，供求缺口约为1500亿公斤。到2020年，中国粮食总需求量9000亿公斤，总供给量（加上进口250亿公斤）为6150亿公斤，缺口为2850亿公斤。
粮食问题也始终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大限制因素。若粮食商品率由1985年15.4%提高到2000年的20%，按人均消费量350公斤计算，可供养城市人口2.7-3.0亿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包括城市农业人口）为20.8%-23.3%，略高于1985年的水平（19.2%）。若每年进口250亿公斤粮食，并全部用于城市，则可供养城市人口为3.4-3.8亿人，城市化率为26.3%-28·8%，仍低于目前中下等收入国家的水平（36%）。
因此，在2030年，中国人口基本上停滞增长以前，粮食生产的人口承载力将始终是中国政府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严重问题。特别在21世纪初，由于人口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人口增长速度为12‰以上，每年新增人口1300-1400万，消耗粮食50亿公斤。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大丰收），人口——粮食这一对矛盾问题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分。
为了实现粮食增产，可以扩大粮食播种面积，扩大灌溉面积，改良土壤，增施化肥，实行集约式经营，推广机械化，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坚持精耕细作，培育优良品种，采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等等。但是，现实与未来严峻的形势使上述种种设想充其量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耕地逐年下降，粮食播种面积随之大幅度下降。21世纪初，粮食播种面积将减少到12.6亿亩，人均不足一亩，出路只有使亩产由最高的1984年的241公斤提高到400公斤以上，即全国粮食平均单产必须大大超过浙江、上海等地区的现有水平（325-330公斤），才能维持人均400公斤的水平。若采取严格措施，使每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量控制在1000万亩，2000年将减少到14.8亿亩，要求亩产必须达到350.5公斤。在粮食播种面积大规模减少的情况下，到21世纪初期，以人均400公斤的水平供养近13亿人口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到21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总人口规模将在15亿以上的情形了。
显然，中国的人口困境实质上是粮食危机，而粮食危机是耕地危机的直接反映。一方面，由于后备耕地不足，开发难度很大，城乡建设占地逐年扩大，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不可避免；另一方面，由于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势必压缩其他经济作物、饲料、绿肥面积，相应地，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结构将更趋单一，从另一方面表明，将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消费的需求，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遇到了难以解决和协调的生存与发展的矛盾。
——灌溉面积有增无减，供水不足成为粮食增产的重要限制因素。在未来50年内，扩大灌溉面积一直是中国粮食增产的重要措施。但据有关研究资料，它的贡献仅占9.8%。1978-1999年的21年间，全国灌溉面积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275万亩。其原因是相当一部分机井设备因地下水位下降水源枯竭而废井，以及水库失修无法正常发挥效益所致。在北方农村，地下水普遍超采，地表水因单位耗水产值较低而让位于工业。北京近年来在缺水季节不得不采取“弃农、抑工、保生活”的做法。粮食及农业生产已受到水资源短缺的严重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