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和管理能力较强。中国的教育普及率及科技人员占总人口比重在低收入国家中是名列前茅的。2000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7.1%，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升学率达70.4%。中国现仅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的人员就有960万人，全国县以上全民所有制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有5700个。中国科学技术能力不仅表现为人员多，而且表现为研究和开发能力强。它是世界上少数拥有外层空间开发技术的国家之一，是少数在南极建立永久性观测站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应用技术开发能力也较强。但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远没有在生产中得到普及，生产领域的新技术浪潮尚未形成。许多企业仍在用较低技术水平进行生产，这一事实说明中国科学技术尚未大面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也正好说明了中国经济还存在着巨大增长潜力。一旦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得到大规模普及和应用，中国经济无疑将获得巨量增长。
拥有世界上最为廉价和半富的劳动力资源。据统计，中国的劳动力总量约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30%，不存在前苏联和东欧、中东那样限制经济发展的劳动力瓶颈。除了集约化发展以外，中国还可以进行粗放型发展。中国工资水平大约是日、美等发达国家的三十分之一，是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十分之一。工资费用低廉，产品生产成本必然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今后，除特区、开发区和前沿开放区外，就全国整体来讲，劳动成本费用低廉的优势将长期保持。从世界经济发展看，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商品交换中有长期存在基础，即使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了，劳动密集型产品总是需要的。负责全球战略研究的著名摩根·斯坦利公司的一个分析家小组宣布，中国“将是今后十年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地方”。
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经济的重要支持。中国有5千5百万华侨华人，这一数字与意大利、英国、法国等中等规模人口国家相当。其中，外籍华人3千多万，拥有3千亿美元资本，在世界上被称为与犹太资本、阿拉伯资本并驾齐驱的三大金融力量之一。受世界经济国际化与区域集团化双重发展驱动，在变异中传承的“五缘”文化凝聚力的催化下，海外华人在资本、技术、管理和发展经验上对改革开放中的祖国经济腾飞给予了重要支持。据估计，目前中国的外资中80%来自海外，特别是来自香港、台湾、澳门等地。
经济持续增长的梯度区域格局已基本形成。在全国各地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已形成沿海、沿江、沿边、沿重要交通干线、具备良好发展条件的10大经济热点地区，这将对全国国民经济的影响、贡献度和带动作用产生深远影响。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国际资本正积极拓展这个中国最发达的投资市场。其次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特区政策得以保留，并在加快体制政策、加强区域规划等方面创造新的区域优势，经济增速继续居于全国前列。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广东跟香港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外向型经济得到更快发展。渤海地区也将是重要经济热点地区，在未来几年内，环渤海地区的能源、钢铁、石油化工、重型机械工业以及汽车、电子和高新技术产业将有较快发展，产业结构逐步协调，经济发展后劲增强。武汉的黄石地区，利用三峡工程和已有的产业基础，冶金、汽车、机械、化工、建材、纺织、食品等都将得到加强，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有较大发展，承东启西，辐射南北的作用更加突出。皖江的昌（南昌）九（九江）地区，利用新开通的京九铁路、沿江铁路和长江运输，生产布局重点转向沿线和沿江地区。成（成都）渝（重庆）地区将成为西部经济发展先行区。成都将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基于传统工业和科技优势，西安的关中地区已成为国家大规模开发大西北的桥头堡。南宁的北部湾因为南昆轶路的开通将成为新的经济热点。以兰州为中心的黄河上游地区，将以水电站开发为主，有色金属、电力、冶金、加工业综合生产基地初具规模，为今后大规模开发西部地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有一个较有凝聚力、较有威信的中央政府。这一政府获得了较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具有能够有效动员和利用全社会各种资源的能力与力量，从而为特定工业化战略目标服务。库兹涅茨在其名著《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根据众多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指出：“现代经济增长、连同它持续的技术和社会革新及其结构变动的高速度一起，需要一个国家基础来作为公证人，和平疏导变化，并为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承担直接责任，一系列的进一步后果就继之而起”，“主权国家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高速发展客观上需要国家集中使用资源能力和力量，以便进行为未来经济增速的巨型工程和大规模经济建设。而公有制经济基础更为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高投入和结构调整，无疑也为其21世纪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潜在的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需求，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持久和强劲的拉动。40%左右的高储蓄率和迄今为止民间近8万亿人民币的高储蓄，使投资率一直保持在33%以上的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的日趋完善，将进一步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新的活力和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囯现实地加入WTO，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日益融合，将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更大更长时期的回旋空间。
总之，21世纪的中国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具全局性影响的自然灾害，没有大的社会动荡，中国强劲的经济高速增长可望持续至少30年，届时，这个国家可望发生沧海桑田般的巨变。然而，对中国21世纪现代化的预测，毕竟不是等待未来美好许诺的一种自然实现。在中国面向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世界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剧烈竞争和严峻挑战，其社会内部深刻的变革也将呈现出多重危机和困境。
中国经济无疑是在一个较低起点上起飞的，是在工业化、现代化所需的社会经济条件远不如当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下发动的。由于中国发动工业化时间晚，起点低，受到各种因素限制，它的发展不仅任务繁重，而且发展过程漫长。
学者张培刚教授认为，影响现代化过程最重要的因素有5个：（1）人口数量、人口构成及人口地理分布；（2）资源或物力种类、数量及地理分布；（3）社会制度，即人的和物的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4）生产技术，着重于发明应用；（5）企业创新管理才能，也就是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或应用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成员胡鞍钢认为，由于一国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条件不同，例如人口众多的大国与人口稀少的小国，资源半裕国与资源匮乏国，大陆型国家与海岛型国家，市场经济国家与计划经济国家，等等，上述发动因素和制约因素有不同特点。这些因素既会影响一国进入现代经济发展机会，也会影响一国现代经济发展的进程。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是什么？它具有什么样的国情特征？这些国情特征又是怎样受到影响和限制的？总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