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诞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1978-200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达到9.5%，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个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高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国家实力获得极大提高。中国已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6经济大国，而20年前的意大利则远远强于中国，是中国GDP的2.3倍。20年前，中国、墨西哥、西班牙、印度、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济总量大体相当，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则分别是它们的2.5倍、1.6倍、2.3倍、2.3倍和2.1倍；20年前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1.87%，如今占3.28%；20年前中国只占世界头号强国美国GDP的7.45%，如今已上升到11.38%；20年的时间，世界GDP增长1.8倍，中国经济总量则奇迹般增长了3.9倍！
中国绝大部分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都跃居世界前列。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等产品产量居世界第1位，茶叶、大立、甘蔗居第3位。主要工业品中钢、煤、水泥、化肥、电视机产量居世界第1位，发电量、棉布、化学纤维居世界第2位，糖、原油分列第4、5位，其他产品的位次也明显提高。
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已由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了2001年的第7位。外汇储备也增加到了2001年的1656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1950年到2000年，中国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基本建设完成投资9700多亿元，更新改造完成投资39700多亿元。1950年到1999年建成投产基本建设项目70万个，其中大中型项目约6300个。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独立的工业体系。中国的生产能力已大为增强。
20世纪，中国在经受了长期艰难困苦后，终于得以从70年代末开始实现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有远见的“强国富民”战略，并显示赶超世界强国的勃勃雄心。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平均9%的年增长率快速发展，这在历史上是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和前苏联在内的所有大国和地区都无可比拟的。发展的结果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增。198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4517亿元人民币，1990年增加到18558亿元人民币，2000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整体经济实力在全世界排名已经上升到第7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海外舆论普遍预言，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将转而陷入困境或走向衰退。然而，20世纪最后3年以及新世纪2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经济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峻的外部压力，依然保持了年平均7%以上的稳健增长，人民币汇率稳定，国民经济一派大好，在衰退的世界经济中，它被世人冠以“风景这边独好”、“一枝独秀”等美称。2001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美国正在走向衰退的经济正式开始。然而，中国经济却继续在美国和世界经济寒风中热力不减。所有这些成功，首先得益于中国政府多年来启动内需所做出的持续不懈的努力。人们很难想像，如果没有这样的决策，在过去的2001年，中国经济如何能从容地应对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外国康采恩到中国来投资还主要是为了躲避这个国家的高税收和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上立足的话，那么，现在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国康采恩到中国投资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以便能从中国向世界市场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现在，中国可以提供使国际跨国企业家们心跳得更快的一切：廉价物美的工作平台，不饱和的广大市场和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管理人员、知识型工作人员。
无论是欧美还是亚洲邻国，都怀着一种复杂的心理来注视它们中间这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2001年，中国吸收的外资占外国人在亚洲投资总额的3/4，价值45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17%；而远东其他国家吸引的外国投资却减少5%以上。中国是亚洲和整个第三世界的绝对的比较级：更快、更便宜，也越来越更好。中国有足够的土地，足够的人力资源，中国能够生产一切，而且数量大，价格便宜。在北京中关村，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与美国和欧洲展开研究竞赛，上海的工程师在磁悬浮列车方面达到成批生产的水平，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已将其10%的研究转移到了中国，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多年来就一直在委托中国人维修其飞机，“中国制造”的彩电和空调设备已占世界总产量的1/3，这个比例还在不断刷新。目前，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00家在华投资。这些公司在全球经济紧缩之际纷纷看好中国，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未来十年中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流入国。新加坡总理吴作栋预言：“中国将以价廉物美的产品充斥世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实验场。近来，美国保护本国钢铁工业只是中国在今后十年中引起的全球经济变化的一个先兆。
笔者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将替代日本和韩国成为东南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已从每年平均增长16%，增至现在的296亿美元。中国的企业也更多地以投资者身份出现在那儿。中国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这个地区能够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贸易区，这个经济贸易区将作为一个统一体发展，促进区内经贸的发展，促进世界经贸的发展，并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洲共同联盟竞争。
由于中国的崛起，终于使得日本在过去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所谋求的建立亚洲经济集团的战略目标成为可能。这一次，亚洲突然真的认真对待区域经贸一体化问题了。十个东盟国家和中国之间关于计划最晚将在2011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显然，中国已从前20年改革开放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实惠，并已独辟了一条快速可持续发展的蹊径，由此朝前看，中国的前进步伐没有理由慢下来。过去50年，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艰苦创业，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走上了繁荣昌盛的道路。可以相信，再有50年的发展至2050年，当迎来新中国百岁生日的时候，中国经济保守一些讲，也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认为，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因素：
（1）在未来一长段时间内，除将长期保持国内安定团结局面外，还将有一个比较宽松、宜于发展的国际环境。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海峡两岸日益加强的经贸合作，将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近20年的改革开放打下的基础为中国未来阶段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物质条件，各项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加强，并在今后十多年内逐步发挥出巨大潜在效应，能源、交通等瓶颈制约将逐步缓解。
（3）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为中国经济高速度、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新的和更为有效的制度性基础。
（4）有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供求总量和消费规模都将有较大幅度增长，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正处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巨大的消费需求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拉动力。
（5）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形成的递推式区域增长模式，必然形成一浪推一浪长期增长的格局。
笔者进一步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结构剧烈变动时期，形成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契机。转变过程中资源配置等过渡性因素成为超常增长的主要成分，由此形成的快速增长是任何发达国家都望其项背的。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丹尼森等在《日本经济为什么增长这样快》一文中分析，日本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过渡性因素贡献占60%以上。也就是说，在10%的增长率中，就有6个百分点是这种超常增长因素造成的。这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高速持续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启示。
许多发展中国家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的努力久难奏效，长期被排斥在发达社会之外，其通常存在的障碍可被解释成：（1）贫困恶性循环，在进入工业化过程中，穷国很难解决提高资金积累率问题。（2）小国劣势，资源匮乏，市场狭小。（3）内战、持续暴乱、政府更迭频繁、外来入侵等等，使国内外投资者因风险太大望而却步。（4）经济发展动力不足。（5）不利的国际大环境，包括国际贸易障碍，与发达国家进行的不平等贸易。（6）吸收现代科学和管理技术能力不足。试想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自身资本积累能力低、政局不稳、合乎要求的劳动力和科技人才稀缺、国内市场狭小等情况下，国际资本恐怕很难成为其国内资本的替代，这类国家往往被认为是“无希望”的落后国家。中国的工业发展固然存在着许多困难，然而上述发展经济学认为的诸种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构成威胁的障碍，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是：
积累率高。中国的高积累率在低收入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已执行过的9个“五年计划”中，有4个时期的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30%以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从国民收入中获取的财政收入及相应用于积累的财政支出比例持续下降，然而整个积累率却没有下降。这段时期的高积累与前30年有不同含义：如果说以往是靠中央集权维持的“强迫储蓄”，那么现在的“自愿储蓄”则占相当高比例。可以比较放心地认为，无论中国体制改革推进的程度如何，中国不会陷入储蓄率过低这种经济发展的常见困境之中。
经济发展动力很强。中国传统较强发展动力（表现为“过热”的投资欲望）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体制现象，不利于经济发展。然而，近十多年中国工业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强动力显然不能光用体制因素加以解释。近些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只有不到10%是国家预算内投资，其余的均为市场导向性很强的各类贷款和自筹资金。那些基本上游离于原来计划体制外的经济主体表现出极强的增长欲望，如乡镇企业、村办企业、个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等，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增长速度。人们从事工业活动的成就愈来愈得到社会尊重和赞赏，处于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在寻找投资机会，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对这种动力有所约束。
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丰富的资源已逐步得到开发，基础产业如粮、棉、煤、铁、石油、电力等产量均居于世界前列，使中国经济具备较强的自主发展动力。仅在改革和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就达1400多亿元。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倾斜和投资结构的改善使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运输邮电业等国民经济瓶颈产业得到大大缓解。
国内政局穗定。中国经济起飞适逢代际领导人的交替。邓小平的逝世已表明，中国已从“邓小平时代”步向“邓后时代”。在这一过程中，老人政治色彩将逐步淡化，新一代领导人的权力在邓小平去世之前实际已得到巩固，权力移交中没有任何震荡，改革也在按照既定方向推进中进行。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一条相对自主的发展道路，具有了一种自我增长的基本冲动与机制。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只要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中国经济便会以相当迅速的速度向前发展。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对缓解各种社会矛盾提供较大可能性。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空前稳定局面，人民休养生息。
经济主义话语已成为一种社会极具支配力量的社会定势和社会判断。“在这个话语之中，只有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事物，特别是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相联系的事物才具正当性，才有存在价值。相反，一种要求即使是体现了文明进步要求的诉求，如果不是与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提高相联系的，也难以获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现实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一是‘稳定’价值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人们所接受。穗定的价值是与经济主义的话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是民主主义话语的相对弱化。正是这样两个条件的结合，使得我们大体可以判断，在邓后时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将会以一种相对平穗的方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