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相信与否无关紧要,我总是集体当中的一员,连做梦都会跟随着。跟随着才有安慰,跟随就是生活,为这跟随,唯有竭尽全力。
我很孤独,我又需要真正的孤独,这其实很难,因为环境里属于我个人的地盘不过是一块三尺宽的铺位。除去上厕所的片刻,再不可能有一个看不到人脸的角落。独处,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奢想。
我的铺位因为紧靠着墙和窗户,算是拥有了一个相对自守的死角。很草率地吃过洗过,赶紧丢盔弃甲,将身体快速瘫到被窝里。躲在被子里,感觉衰竭的身体稀薄如纸,散乱如沙。这时只希望自己统统地失去,失去,一切都不要有——痛觉啊,思想啊。我知道,重新地知觉重新地受苦,是在下一天,是下一个黎明的事情。
这样急不可耐抢先睡下,又是很个别的,没有可能找出一片帘子将自己遮住。这时候人人都在大洗特洗。这时的宿舍,是一个澡堂子。
洗,像一种本能,或一种娱乐。无论一天里有多劳累,她们也要洗个够。水是不用节约的,来自于一口井。水房分给每个人的热水极其有限,靠火墙烧又等不及,早都习惯了凉水。身子洗完了,还要洗衣裳,洗得地面从未干过。倘若半夜里干了突击性的活儿,她们还会一直洗到天亮。没有条件全身脱净,都是半身半身地在盆子里撩着洗。几人排开站在盆架前,两手来回拉扯湿毛巾,把香皂沫子甩到旁人身上脸上。一边洗一边大声地逗笑,爱比较谁的皮肤黑,谁的胳膊粗,还爱比较胸部的大小,腰肢、肩膀的宽与窄。那逗笑声,显示着人同劳动同泥水作斗争的力量。
——我何尝不想也像她们那样痛快地洗呢。我也喜欢皂香,喜欢身体经过搓洗后发出来的夺目的光洁,这感觉何等舒适。可我总是洗得飞快,正与干活儿的效率相反。知道自己远未洗净,尤其头发里边还埋着好多的粉尘沙粒。然而,实在不愿再动弹一下了。被窝多好,被窝多像一个掩体、将身体完全护佑起来,哪怕只有五分钟、十分钟,我都深深贪恋它。
灯光蒙蒙地亮了,宿舍里渐渐安静下来,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凡士林或蛤蜊油的香味儿。林沂蒙坐在我身边,靠着她的被垛,像个老乡那样盘腿坐着,她叫我:孙小婴,你起来,咱们读报纸!
明白自己不对,我们还不能睡觉,还有学习任务没有完成。坐在炕上的人不约而同都把洁亮的面孔冲着我。赶紧坐起,穿衣,跪在坑上将刚刚摊开的棉被又叠起来,也像她们那样靠住被垛儿坐好。
林沂蒙打开报纸读起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毛主席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
林沂蒙是北京十三中六八届初中生,和我是一届的,她读报口齿清楚,字儿咬得准确,够得上广播员水平。我们都听得很认真,虽然对社论的内容并不都能懂。并且也都不是太新的报纸,没有可能看到新报纸,大部分报纸残缺不全。看起来,晚上的读报时间,抓到什么报就是什么报,哪怕是去年的,也可权当新闻读一读。钢琴伴唱《红灯记》诞生了,中国日食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毛主席把外国朋友送的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报纸分到大家手上,都在灯下哗啦啦翻看。我那张报纸上有芒果的照片,芒果放在玻璃罩子里,周围是革命群众聚拢的脸,还有一只只手,手里都挥动着小语录本。
谁问了句:你吃过芒果吗?谁又接一句:酸酸的,像梅子。林沂蒙说:怎么会像梅子?你没吃过,好吃极了,向毛主席保证。就都听林沂蒙说:芒果,是杏黄色的,中间有一个扁核,比所有的水果都甜!大家知道林沂蒙爸爸是大军区的政委,她说吃过那肯定就是吃过。林沂蒙把一张报纸递给叶丹娆,叫她接着读。这张报纸可能是最新的:《做好可以教育好的青少年子女的工作》。
我支着耳朵认真听,一句一句往脑里走。这时发现,叶丹娆晶莹的面孔上挂着奇特的笑。笑什么?什么事情好笑?注意看她,觉得那笑并非出于某种缘故,而是她脸上一种习惯性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就像她的美丽一样,也是独一无二的。
文章读完,林沂蒙说:报纸今天就读到这儿,谁要是想看晚上抓紧看,明天连部要收回去。另外,还有两件事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排通知,准备让我们上“优秀班集体”,不知道连里能不能评上,大家都要努把力,先进的要注意帮助后进的。再就是要选“五好战士”,排里给咱班两个名额,大家看看,谁合适?
静一刻,有人提林沂蒙,又有人提叶丹娆。
林沂蒙叫举手表决。我举起手,看见林沂蒙很大方地四面转转眼睛。又看见叶丹娆神情有些窘迫,一道笑容很勉强又很分明,伤疤一样在她的脸上凝固着。
都睡下时,林沂蒙躺平身体,将面孔转向我,带着笑意对我说:孙小婴,别总愁眉不展的,告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兵团战士”团里批下来了!“边防证”明天就办,文书小卢叫我通知你。
我听了兴奋,一下就不困了。问她:那我的出身最后怎么定的?
她说:定为“伪职员”,因为你父母解放前就工作了。林沂蒙把脸向我凑近了,问我:知道“兵团战士”意味着什么吗?这就是说,你也能发一支枪,是7.62型苏式的,沉着呢。
我亮起眼睛:真的?什么时候发?你们都有吗?
林沂蒙兴致勃勃告诉我:都有都有,什么时候练什么时候发。叶丹娆开始没有,两个月后也有了。因为她出身特复杂,兵团战士批得有点费劲儿。
——我是兵团战士了,这事着实令我高兴。很记得那份报纸,上边“可以教育好的青少年子女”一说,我挺往心里去。我为被批了兵团战士而感到高兴,可庆幸中又焦虑,生怕那件事被别人发觉。在前些天填新表时,我做下了一个很大的隐瞒,在“家庭成员有无历史问题”一栏内,我填了端正的“无”字。这是一个可耻的行为。
父亲“文化大革命”前去世,生前在大学任教。我在“出身”栏内填了两个简单的字:职员。我知道父亲那段复杂的历史,绝非几个字几句话可以说明白的。
三十年代,父亲自辅仁大学教育系毕业,随后去日本留学多年,研修东方教育学,边研究边从教。至战乱期间,头脑一时昏聩,接受国内伪政权的任命,做了驻日某领事馆的副领事。不久幡然悔悟,自觉退弃回国。他曾想方设法奔至解放区,然而畏惧于各种政治考察,又不得不离去。隐匿两年之后,倾尽全副心力创办私立学校。待到全国解放,父亲将两所私立学校连同祖父财产全数捐献国家,自己退入书斋专心治学,直至去世。父亲一生博学清高,不爱钱财,不迷仕途,努力忠于个人志向,但因政治头脑浅薄轻易上到贼船,于是个人历史难以澄清,导致满腹才学无从施展。虽然解放后被派任大学教授,实际精力多用于无尽无休地检查反省,最终因为精神上无法摆脱频繁的政治审查而郁郁离世……
做子女的再继续承受父亲甩不脱的阴影,却又不一律。“文化大革命”未起,支援新疆建设的哥哥出身定为“历史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之时,电台工作的姐姐出身改成“反动学者”。
我决心接受他们的教训,逃避可怕的罗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斗胆做出越轨之举。在跨校前往兵团招兵站报名时,一个机会被我抓在手里:我被允许自挟档案上报名站听候政审,那真是天赐良机。我从学校先取了档案迅速回家。家里没人,那只烧过不知多少本书的洋炉子正燃着,我把厚厚的牛皮口袋打开。这事比想得要容易些。从没有贴过封条的信封原口,先用湿抹布蘸湿老旧的干糨糊,然后一点点揭开——
果然,有一大沓子父亲反省历史的抄录件,黄底红道的条格纸,细密的钢笔字。后面签有组织的结论。很难懂的文字,很吓人的红章,一系列令人可怖的东西。我的心脏跳得快极了。哪里有半点兴趣研究它们,不敢耽搁半分钟,抖着手指,将父亲的历史材料全数择尽……妈妈的简历很简单,“一二·九”之后,她自北平燕京大学转入上海震旦女院,遂后入父亲学校从教,直至今日,再清白不过……
我将择净的档案封了口,藏到一边,握住炉钩子,挑炉门,“嗵”的一声,火被掀亮,熊熊的红焰欢跃地跳起来。
就这样,我对父亲的历史,永远拒绝了,是用我自己的手。
这件事是藏在心底的秘密,我知道我的行为是比盗窃还可怕得多的。竟然奏效,果真祛除掉了灾祸之源。“伪职员”——这个词儿也叫人讨厌,但终究算不得很反动。知足的同时又不免心有余悸。我想,但愿组织上不会去做调查。父亲虽已作古,档案虽被择清,但父亲大学里厚厚的卷宗还在,而妈妈和哥哥姐姐那里,早也都有父亲的材料夹在档案里,倘若再经调查过来,我是要下地狱的——反复地掂量自己的行为,终觉别无选择,哪怕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担负不可规避的责任。我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父亲已不在世,我小小年纪,不该为父亲的历史承受任何的歧视与罪罚。而我脱离学校到兵团招兵站去报名,就是想叫自己清清爽爽,走一条生存的新路,像毛主席说的,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但那些铁样的事实,我不可能拒绝得了,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作为一种“阶级烙印”,我深知,自己从根子上是生不如人的。
……别无选择,我不后悔自己的行为。尽管我知道,永远都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恐惧,以此为代价,也许将要终生不宁。
那个晚上选“五好”,选了林沂蒙,还选了叶丹娆,这让我觉得我们班上有善心,有公平。我承认,林和叶确实都是先进榜样,值得学习,可又觉得她们二人虽然都是先进,却是有着本质区别。很显然,吃苦与吃苦,在心理上是不同的。林沂蒙怎么干都充分显出一种光荣的责任感,是满怀了巨大的纯粹的革命热情,因此,她可以将样样活儿都干得生龙活虎。
可叶丹娆却叫人怎么看都像是在受难。
真的,不论干哪一种活儿,只要看一看叶丹娆,我总是从心里发疼,不忍目睹。她老是在拼命,老是极用力地挥动着手臂,将手里的工具抡出一阵风。头不抬,手不停,手指上常常带着伤,脸上永远大汗淋漓。她的工作服是大号的,里边穿一件古铜色的旧皮坎肩,还有小棉袄,依然被汗水浸透,在后背上深深洇出一个发黑的大汗圈儿。天气寒冷,她因为汗洒得猛,身上和头发梢上都在冒白气儿,好像冰棍刚刚出了棉被箱似的。
她是那么好看,却好似完全不把这好看当回事儿,反而有一种因此而对不住人的歉意。永远是强笑,抱歉的强笑。似乎来到这世界上,她早早就对不起了所有的人。在宿舍里,她从不照镜子,不抹香脂,两条小辫闪电一般编得飞快,省下时间,默不吱声地为大家打水洗衣裳。一双伤手一抖一抖的,抖得拿不住一个鞋刷,端不稳一盆水。
听说刚来的人,为了批兵团战士,办“边防证”,填写出身时极严格,经过上级一通审查之后,要在全连大会上一个个地公布:×××地主,×××工人,×××革干……念到她时可怕了,出身竟算“反动官僚资本家”。听说,她的父母已经被“遣送原籍”了,这倒霉的出身太令她难堪,她曾给家里去信询问,让父亲详细说明自己的历史,结果已在乡下的父亲一下子又受刺激,突患脑溢血,抢救过来,人快完了。家里拍电报让她速归,电报到了连里,她当着文书的面把它撕个粉碎……这些事情是如此公开,她一心想给自己制造盾牌,以抵挡种种的议论。可实际上,最有害的,还是她自己对自己的不公平。
我看得出她是多么鄙视自己。那么执着地“忘我改造”,简直使劳动成为一种惩罚,一种暴力,劳动被可怕地推向极致,变得残忍——一种绝对的精神上的虐待,是通过肉体的受苦。我看到,她所有的表现都在昭示着身心的破损。我觉得她挺惨。
想想中世纪的基督徒,他们把苦行当作一种荣誉,当作上帝施与的大爱,作为灵魂能够新生的必由之路——可我们是基督徒吗?不,我们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青少年,即使父辈有过错,与我们做子女的,有何相干?
两年前,一个深深的夜里,满面油污的哥哥从新疆扒了货车回来,进门后马马虎虎洗个澡,就朝壁橱里边藏。哥哥藏在壁橱里,一边狼吞虎咽吃着东西,一边圆瞪着眼睛嘱咐妈妈,要是有人敲门,千万别叫他们进来!他们兵团武斗了,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好多都挨了打,有的还被关押。与哥哥同去新疆的宋大民,是天津一个大资本家的儿子,他很不明智地参加了一派组织,在武斗时中了枪弹被打死。开始并没死,中弹的大腿被打穿动脉,血流不止,几人抬着担架急忙往医院赶,他有气无力绝望说:别送我了,我是“狗崽子”,没有红革会证明,到了那儿人家也不给治……后来人搭到医院,果然耽搁好半天,终于大夫过来了,人已经僵硬。
他就那么流血流死了——哥哥缩在壁橱里默叨着,蜷成一团掉眼泪。这是我头一次见到哥哥掉泪。没过多会儿,街道赤卫队和联防队来人砸大门。他们胳膊上戴着红箍,满面威严,质问我们:刚才来了什么人?看看证件!哥哥藏不住,狼狈地钻出来,耷拉脑袋说:没有证件,刚从新疆回来,那边太乱了。联防队人大声教育哥哥:乱?乱什么乱?乱了敌人,乱不了群众!你明天老实回去,跟定组织,就地闹革命……
我想,现在,苟活着的宋大民们,照着报纸上的新提法,叫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意思是说,出身不好的子女还有被教育好的可能。怎样才可以教育好?就是那么拼死拼活苦干,在苦干之中,“脱胎换骨”,成为新人,成为符合革命时代需要的新人?可这还不是说明,这些人生就跟别人不一样吗?这些人,生就是一个大错误,活着,只是为改正而来的。
我感到沉重的压力。一种来自于权威的命运的重担,令我憋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