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周有光调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我随他又一次来到北京。从此落地生根，生命中的另一半留在了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一点一滴变化，每一次的动荡和变革，都在我的生活中留有印记。
【我要回上海】
事情又巧又不巧，我的脑子又好又不好，安顿好行李，我到沙滩的浴池洗了个痛快澡，一身清爽地回到住处。猛抬头，看到了两块并排的大牌子：“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人民教育出版社”，我心中一阵慌乱，忙四下张望。“张先生，您怎么在这儿？”正是几年前历史编辑室的工友老韩奇怪地看着我。我顾不上回答，跑回房间，早就忘掉的委屈涌上心头，大哭着对周有光说：“我要走，我要回上海！”周有光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是慢性子，遇到什么事都能沉住气，慢慢地劝我，让我的情绪稳定下来，接受了这种现实。我又在沙滩住了下来，抬头低头都是熟人，认识我的人比认识周有光的人多。日子不好过，但照样过去了，这一住，整整二十五年。
【恩师俞平伯】
北京有朋友知道我喜欢昆曲，介绍我认识了俞平伯，他是我一生中最后一位老师，是我最尊重的恩师。1956年，在俞平伯的倡导下，成立了昆曲研习社，俞平伯任社长，大家看我是从上海来的，认为上海人一般都很会交际，就推举我为联络组组长。当年的《北京晚报》上曾有这样一则消息：
北京昆曲研习社，自七月间由俞平伯等人发起组织成立。举俞平伯、项远村、袁敏宣等十一人为社务委员，并成立传习、公演、研究等七组。俟后又经文化部与北京市政府大力扶助，社员由最初二十五人发展至七十人。现已由文化部领导进行研习工作。
曲会的大文章都是俞平伯先生亲自写，小文章，如说明书、通知、请柬、电报、回信等，俞先生总是说：“张二姐，你来。”我每次写好都请俞先生过目、修改才发出去。平日里我写的诗和散文也都请先生指教。俞先生说我的散文写得比诗好，他尤其喜欢我的散文《入场》，他说：“张允和的文章结尾悠悠不断的，很有味道。”
我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昆曲中，笔底自然流露出对生命、自然的热爱。1965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昆曲——江南的枫叶》，开头的一段是：
北京是“天淡云闲”的秋天，到处开遍了菊花。典型的江南城市——苏州也正是“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时候了。从南方寄来的信里，附了一份昆曲观摩的节目单，使我不只是怀念我的第二故乡，更怀念着昆剧的群英会。昆剧，这个承继着优良传统的剧种，它像是严霜后的枫叶一样灿烂夺目。
晓平看了我的文章说：“你的文章很有天才，可以写下去！”这好像是父亲对儿子说的话，谁知道是儿子对母亲的夸奖，好笑！
在曲会里，大家都叫我“张二姐”，俞先生也随大家这样叫。20世纪50年代末，上面号召我们写现代戏、唱现代戏。我们就响应号召，挖空心思写，我写了一出《人民公社好》，还记得里面有一段是写公社的供销社的，有一句台词是“楼上有绸缎，楼下有葱蒜”。这出戏还演过一次。还有一出是由话剧《岗旗》改编的，俞先生和俞太太做了前半段曲，后半段要我做，我从没做过曲，就大翻曲谱，最后还是由名曲家吴梅的儿子吴南春完成的。
我一生有几次败笔，写样板戏可以算其一，现在想想也很有味道。
我和俞平伯、许宝驯夫妇的友情持续终生。我这里还有一首1974年写给莹环大姐的诗：
【黄山归来寿莹环大姐】[1]
黄山青翠不老松，不畏顽云和疾风，千年挺秀奇石中。
天女花开依莲峰，婀娜清丽傲天工，一香不与凡花同。
流水高山知音有。琴和瑟调两心融。
绝世风姿神秀骨，恬淡心闲气度洪。
耐圃[2]地窄可耐耕，姹紫嫣红碧翠笼。
无圃[3]心田田地阔，胸怀若谷意气雄。
赤脚[4]乡居融融乐，辛劳处处自从容。
白首商量丝与竹，清商一曲曲味浓。
老君堂[5]，君不老，十八年前犹忆阻归雷雨隆。
永安里[6]，里永安，八十年华酒晕荷花[7]交映红。
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
愿年年岁岁此日，人双健，曲音宏，杯不空。
寿比黄山不老松。
【牡丹亭梦影双描画】
我从小和大姐、四妹逢“场”必唱《游园惊梦》，到了曲会后，我教十一二岁的小孩子还是演这一出。把大姐（柳梦梅）、四妹（杜丽娘）的戏教完了，小丫头没有人演，我来！十一二岁的公子、小姐，却配上我这样一个快五十岁的“小丫头”，不丑吗？不丑，我挺开心的。
排《西厢记》的“寄柬”一折，又因为丑角要讲苏州话，北京票友不会讲苏州话，没有人能演，我说我来。就这样索性改行专门演了“丑”。1957年在北京南池子的政协俱乐部，我们第一次演了这出戏。（我演的琴童这时正藏在桌子下面。）
张生：红娘姐，请你帮我带封信。
红娘：你要把“红娘姐”三个字头尾去掉，只叫当中这个字。
张生：难道要叫你“娘”不成？
红娘：不是这么个叫法，要叫“我那嫡嫡亲亲的娘”，我才给你带了信去。
张生：（对桌下琴童）不要出来，不许出来！
——我那嫡嫡亲亲的娘——
我从桌下钻出来，钻到红娘和张生的中间，用地地道道的苏白来一句：
——还有唔笃个爷（ya）勒里来！（还有你的爸爸在这儿呢！）
这张照片已被苏州昆曲博物馆放大收藏。
演出《牡丹亭》一直是俞平伯和曲会同志们的最大心愿，但由于清朝以来的文化专制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留在舞台上的仅有《游园》《寻梦》等十几出了。我们选了华粹深整理编写的本子，由俞平伯亲自订正。从选剧本到演出整整经过了三年的时间，当时《牡丹亭》的改编剧本有三四个，我们选的是最完整的一个。
剧中小春香由十三岁的小孩子许宜春扮演，我演“石道姑”。石道姑的戏不多，可要打个“引子”，虽说是“一曲二白三引子”，但因为没有伴奏，引子很不好打，稍不留意就可能荒腔走板。“引子”要女低音，而我平时唱惯了女高音，只要有伴奏，笛子多高我多高。我天生有个不怕难的脾气，反反复复地练，总算成功了。曲会的《牡丹亭》常在王府井的文联大楼演出。1959年10月国庆十周年在长安大戏院演出两场。
我又要演戏又要当好联络组长，忙得很。周恩来总理很关心曲社，也很爱看昆曲。总理每次来，都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静悄悄地当一名普通的观众。但我只要知道总理要来，一定把前几排和总理的座位四周都安排好熟识、可靠的人。
康生有时也来看我们的演出。
这是我当年的一页日记：
1957年11月3日
昨晚我和耀平（有光）、晓平、诗秀（儿媳）一同步行回家，还是十二分的兴奋。大家谈得很迟才睡。坐在耀平身后的南斯拉夫领事馆的洋人，跟耀平说“守岁”的两个角色是好演员。又说我说的是南方话。
昨晚小宜春戏完，到好婆（周有光母亲）身边去，好婆坐在第三排看我们的戏，位子在周总理的前面，周总理跟小宜春握手，谈了很多。总理问她：“几岁了？”“十三岁。”又问：“小学几年级？”“中学。”周总理奇怪地问：“这样小就是中学了？”“不，刚进中学。”又问：“哪里人？”“无锡，你呢？”“我是淮安。”“那做爷爷的是你的爸爸？”“不是，是我真正的爷爷，七十多岁了！”“那你爸爸呢？”“是画家。”
1964年昆曲研习社宣布解散，十五年后恢复活动，我被选为社长。我时时刻刻告诫自己，要一点一滴地向老社长俞平伯先生学习，为自己毕生热爱的昆曲再尽一分力。
【曲终人不散】
1979年我七十岁生日的时候，周有光送了我一套《汤显祖全集》。他真是懂我的心思，这一年《牡丹亭》近三百八十岁了，我从不大识字时就“读”起，至今对《牡丹亭》百读不厌。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本来就家喻户晓的“莎士比亚”又从国外回来了。这当然是好事，可我的脑筋又开始乱转：我们的汤老（显祖）比莎翁还要大十四岁，长幼有序，不能忘了中国戏剧的老祖宗。我的脑筋乱转一番之后就一定会有行动，动手给我的朋友、大百科的姜椿芳写信，提议纪念汤显祖，演出他的名剧《牡丹亭》。姜椿芳把信转给了文化部，文化部很快有了批示，1985年，纪念汤显祖诞辰四百三十五周年的大型昆曲演出在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和国外的许多曲友都赶来参加，最让我高兴的是远在美国的大姐和四妹都回来了。
大姐又演柳梦梅，四妹再演杜丽娘，我虽没有上场，可比粉墨登台心里还痛快，还过瘾。俞平伯说这张照片是“最蕴藉的一张”，除了大姐、四妹的表情身段外，可能还有更多的含义。这时的大姐快八十岁了。
我的昆曲生涯，准确地说，是昆曲舞台生涯，也有个悠悠不断的结尾——
我演最后一场戏时，我的第三代，晓平的独生女——小庆庆出生不到一个月，当她能够这样“手托香腮想未来”的时候，一定在想：
杜丽娘复活了，未来是美好的。
注释：
[1]莹环是俞平伯的夫人许宝驯的号。——著者注
[2]她旧家南窗下有小圃，狭不能转身，名“耐圃”，即以“耐圃”作自己的别号。——著者注
[3]无圃：“文革”浩劫，“耐圃”无存。——著者注
[4]俞平伯老终年赤脚，下放农村亦然，我们叫他赤脚大仙。——著者注
[5]“文革”前，俞平伯夫妇旧家住北京朝阳门内老君堂。——著者注
[6]“文革”后，旧家破毁，迁居永安里。——著者注
[7]莹环姐阴历六月二十七日生，正值荷花盛开时，每饮酒，红晕上腮，与白发相映。——著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