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1938年深秋，那时我和有光在雾都重庆有一个温暖的小家。一天早上我正要到枣子岚垭去参加曲会，有光问我：“今天还要去吗？”我说：“是呀，有什么事吗？”他支吾着：“我没什么事，你去吧。”往日我每次去，他总要说“早点回来”，今天话语有些吞吞吐吐，神色不对。我有些迟疑，但还是去了。心里不踏实，只唱了一支曲子就匆匆赶回了家。一切却是很平静的样子，照常的午休、下午茶。晚饭后，有光轻轻地走到我身边，拿给我看一封电报：“父逝，告弟妹。”是大姐打来的。
我把电报放在枕头底下，整整哭了一夜。
人一落生，世上最亲最亲的两个人，顶顶疼爱我们的父亲、母亲都没有了。父亲在世时，即使相隔再远，也总幻想有一天能全家相聚，再重温童年幸福的生活。父亲去了，那无限美好的时光将永远只能留在梦里了。
1921年，父亲坐在母亲的棺木旁，久久凝视着母亲年轻美丽苍白的脸，凭人怎么劝也不让盖棺盖的情景，一遍遍在我眼前出现，如今他们又团圆了，母亲还是那么漂亮吗？我的永远不老的父亲、母亲……
我的曾祖父张树声清同治年间曾在苏州任江苏巡抚，后升任两广总督等职。曾祖父生有九个儿子，祖父张云端是长子，曾任过四川川东道台。祖父膝下无子，父亲是从五房抱过来的。父亲四个月时正好祖父要上任，就带上父亲和奶妈乘船同去。船日夜行驶在惊涛骇浪中，巨大的声响伤害了小婴儿的耳膜，父亲从此终生听力不好。
祖父死在任上，父亲回到安徽合肥张家老宅。
当时合肥有五大家族：周、李、刘、蒯、张，张家敬陪末座，也算得是望族。合肥西乡的田大多是张家的，东乡的田大多是李（即李鸿章）家的。刘家后来到上海办金融，很开明。张家和刘、李两家都有姻亲。
当地有民谣《十杯酒》，记得其中两句：一杯酒，酒又香，合肥出了李鸿章……三杯酒……合肥又出张树声……
家里有万顷良田，每年有十万担租，是典型的大地主家庭。父亲可能是因为很早就离开了老家接受了新思想，他完全冲出了旧式家庭的藩篱，一心钻进了书堆里。这个家庭带给他的最大便利和优越条件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书。他痛恨赌博，从不玩任何牌，不吸任何烟，一生滴酒不沾。
父亲十七岁结婚，妈妈比他大四岁。达理知书温良贤德的母亲不但担起了管理一个大家庭的重任，而且一直像大姐姐一样爱护、关心、帮助父亲。
辛亥革命后，1913年，父亲带全家搬到上海。那时我二十二个月大，叫名（虚岁）三岁。我们住的是一个石库门的大房子，七楼七底，还有亭子间，院子很大，可以摆十几桌酒席，月租金是二百两银子。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也许我们还会在上海住下去。
1916年，祖母去世了，丧事办得场面很大，家里每天有十几桌客人，还请了和尚念经和放焰口。忙乱中，突然有一天发现大门口有一颗炸弹，全家人都吓坏了，出丧的日子比预定提前了几天，家里怕出问题，没让我们站在孝子孝孙的队伍里，孝棚里的许多东西也是假的。好在没出什么大问题。为了避免再有意外，1917年，全家搬到苏州。
在苏州，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父亲对书籍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当时能订到或买到的所有报纸他都要看，《申报》《新闻报》《苏州明报》《吴县日报》等，以及一些比较出名的小报，如《晶报》《金钢钻报》等。至于家里的藏书，在苏州是出了名的，据讲不是数一也是数二。家里专门有两间很大的房间，四壁都是高及天花板的书架，整整齐齐摆满了书。除了为数不少的善本和线装书外，父亲不薄古人也爱今人，现代和当代出版的书籍，各种名著和一般的文艺作品他都及时买进。尤其是“五四”以后一些最新鲜最富营养的作品，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和许多流派的新书名著他都一本不落。
大姐元和曾回忆说：“父亲最喜欢书，记得小时候在上海，父亲去四马路买书，从第一家书店买的书丢在第二家书店，从第二家买的书丢在第三家书店……这样一家家下去，最后让男仆再一家家把书捡回来，住的饭店的房间中到处堆满了书。”在苏州的闹市观前街上，有两家规模较大的书店，老板、伙计都与父亲很熟悉，父亲一去他们就陪着在书架前挑选。平时书店进了新书就整捆地送到家里来，父亲买书都是记账的，逢年过节由管家结账付钱。当时苏州的缙绅富户不少，但像父亲这样富在藏书、乐在读书的实在不多。
父亲的藏书我们可以自由翻看，他从不限制，书籍给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快乐。但钟鸣鼎食、诗书传家的生活并没有使父亲满足，他想让更多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接触新思想，接受新生活，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使她们摆脱旧的陈腐的道德观念的束缚，成为身心健康的对社会有用的人。父亲开始办了一个幼儿园，他的初衷是想完成一个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系列规划，但因力所不及的种种原因，真正办成并坚持了十七年的只有乐益女中。为乐益，父亲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财产。余心正先生在《启蒙先贤张冀牖》一文中曾经写道：
自古以来，教育成家，在质不在量，更不在规模之大小，学生程度之高低。张老先生仰慕“乐土吴中，开化早，文明隆”，辛亥革命后举家来苏，筑小小园林，从办幼儿园、小学开始，再办平林男中、乐益女中。接着两次办起高中部，皆因时局变迁，当局掣肘而匆匆下马。他原想学马相伯老人办一个“苏州复旦”的心愿，亦因世事茫茫，终成虚话。
…………
然而，学校之尊严，维护不易。老先生捐出祖产巨资，让出宅园二十余亩，建校舍四十余间，应有的教学设备，无不具备。他有十个子女，如按三千大洋培养一个留学生计，有三万元亦能全部出国留学了，但他连这笔钱也省下来，用于学校。为的什么？为的坚决不拿别人一文钱，无论是当局的津贴、教会的赞助、好心人的募捐，一概谢绝；唯如此，方始做得我行我素，独立自主。可是，他又绝非一钱如命，迥异于一般私立学校之以“创收”为目的，每年拨出十分之一的名额，招收免费生，以便贫家女儿入学。比例之高，江浙一带罕见。老先生对莘莘学子如此厚爱，对诸亲好友却悭吝异常，凡有告贷，均以“闭门羹”却之。
父亲对我们四个女孩子尤其钟爱，他为我们起的名字不沾俗艳的花草气：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后来有人在文章中说，张家女孩子的名字都带两条腿，暗喻长大以后都要离开家。我想，父亲从小给了我们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个性、爱好的机会，让我们受到了尽可能好的、全面的教育，一定是希望我们不同于那个时代一般的被禁锢在家里的女子，希望我们能迈开健康有力的双腿，走向社会。
父亲在家里从不摆架子耍威风，甚至对用人也没有训斥过，只有一次门房杨三赌钱，父亲敲了他的“栗子”（用手指头敲脑门儿），因为父亲最最恨赌钱。我们四姐妹中，大姐元和文静端庄，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三妹兆和忠厚老实、聪明胆小，但有时也非常顽皮，因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子，没有人娇惯她，她也习惯了在做了错事后挨罚时老老实实的，不哭也不求饶，处罚决定都是母亲作出的，大多是罚坐板凳或关在房间里不让出来；四妹充和聪慧乖觉，规规矩矩，加上从小过继给了二祖母当孙女，很少和我们在一起，印象中她从不“惹是生非”。我是家里男女孩子加起来的头号顽皮大王，从小体弱多病，仗着父母的疼爱“无法无天”，有时还欺负好脾气的父亲。父亲年纪轻轻就有些秃顶，没有几根头发却很欢喜篦头，一有空就靠在沙发上说“小二毛，来篦头”。我站在沙发后面很不情愿地篦，篦着篦着他就睡着了。我拿梳子在他脑袋上边戳边说：“烦死了，烦死了，老要篦头。”他只好睁开眼睛躲着梳子，“哎，哎，哎，做什么，做什么戳我。”我顺势扔了梳子，父亲并不真生气，自己把头发理好找话逗我开心：“小二毛，正在看什么书？”
父亲在这种时候常给我讲故事，他讲的故事不但有趣味还有文采，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比如近八十年前讲的一则成都诗婢家的小故事：那个注“四书五经”的郑玄（郑康成），家里尽为诗婢、书婢。有一天一个丫头跪在院中，另一丫头看见问：“胡为乎泥中（为什么滚一身泥巴）？”跪着的丫头答道：“薄言往愬（也曾向他去倾诉），逢彼之怒（他反而向我大发怒）。”家中丫鬟玩笑时皆用《诗经》中语，可见郑玄通过细微言行所倡导的家风是什么了。这样的小故事还有几则，我给孙女庆庆讲过，可惜这一代人都太忙，不一定记得住也不一定感兴趣。重孙小安迪五岁正是可以听这样故事的年龄，可他在加拿大，不可能有人给他讲，每次回来的时间太短，玩还不够呢。
我是急性子，说话快，走路快，做什么事都快。我看书一目十行，父亲更快，一目十二行。我做过试验，和父亲同看书，我还有几行没看完他已经翻页了。父亲爱看书不但影响了我们，连家里的用人、保姆做的时间长了都染上了书卷气。他们从识字开始，到看书甚至评论故事情节和书中人物。我还能记起他们常说的有《再生缘》和《天雨花》。
父亲从小喜爱昆曲，年轻时就对曲谱版本进行研究。我十一岁左右，1921年前，昆曲传习所尚未成立，父亲就带我们到全浙会馆（苏州养由巷）看昆曲。全是曲友演戏。有教育局局长潘震霄的戏，其他的戏全不记得了。我父亲带去的曲谱好多好多，比我们的个子还高。他要我们看戏时对照看剧本。我们只顾看戏，怎么也对不上台词，看戏又看剧本我们认为是苦差事。父亲请了专门的老师在他的书房里教我们姐妹识谱拍曲，让我们看书看戏。我淘气得要命，只看戏不看书。大姐顶规矩，认认真真学，后来又参加曲社，拜名师，习身段，生旦两角都擅长，以至终身姻缘、爱好、事业都因昆曲而起。父亲的爱好多种多样，尤其对新出现的东西，从不放过。当时照相机是极新鲜的东西，我们家里有近二十台，小孩子可以随便玩，我们几姐妹都没有兴趣，五弟寰和喜欢摆弄，父亲和蔡元培先生的合影就是他照的。留声机家里有大大小小十几台，各种唱片不计其数，架子上放不下就放在地板上，有些受潮都翘起来了。百代公司出品的家庭小型电影放映机一问世，父亲就买了一台，这在当时是再“新潮”不过的事了。
我们在苏州的家里，父亲和大大各有一间书房，中间隔着一个芭蕉院。有时可以看到他们隔窗说话，那永不落叶的芭蕉像一条绿色的绸带连着父亲和大大的心，书房平时没有人去，我曾偷偷钻到母亲的书房看过，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的书桌上有一个铜镇尺，上面刻着七个字“愿作鸳鸯不羡仙”，这一定是父亲母亲的共同心愿。
距父亲去世整整六十年了，父亲的言谈举止在我心里依然那么鲜明、亲切、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