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道德学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世界已经到了必须拯救的时刻，这已成为时代的共识。要想摆脱危机，走出困境，人类除了发展科学技术、调整社会结构，进行自然保护立法之外，还必须从价值取向的角度重新审视与检讨自己对于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建立一种包括植物、动物和人在内的崭新的伦理观。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生态道德学诞生了。它的问世表达了人类试图借助道德手段缓解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冲突，达成人类与自然新的和谐统一的意愿。它是人类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忧患意识的升华，显示了人类为消除生态危机，确保自己在自然中的持续存在和发展而做的道德努力。
一、西方生态道德学发展的基本阶段
生态道德学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在西方，它的发展可划分为两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从施韦兹《文化哲学》的发表到莱昂波特《大地伦理学》的出版。此阶段为生态道德学的酝酿、孕育和初创阶段。
1923年，法国学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施韦兹发表《文化哲学》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不仅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而且万物之间都是平等的。传统伦理学对于善的理解过于狭隘，应当加以发展。凡是维护生命、完善生命和发展生命的行为都是善的。他指出，由于现代技术和经济实践的破坏性后果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所以应当寻找科学措施、法律措施，同时也寻找道德措施去禁止人们对自然的某些做法，限制人们对自然的某些做法，提倡人们对自然的某些做法。这是人类思想史上关于创立生态道德学的首次主张。从此以后，在生态道德学这块陌生而又富有魅力的学术领域聚集起越来越多人类理性探究的目光。
1949年，由英国学者莱昂波特所著的《大地伦理学》出版。该书提出要重新确立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义正词严地指出，人类并非自然的主人与统治者，而是自然中普普通通的一员，仅仅为了人类自身的功利需求而关心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应当从自然的全局出发来认识自己与自然交往行为的正当与否。权利并非人类的专用品，必须把它延伸到自然的一切实体与过程中。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都有自己生存与繁衍的权利，不容随意践踏。《大地伦理学》被公认为第一部系统的生态道德学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生态道德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正式形成。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生态道德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是生态道德学走向成熟的阶段，主要代表有“罗马俱乐部”以及罗斯顿、戴维·埃伦费尔德等。
1968年4月，一些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学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以及政府和私立机构的决策人员聚集在历史悠久的罗马林塞学院，讨论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这些专家用客观、冷静的态度评估了全球日益严重的局势，决心找到一条走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大家提议成立一个以探讨涉及人类前途命运重大课题的多学科组合的民间组织，于是“罗马俱乐部”诞生了。“罗马俱乐部”对于生态道德学的贡献在于它最先意识到了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并使国际社会对它给予正视。此外，它在自己发表的一系列报告与著作中，对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当然也包括伦理的分析，提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伦理方案。
在对生态危机的原因进行伦理分析上，“罗马俱乐部”内部分成对立的两派。一派以亚历山大·金为代表。他认为生态危机主要是生物学危机，根源于人的自私、统治欲和占有欲等生物本性。根据亚历山大·金的观点，正是人类的侵略、残忍、不宽容等生物本性，使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十分有利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界，强加给其他的存在物，同时又使人类自相残杀、征服并凌辱弱者。人类的这些生物本性将驱使人类利用自己的力量去摧毁地球，直至摧毁自己，而且这些本性来自人类自身的遗传密码，是不可能改变的。另一派则以“罗马俱乐部”的主席贝切伊为代表。贝切伊认为生态危机并非由人的生物本性引发的危机，不是不可弥补的生物——心灵缺陷，而是文化的危机，其中包括人的思维、行为在面对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时深刻的不连贯性。所以要改变的并不是人的生物本性，而是人的文化生存方式。应当使人的生存方式同现实世界新的获得力量相一致。因此人类所需要的不是一种生物学的进化，而是文化学上的发展。以贝切伊为代表的这一派看法在“罗马俱乐部”中占据着优势。
“罗马俱乐部”从文化上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人口爆炸、消费膨胀、科技失控、社会对抗、自然强权以及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等，并指出这一切都说明了随着时代的变革，人类需要来一番价值观念的全方位变革，需要培植一种他们命名为“新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这种“新人道主义”有三大特征：全球意识、社会公平和对暴力的厌恶。其核心是从人的总体性来看人，从人类生活的连续性来看人类的生活。它要求我们用尊重自然的态度取代占有自然的欲念，用爱护自然的行为取代征服自然的活动，用人类对自然的自觉调节取代自然本身的自发运动，用保持自然统一的情感取代瓜分自然的恶劣行径，用对自然的责任感、义务感取代对自然的统治与掠夺，用适度消费取代无度消费，用节制生育取代放任生育，用经济的有机增长取代经济的盲目增长。
总之，尽管“罗马俱乐部”并没有使用生态道德学这一术语，但它的生态道德主张却对长期以来支配着人类行为的传统价值观念形成了强大的震撼与冲击，使人类开始注重运用道德手段去缓解自己与自然的冲突。应当指出的是，“罗马俱乐部”不适当地夸大了道德手段在缓解人类与自然冲突中的作用，没有看到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生态危机具有不同的性质，并有贬低科学技术的倾向。
和“罗马俱乐部”不同，罗斯顿、戴维·埃伦费尔德等人潜心于生态道德的理论研究，致力于生态道德学的学科建设。罗斯顿的主要著作是《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及其人类对自然的责任》，出版于1988年。该书列举出大量生动的实例，系统地说明了自然界本身的价值，并结合探讨了人类对于动物、植物以及生态系统的责任。它指出，现代伦理学的发展必须吸收生态学、进化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在逻辑上把生态学、进化生物学所提供的实然判断转化为伦理学的应然判断。戴维·埃伦费尔德对作为世界文化核心的人道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在肯定它的积极方面的同时，指出了它不容易看到的消极方面，这主要有三点：一是它以人无所不能为预设；二是它主张人类中心主义，从人类的意愿与需要出发安排、规划世界；三是它把本来相互统一的人与自然、人的理性与情感加以割裂并相对立，抬高人的理性，贬低人的情感。他指出，人道主义所隐藏的消极方面是促发生态危机的文化上的深层根源。该怎么办呢？戴维·埃伦费尔德为此写道：“我并未主张全盘反对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有其高尚的地方。但是我们以前对它太温和，太缺乏批判性了，以至于使它到了恶性膨胀和到了危险的地步。人道主义本应受到保护，但应防止它的过火。”
二、国际生态环境教育的发展及对道德教育的现实意义
1949年，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IUCN）成立了专门的教育委员会。这意味着人类已经开始注意到教育对环境保护所具有的作用，并开始利用生态教育来增进人类的环境意识，使全人类共同关心和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环境规划署于1977年10月1426日在第比利斯召开了有68个国家政府代表参加的环境教育政府间会议。会议通过了《环境教育第比利斯政府间会议宣言》，并发布了包括41条内容的有关开展环境教育的建议书，也称推荐书。《宣言》强调“教育利用着科学和技术的发现，应当在培养对环境的自觉和更好的理解中，担当主要任务。”会议认为：“环境”的概念包括人类生活的自然建筑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因此，环境教育将涉及各门学科领域，对象为每个公民。会议提出的环境教育的定义是：“环境教育是一门属于教育范畴的跨学科课程，其目的直接指向问题的解决和当地环境现实，它涉及普通的和专业的，校内的和校外的所有形式的教育过程。”
会议不仅明确了环境教育这一学科的基本性质和教育对象，而且进一步详细指明了环境教育的目的、目标及指导方针，大会《宣言》指出了环境教育的目标：“一是环境教育应当为一切年龄的人，在一切水准上和正规与非正规教育中提供；二是环境教育，正确的理解应当构成全面的终身教育，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对变化做出反应；三是环境教育必须目光朝向地域社会。”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18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21世纪进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生物多样化公约》。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规定了27项国际环境与发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观念：人类应与自然和谐一致，可持续地发展并为后代提供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人类应珍惜共有的资源环境，有偿地向大自然索取。人类为此应变革现有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与自然重修旧好，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类之间和平共处。
作为教育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教育的开展与实施离不开教育大背景的影响。国际生态环境教育运动的兴起与开展，不仅是对原有教育教学观念和体制的更新与重组，也对道德教育领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教育价值取向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用以学科分类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和社会道德来教书育人。这种知识结构虽然有利于人们定量地、理性化和逻辑化地认识客观事物，但其条块分割、自成体系的认知特点也妨碍了人们对事物整体地定性把握，不利于人们对其行为选择的复杂性、深刻性和长期性做出全盘的考虑。而且传统教育中的德育内涵是以人类共同体的内部生存环境为本位的，这已落后于道德内涵的历史变化，在德育、智育和行为的养成上也存在一定的脱节，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和手段的协调。
而国际生态环境教育运动主张以跨学科的知识形态和生态道德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国际生态环境教育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要使个人和社团理解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的复杂性。造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来源于人类的生物活动、物理活动、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各个方面的交互作用。此外，国际生态环境教育运动主张在实践参与过程中，通过跨学科课程模式，将德行的养成渗透于科学知识的学习中，将道德信念的巩固构筑在主动辨析行为选择的价值取向上。这些都对道德教育领域的生态道德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