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年末，我们家从哈尔滨搬到伊春，住在城里西北角，挨着西北大坝的红旗街。父亲原来在哈尔滨政法干校（现和兴路的警官学院）任军政教官。他此次工作调动，任伊春市中队队长，主管监狱。监狱在城外正西南。父亲每天都在部队里，母亲和几个孩子就在红旗街的平房住。院子是用一人多高的子摞的墙，院子不大，六七米见方，一进门是个门斗，门朝东，进去是厨房。厨房往里去还有一个门，是个小房间，大姐、大哥、二哥在这个小房间住。大房间是母亲和我住。大概在1968年年底或1969年开春，全家随父亲转到了克山。满天刮着大风，刮得人上不来气。在山区住惯了，伊春四周都是山，没那么大风。到了克山丘陵地带，一刮风直呛得慌。那时我还没上学。
伊春的气候特点很奇怪，冬天大雪，夏天要是雨大，很容易山洪暴发。发水时，北山的水下到河里，冲到大坝，水会漫过堤坝，红旗街一带的住户每家院子里都会进水，甚至进屋，和炕面一样平。雨停了，全家人就用盆子往院子里淘水，一边淘，一边进水。冬天的大雪往往一米多深，一下就一夜，连门都开不开。这时，就要硬把门推开个缝，掏个小洞到院子里。胡同里的雪也都是满的。孩子们可以在雪洞里乱跑，把洞掏别人家去，藏猫猫，打雪仗，就和地道战里一样。雪里非常暖和，没有风，还能喘上气来。挖个洞后，爬到雪上面，踩都踩不塌。一冬里总会有五六场大雪，都会超过一米以上。平时尺把深的雪是很平常的了。
北山的雪更大，一冬积下的雪厚到七八米高的树只能露出一半。远远地看去，一片白茫茫，白色之上的黑点是露出的树头。上山时需要找夏天人踩出的山路，两边是榛树，就和隧道一样。冬天，找到这个“树道”，把雪掏个窟窿，一点点用手把雪扒开，往两边拍实，就这样爬到山顶。山也不高，觉得也就二三十米的样子，斜度也就三十多度。到山顶，再从雪洞里打出溜滑。可以从边上别的地方拉着树枝上山，雪也是齐腰深。这样玩几次就没体力了。那时大哥才八九岁，已经上学了。当时的小伙伴有吴刚、老扈家的小三、老周家的小来子、老张家的张涛，都是小小子，是红卫小学一个班的同学。
冬天的娱乐活动很少，小伙伴们就用木方子做成冰划子。底下钉上两趟铁丝，底部前端锯个槽，钉两根铁钉，钉头和木板齐平，这是为了防滑和停住。再用黄背带或皮子钉成四个鼻子，每侧各两个，用绳子穿上，系好。那时大道上都是雪，清不过来，就穿这种像简易冰鞋的划子上学。那是最好玩的事了。另一种游戏是在雪地和冰上抽冰嘎（陀螺），用木头自己削的，涂上点色，有的上面画上红绿蓝的杠杠。还有一种游戏——扇烟盒，用烟盒叠成三角形，有“握手”、“迎春”、“葡萄”、“蝶花”等烟盒，把它们放在地上，大拇指曲起，虎口留个缝，用手在旁边拍，把正面拍翻过去，就算赢。还一种叫“抠扎”的游戏，冬天夏天都可以玩。用一铁砣子或比较沉的圆形木头砣子，地上画一米的圆圈，把拣来的各种酒瓶子盖用斧子砸扁，摞在圈中间或靠前边圈内，轮番用砣子打，打出圈外的瓶盖就归自己了。夏天弹玻璃球，有白的，有里边带花的。在地上挖几个坑，那时都是土地，没有水泥地，随便找个棍就能挖个坑。一般是三个小坑，最后一个大坑。先弹进小坑，最后弹进大坑算赢。再就没啥玩的了。女孩子们玩得多是跳格、踢口袋、打口袋什么的。
12月份的时候，有“开山”的时间，大家可以随意去山上拖木材，都是站杆或倒下没用的树。大哥和大姐去过一回，一人拖回来一根直径二三十厘米的原木，回家当烧材。那时家家都有板子垛，一人多高，当墙用。学校的作业也很少，放学写完作业，就和小伙伴们在外面追打游戏。小孩们没有什么压力，十分快乐。父亲到公休日才能回家。冬天的糖葫芦，五分钱一根，山楂都是鸡蛋黄那么大。还有粘牙的大块糖，不知道什么做的，可是很少能吃到。那时上学一年的学费才一两元钱。
冬天，各家门口都有脏水池子，用雪围个圈，往中间倒脏水。有一次，水池子满了，大哥用镐刨冰池子。镐一头是带尖的，一头是斧刃，能劈柴火的。大哥那时十来岁，我三四岁。我拿着戳煤的小火铲。大哥没看见我钻过去铲冰，镐头落下，正刨在脑袋上，血“噌”地冒了出来。大号赶紧招呼妈，把我送医院，用消炎粉包上，过了很长时间才好。父亲特意从部队赶回来。他们没责怪大哥。大哥懂事早，早上起来就帮妈妈掏炉灰，架木头扳子，用明子（油大的松树劈成的小签子）引火，那时基本是烧扳子，很少烧煤。劈柴火多是母亲自己劈。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学校很乱，老师也不怎么管了。学生们有时就逃学，把书包藏草棵子里，河湾的沙滩上、大堤上。河好像叫新好河（友好河）。河水非常清澈，能喝，口感非常好，一点儿别的味都没有，渴了就喝，也不闹肚子，比现在吃冰激凌都舒服。河湾的水很平缓，沙子底，在水边能看到水底，水底的游鱼清清楚楚。还有爬行的蛄，大的有一捺长（虎口张开，大拇指和食指的距离），小的有大拇指大小，尾巴和虾一样，它有六爪，前面有两钳子，钳子上有刺，只有一根小肠子，尾巴一拽，肠子就出来了，用油能炸稀酥。那时油少，就用水煮，放点儿盐，其肉细腻鲜美柔软，非常好吃。再往下，河底就是鹅卵石底了，蛄一般都钻在石头底下，把卵石掀开抓。水深的地方需要扎猛子下去抓。游泳之后，可以捉鱼。大人用一个破盆子，盆底钉出很多眼，上面用铁筛子网罩住，中间抠个眼，用铁皮围个两寸高的筒搁在眼中间，固定住，筒上用钉从外向里钉出眼，形成倒枪刺。把苞米面饽饽，用水搅黏糊的，抹在筒里，把长绳系在盆沿上，把盆扔在河里。过一段时间，把盆子拖出来，就会有柳根子钻进盆里。小孩就拣罐头瓶，底用苞米面糊上，装上水，下到河里一腿深的水里，放在水底，用鹅卵石挤上。然后就蹲在河边瞅着那瓶子，河水清澈见底。看有鱼进去，就悄悄地下去，用手把瓶子口咔地一捂，把瓶子拿上岸来，找一根水稗草（毛毛草），把鱼鳃串上，把串鱼那头放在水里，草根这边放在岸上，用卵石压住。等串不下了，就拿着罐头瓶子，拎着毛毛草回家。一般是早上去，待一上午，下午才回家，能整个三四十条一指来长的小鱼，回家让大人给炖着吃。大人不让孩子去河里，小伙伴们常常会因此挨揍，所以有时就把整上来的鱼放生，或是送别人。有时几个老太太联合好，同时揍孩子。因为这几个小子总在一起，一个去了，其他的肯定也去了。揍得最严重时屁股红肿，睡觉时只能趴着睡。为了不让大人发觉自己去河里洗澡了，游泳完之后，把自己埋在沙子里，用沙子搓，把身上到处搓遍，把沙子扑落干净，再找到书包回家。妈妈总是先让大哥把胳臂伸出来，用手挠挠，有白印，就要挨揍。因为在河里游泳后，身上一挠一道白印。而用沙子搓了之后，就挠不出白印了。母亲打人非常狠，用四楞八鼓的木头棒子打。大哥很倔犟，怎么打都站那儿挺着。越挺着，老太太越生气，越揍。孩子们在河里一色裸泳，从水里出来就在沙滩上打着玩，还一边唱着“跑一跑，颠一颠”的童谣。那时根本没有衬衣、袜子、裤衩，就是直接穿长裤，冬天直接穿棉裤。
一到礼拜天，父亲休息回来，就一家到河湾游泳。河面有六七十米宽，父亲能来回游个七八遍，是踩水来回，差不多心口以上都在水面上。河水深十一二米。父亲能这样踩水拿着衣服，一点儿都不湿。20世纪20年代生人的父亲当时也就三十来岁。妈在河边拿着棒槌，找平面的卵石捶衣服。我四五岁，在浅水里坐着玩玩水。老二天生好脸，本来不会游泳，也趴到不到膝盖深的浅水里扑腾，显示自己也会游泳，可厉害了。大哥在齐腰深的水里“搂狗刨”，抓抓蛄什么的。大姐从来不下水，就在河边玩玩花草石头啥的。那时，大坝与河之间有一片四五十米的开阔地，长满一人多高的柳条棵子，到处是青草野花，柳丛中有不知名的鸟做窝，有时能采到雀蛋，能看见野鸭子在河湾水里游。那一片河湾没太多人去，只有前后院少数几个小朋友去。大坝上的蒿子有两手指头粗，需要四五个人把它捺倒，抓住杆，和推磨一样转圈拧，才能拧断。然后一人拿一根满大坝打冲锋仗。游完了，妈妈的衣服也洗完了，这大半天也就过去了。一家人回家。待着没事了。
“文化大革命”那年。大哥八岁，上一年级，知道“文化大革命”，但对这个“造反”到底是啥意思，很不明白。小学有“红小兵”，中学叫“红卫兵”。发个红布袖标，用黄油印上字，戴在左胳膊上。天天上学得戴着，还要戴红领巾。老师也不讲课了。记得有个姓孙的女老师，好像是北京大学或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爱穿一身黑衣服，梳两条大长辫，非常漂亮，大眼睛，瓜子脸。当时也就二十多岁。大哥他们给她取个外号叫“孙大猴子”，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谁取的，是什么含义。孩子不学习，她就会找家长，之后孩子就会挨揍。她也找过母亲几次。每一次老师走后，母亲就攒足了劲把大哥一顿狠揍。有一次，大哥考了双百，孙老师来家了，妈和老师都挺高兴。孙老师教了大哥一两年，后来就不知下落了，也不知道是走了，还是挨批斗了。大哥他们有时还参加游行活动，排着队，喊着“革命有理，造反有功”，然后就散学。老师挨批斗时，就给戴个大纸帽子，上面写着“反动派”，让他们撅着，讲自己有啥缺点错误。自己讲完，造反派就开始批斗，主要是反驳他，逼问被批斗者当初的想法、目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被称为“保皇派”，也给挂上破盆子去游街，一边走，一边用小棍敲盆子，嘴里也说“革命有理，造反有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