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是在红河两岸广大哈尼族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传统史诗。阿培，祖先之意；聪坡坡，从一处搬迁到另一处，也有逃难之意。它以哈尼哈八（哈尼族酒歌）的形式系统地吟唱了哈尼族祖先曲折而漫长的迁徙历史。这部史诗的搜集、录音、记录、翻译工作经历了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整整三个年头，许多同志和朋友为它做出过努力。这里首先应当感谢红河州和元阳县的领导、群众和朋友们，没有他们的指导和帮助，这一工作是难以完成的。同时笔者怀着激动的心情，想到哈尼族广大的歌手队伍，他们是保存、发展千百年民族传统文化的志士能人，没有他们世世代代口耳相传，千千万万美好而珍贵的诗章将像流星彩霞般消逝。为我们演唱过这部史诗的哈尼族歌手，主要是元阳县攀枝花公社洞铺寨的朱小和同志，为了保持此诗的真实性，此稿的全部演唱材料都是来自他一人。另外，同县歌手麻蒲成、车国忠、李开明等同志也为我们演唱过此诗，材料虽未采入此稿，但他们的演唱为我们理解这首史诗帮助是十分明显的，特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哈尼族各支系演唱此诗各有其浓厚的特点，朱小和是名满元阳、红河、绿春、金平四县的著名歌手，他的演唱富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具有生动的形象特征和磅礴气势，这些读者自可抿味得出。在录音、翻译过程中，我常常被他的歌咏所感染，所牵引，而随着歌声进入哈尼族古老的历史深处，伴随着哈尼先祖们在高山、在江畔、在老林、在丛莽中跋涉、颠踬、力排困难，而前。朱小和家系三代贝玛，大爹曾在元阳县猛弄白氏土司衙中担任专司演唱史诗的贝玛，从记事起，他就依随着父辈出入演唱场所，在口耳相传中，很早就精熟了哈尼族主要的古典诗歌。他聪颖过人，博闻强识，勤于钻研，曾自创五种发声法，使演唱的音色具有雄浑、朴厚、又悠悠不尽的韵味。他的性格幽默风趣又富于激情，因此演唱中独具一种声依意起、情随旨远的意趣。他还为这两部史诗作了大幅度的补充，使之更臻完美。
口译者芦朝贵对哈尼族传统文化有着极深的感情和极浓的兴趣，常常为搜集、翻译一件作品翻山越岭，四处奔走。对哈尼族的文化事业真可谓献出了一颗赤子之心。
这一译稿，是在先录音，根据录音与歌手逐字逐句直译，再补充录音，根据大量补充修订的录音直译，然后笔译而成的。全部录音，包括第一次系统演唱和一九八四年四月、七月两次演唱补充的录音，都是朱小和一人担任的，口译者主要是芦朝贵，其间朱小和自己也担任了一部分口译任务，直译记录由笔者和杨叔孔同志担任，补充修订部分的直译记录由笔者担任，笔译稿由笔者完成。
一九八四年四月和七月两次补充，主要有以下内容：
1．第一、二两章在第一次演唱时只作了概括性的叙述，歌手作了细节方面的许多补充和调整。如第一章第二节中关于“人种”的生发，关于人类始祖塔婆繁衍人类的描述，第二章关于嘎鲁嘎则的描述，在第一次演唱中极简略，此时也作了许多细致的补充。在迁徙地点的顺序上，第一次演唱中嘎鲁嘎则在虎尼虎那之前，后经歌手再次演唱作了颠倒。
2．第四章中哈尼族与腊伯比赛决定输赢的三次描述，大量生动的细节也是后补的。
3．补充最多的是第六章中对哈尼族女英雄戚姒扎密形象的丰富和润饰，她的几次策划布局和临危决断，她的雄才大略，等等，均是后补的。全诗细节还有一些补充，兹不一一列举。
笔者认为，这样的补充是必要的，效果是增强了科学性和文学性。没有传统文字民族的歌手，实践使他们具备了惊人的记忆力，加上诗歌格律的帮助，往往能演唱几天几夜。朱小和是哈尼族歌手中的佼佼者，他在数十天中，一气唱下两万余行的长诗，其艺术才能和记诵能力是十分惊人的，因此，相比之下，他的演唱比其他几位歌手的要完整、生动、丰富得多，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无论如何，歌手总不是电子计算机，对师传的作品不可能一发一毫均不改变，而恰恰是由于各个歌手对同一作品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润色，这一作品在演唱中染上了歌手的个性色彩。同时所谓情发于中，声出于外，即便同一歌手在不同的情绪状况下演唱往往大不相同，朱小和同志在唱到哈尼族被迫从诺马故乡迁出时，感叹唏嘘，泣不成声，几次无法继续，因此许多细节作了删减，芦朝贵在口头翻译时也出现此种情况，因此许多情节和细节是在以后补充的。基于此我认为，对一部作品如果仅仅凭一次演唱是无法完整地记录下来的，更谈不上翻译的信达雅，若有条件，应对同一作品、同一歌手作多次性、重复性的调查。
我们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第一步，直译时力求弄清每个词句的所有含义。为此，一九八二年第一次翻译时，芦朝贵与朱小和常为一个字的理解争论半个小时之久；这样才能做到“信”。比如第六章中重点描述的“戚姒扎密”，演唱时几句带过，但后来补充时我们却了解到这个词有着诸多的内容：第一，“戚姒扎密”的全称是“厄戚戚姒扎密”，“厄戚”又是“厄戚蒲玛”的简称，意为建筑在水边的戚支系的大寨，这是哈尼族在谷哈（昆明）所建的第二个大寨，而戚姒是厄戚大寨头人的女儿，因此叫“戚姒扎密”，即“戚支系头人之女”。第二，由“戚姒”了解到“姒”是古代哈尼族对平辈青年女性的尊称，如诗中提到的“遮姒”、“马姒”，等等。这样就全面地把握了“戚姒扎密”这个词的含义。第二步，写出第一次笔译稿，由歌手和口译者反复讨论，提出修订意见，朱、芦二位提出的意见很多，兹不一一赘述。第三步，重复补充。这是十分必要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就会“仅毛而失貌”。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歌手除对若干细节进行补充外，对情节也有一些重大的补充，例如关于谷哈之战，初唱时只说是混战了一场：“打罗打罗，田边也打罗，山边也打罗，老林也打罗，不打的一处也没有罗……”如此而已。我们在直译时也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些重大的关节处歌手反而演唱得极略？后来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与朱小和、芦朝贵的感情逐渐加深，彼此取得信任，他们认为我也是他们的“自己人”之后，方才坦露心怀。原来这首长诗的流传在历史上遭受了坎坷的命运，由于它的主题是歌颂哈尼族人民的，其中有些情节描述到哈尼族祖先与“蒲尼”的矛盾冲突（这在谷哈之战中最为突出），“蒲尼”是哈尼语“汉族”的意思，于是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便在大汉族主义的支配下，对演唱此诗的歌手肆加镇压，有许多优秀的歌手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其实按当时的历史状况，汉族未必就是谷哈的统治者，“蒲尼”等于汉族只是今天的释义，历史上的“蒲尼”是哈尼之外的许多民族，即便是汉族，也是历史的真实，未可厚非。）解放后，大汉族主义在一部分人中尚未肃清，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狂烈，使广大歌手更是为之钳口，因此，这首著名的史诗如珍珠被尘土封埋住了。朱小和虽然大着胆子为我们演唱，但唱到有关的地方，就极粗极略一句带过，我们知道真实情况后，不禁十分感愤，再三地向他做思想工作，他于是打消了顾虑，慨然说：“好吧，要杀头也唱一回！”于是细细地吟唱起来，顿使此诗变得丰富生动起来。谷哈之战由混战一场分出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战争序幕，蒲尼要夺走哈尼祭祖的神山；第二个层次是在哈尼族战败的情况下，戚姒扎密巧布火牛火羊阵，大败蒲尼入侵者；第三个层次是哈尼族大头人纳索上木朵策果高山制造木人，用木人与蒲尼作战。围绕这三次大战，歌手对戚姒扎密的形象作了许多补充，使之变得丰满：蒲尼头人的女儿马姒扎密嫁给纳索，但在双方争战的时候，她却背叛丈夫向蒲尼泄露机密，第一次用晾晒被单的办法向蒲尼满传递消息，第二次又用绣花鞋送出情报，戚姒扎密始终对她保持了警惕并一一将其阴谋识破，这反映了戚姒扎密的机警。当马姒败露后，全体哈尼一致要求严惩叛徒，但戚姒扎密却从民族的大局出发，出面回护，从宽发落，她认为马姒已怀下哈尼的孩子，杀死马姒，纳索这位大头人就开了丈夫杀妻子、父亲杀孩子的先例，将在整个民族中造成恶劣的影响，此一。第二，她敏锐地预感到，杀死马姒，无补于已经战败的哈尼族，相反，只会加剧哈尼和蒲尼之间的隔阂，累及子孙后代，所以在马姒愿意洗心革面的情况下，她对马姒仍然亲如姊妹，这又表现了她一个战略家的胸怀与胆识。由于她采取的这一重大措施，造成了她的儿子卢威和马姒的儿子卢策两个后代支系世代友好的局面，从而保持了哈尼族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另外，在谷哈战争之前，她对蒲尼人的并吞野心已有察觉，知道哈尼族的力量还不足以与蒲尼对抗，于是力劝丈夫纳索养精蓄锐，避免与蒲尼正面冲突，并提出退出谷哈南撤的决策，以保存哈尼族的元气，但都没有被纳索接受，哈尼族果然战败，损失惨重。失败之后，纳索意气消沉，她又安慰他：“雨有一天会停，灾难有一天会解脱，不能在坝子中心当一棵顶天的大树，也可以到边远的大山上做一棵大树顶天。”由于她的决策，形成了哈尼族向红河南岸哀牢山区迁徙的壮举，时至今日，这一广袤地区仍然是哈尼族的主要聚居区。由于这些补充，史诗在历史深度和艺术魅力上都大为增色了，而且，它更完整、更接近原貌，因此也更真实了。在这一切工作完备后，我们才得以写出这份译稿。
此诗哈尼文译稿由芦朝贵、段贶乐同志担任。段贶乐同志大病初愈，身体虚弱，为使诗稿尽早付梓，在酷暑之中挥汗不止，先后三易其稿，尽力使每句每字都充分表达哈尼族诗歌的韵味，芦朝贵在此工作中也做出很大努力。参与此项工作的还有张志华同志，在此一并致谢。
哈尼族是我省人口居第三位的少数民族，计有百万余人，解放三十多年来（更不用说解放前）没有出版过一部长篇作品，在琳琅满目的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文学的序列中，竟找不到一本属于哈尼族的作品，这一现象令人十分痛心，坦率地说，为改变这一状况而努力，正是我们长年不懈致力于这部史诗调查、录音、翻译工作的目的。去年，省少数民族古籍办的负责同志了解到我们译出了这部作品，立即给予热情的支持，将其列为古籍办的第一批出版书目，并耗费资金，提供条件，帮助我们尽快把哈尼文稿写出来，我们的感激是可想而知的。消息传到哀牢山区后，许多关心此诗的哈尼族、汉族朋友纷纷互相转告，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无不感激省少数民族古籍办的同志为哈尼族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作为对此诗付出微劳的笔者，仅代表一切关心此诗的同志和朋友们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许多朋友嘱我在此诗出版的时候写一点介绍评论，由于我对哈尼族传统文化爱之有余知之不足，未敢置喙，但情动于中，不能自禁，于是将一些翻译过程中的联想写成几篇文章另行发表，那可能是一些极不成熟的想法，写出的目的是向读者和专家们讨教而已。只是有一点我却是敢于相信的，就是这首列诗虽然出版较晚，但它将在各民族（包括汉族）传统文学的行列中闪射出迥异的光彩，以她历史的、文学的、美学的、哲学的、民族学等等的学科价值而引人注目。
结笔之际，我不禁想说一句多余的话：对创造了如此辉煌灿烂历史诗章的哈尼族祖先们来说，这首诗的出版，或将会是一个温馨的告慰吧！
史军超
1985.1.10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