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我不愿意经常回家,是因为我不敢面对我的弟弟陈蔚洲。直说吧,我弟弟陈蔚洲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他精神失常,在无边的妄想中,树立了无数的仇敌,也经历了无数场战争。他没有想到,他所有的胜利,都是在家人身上割开伤口,都是往伤口上猛烈地撒盐,都是撒盐后不间断地蹂躏。我若想不去面对他那张癫狂的脸,唯一的选择,是能不回去的时候,坚决不回去。我知道这样的逃避过于软弱,过于不负责任,但我真的不愿相信,那个向来聪明,被周围村人看作我们家族里自曾祖父后最出色的一个人,沦为一个疯子。
事情发生在大半年前。
在那之前,爷爷坚决让我回县内的一个叫福山镇的中学当美术老师,本来我对老师这工作也挺中意的,悠闲、散漫。多出的时间,我能画自己的画,做自己喜欢的事,慢慢地,找个同校地女老师谈恋爱,结婚生子,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但因为爷爷的过于坚决,坚决中带着不可反驳的命令,我不知怎么的顿生反感,抄下几个北京朋友的电话后,把手机一扔,拎起背包就北上投奔了那几个朋友。
到火车站接我的朋友嘿嘿一笑,扔下一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要再把自己当人了。”起先我满怀豪气,以为朋友过于骇人听闻,渐渐地,我觉得他太过于谦虚保守了。我确实不再把自己当人,而是当成了低等动物,再后来,我完全超越理性思维,变成植物,再向后,有向化石发展的趋势。那段时间的事,后来我一直不愿多回想。在北京待了几个月,入冬后,阵阵干冷在深夜侵蚀入骨,和朋友挤在阴森森的地下室里,我觉得天只要再冷一点点,我的呼吸只要再弱一点点,便是一具尸体了。有时夜里冻得醒来,摸到身边朋友,满手冰凉,赶紧喊他起来烧热水暖身。我比尸体多一点的东西是呼吸,多很多的东西是伤感。那几个朋友早已习惯了这种天气和生活,并不觉得多难熬,笑话我娇气,给我起个外号叫“向阳性植物”,大概是说天一阴,我就蔫了。
有一天,在网上碰到陈可樱,她一句接一句地扔话过来。我看那时间,有一个多月前的,有二十多天前的,有十几天前的,有两三天前的,也有两三分钟前的。她的话如下:
“小哥,看到留言,赶紧回家,或者给我打电话。”
“为什么没有消息?你死到哪去了?为什么联系不上?”
“回家,急!”
“给我电话,老号码!13×××××××××!”
“陈蔚然,你可以去死了!”
“你个软蛋,你是不是男人?”
“13×××××××××!”
……
几十条消息,都是这种类型的话,焦急而愤怒,怨气弥漫。她在话中时而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时而又用哭丧的语气求我给她电话。
最后的消息是这样的:
“我知道你在,现在打电话,现在,不然……”
“我知道你在,现在打电话,现在,不然……”
“我知道你在,现在打电话,现在,不然……”
……
一条接一条,都是此时在线才发来的,她就在电脑的那头。我借朋友的手机拨了长途。陈可樱的声音也冷得像北京的天气,我握手机的手都抖了抖,感觉握的是一节结了冰霜的水管。
她说:“你该回家了,家里有事。”
“说!”
“你想听?”
“是你想说。我不想听,也要听。”
“嘻嘻。好,是我想说,你一点都不想听。你弟弟疯了,你弟弟陈蔚洲已经疯了,三个多月了。嘻嘻。”她说着说着,笑得我毛骨悚然,她说,“你爸托我告诉你的消息,我一直到现在才转达给你,回不回来,随你便,反正,就那样了。其实,你回来看,也帮不上什么,也好不起来。还不如在那边多赚点钱,给家里寄钱买药上医院就是,你自己看着办……”她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得我听不见,只好挂了。
赶回海南,是一个不断脱衣的过程。我之前认识一个人,他老家是东北的,高考报了海南大学,结果他在吃升学酒时获誉“第一色狼”“盖世淫魔”等等,理由是:海南四季炎热,女的穿得少,身材难免暴露,他报考来海南,肯定是为满足淫欲来的。而我从飞机下来后,把身上的厚衣服脱下,并没有化身淫魔的兴奋,只感觉很奇异,三个来小时内,从冰冷的冬天一下跨回夏秋之交,时光错乱,那种天寒地冻好像并没有存在过。北京地下室的阴森诡异,远在数千里外,也远在另一个世纪。
赶回家里,已经傍晚,天一暗,还是有一些凉风的,并没有预想的闷热。
3
弟弟陈蔚洲在厨房里,正吃着饭。他闷着头,我看不清他的脸。母亲说:“蔚洲,你哥回来了,快,叫你哥吃饭。”他头都没抬,衣服穿得很多,显然,这个以往一到冬天就跳进南渡江游泳,夏天就挂着条内裤睡楼顶的家伙已经抵不住凉气了,衣服是他的保护罩。他抬头,看着我,冷冷地,但还是笑了笑:“哥,你回来了。你是回来看我的吧?我告诉你哦,我走神了,人家都说我走神了,你说,我是不是呢?我也觉得我走神了,我还打坏了电视机,还往李老爹家扔了一块石头,砸了他们家的瓦!嘿嘿,隔壁阿姨的鸡,被我打死了几只,他们全家都说我走神了。嘻嘻!”父亲喝道:“叫你哥吃饭,谁说你走神了?叫你哥吃饭!你好好的人,别乱说。”陈蔚洲说:“哥,吃饭。”我没有把背包和行李箱放下,对比心中的沉重,背包太轻了。
陈蔚洲时不时自顾自地嘻嘻一笑,时不时地挥动筷子在空中乱捅,口中喃喃说着:“捅死你,捅死你个鬼,我哥都回来了,你还想来害我,告诉你,我哥比你厉害多了,你别想再掐我脖子。”我从父亲和母亲木然的脸上看出,他们对这一切已经渐渐习惯,甚至麻木,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嫌弃、难受或异样。
——对于疯子,我是熟悉的,哪个村子没有一两个呢?我们村早前有一个疯子,在和人家打架时伤到脑袋,前额露了一个洞,你甚至能看到洞里面有一动一动的神经和脑髓,让你担心一不留神,脑壳里的东西就要破洞而出。他身上的这个伤口,使得他成为全村小孩的噩梦。我自称胆子大,和他闲聊过,可他只蹲坐在家门口,傻傻地笑,并没有说一句话。远远走过的小孩,都指着他,笑骂:“走神的,走神的!”走神的,走神的,神都走了,当然就变得傻呵呵——村里的这个疯子,在一次南渡江大水时被裹挟而去。我弟弟陈蔚洲变成这样一个“走神的”,过于突然,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了这样,没有过渡,没有中间的缓和地带让家里人慢慢接受。
陈蔚洲夜里三点左右开始闹腾,他的哭声在房内回响,凄厉悲伤。吃完晚饭,看了一会电视,他便要求父亲拿药给他吃,然后睡去,睡到三点时,他用号哭来证明自己走神并非浪得虚名。自从患精神病后,曾夜闯坟地的陈蔚洲觉得夜色中鬼气森森,要父亲陪着才能睡去,父亲便睡在他身边。母亲在自己房内睡着,并没起来,她白天下田太累,也已经习惯了陈蔚洲的闹腾——当然,她有没有在蔚洲抓狂时,在枕头上洇出湿漉漉的好几团水迹,我不清楚。父亲在安慰他,说:“蔚洲,你好好睡咯!你哥都回来了,别哭,你哥回来了。不会有人有胆子掐你脖子的。”陈蔚洲哭:“快点把鬼赶出去,赶出去。我让你给我买护脖,你不买,给我买一个戴上,就不会掐我啦!啊!啊!好疼,我要断气了,鬼在掐我,在掐我。”爷爷也在拍着陈蔚洲的后背,帮他捋着擦着,淡淡地说:“不会有人敢来这掐你的。我们家,怎么会有鬼敢来?要知道,我们家出过将军的,鬼敢进门来吗?”
我走进蔚洲的房间:“蔚洲,好好睡吧,没事的,爷爷、爸,还有你哥,都在。”……
他没停止哭泣,闹了接近一个小时,实在累得动不了,才又睡去。而只有入睡的时候,他的脸才是平静的,才是那张我熟悉的脸,舒展、自然。我倒愿意他就这样长睡不醒。爷爷也站起来回自己房间,他的语气还是淡淡的:“每天这时候都这样。”我想和他多说几句,可听他的语气,对我义无反顾前去北京的事他好像没有任何态度。他老是这么一副冰冷的表情,我并不知这冰冷下掩藏着怎样的心事,但我知道,他原来并非如此的,他当了几十年老师,有和蔼过头的谦和,有笑脸迎人的平实,还有出手大方的热情。他是从哪一年开始戴上这么一副冰冷的面具的呢?是从叔叔陈可文被挑断脚筋开始的吗?还是从我初中那年反抗他的安排,擅自学画开始?反正,渐渐地,他把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陈蔚洲身上。陈蔚洲也确实比我要争气得多,开朗、随和、自信,是家中的希望。我和爷爷关系越闹越僵后,他更是所有人的焦点,在学校的成绩一直是年级前十。可现在,爷爷把蔚洲培养成大人物的希望犹如肥皂泡,闪着七彩亮光,却一触即破。
在家住了几天,我慢慢了解了蔚洲的情况。这些年,我都在外,读书、工作,除了春节等节假日偶尔回来,对这个家发生的种种事情并不了解。蔚洲在上高三后,就表现出了些许异常,沉闷、不爱说话、失眠严重、梦话很多……但因为家人都把这些当成高三学生的通病,是阶段性的,也不注意。没有料到事情急转直下、一日千里,等反应过来,已没法挽回。他在一个夜里开始号哭,第二天脸相已不正常,家人去开了些镇定药,没有效果,再后来,问了医生后,送到海南省一八七医院关了半个月。再回家,闹倒是不怎么闹了,但整个人愈加沉闷,萎靡不已,那是吃镇定药过多的后果——而他从一八七医院回来后,并没有好转,反而在药效消失后,出现了极大的反弹,如挣脱绳索的牛,闹腾得不休不止。
家里曾按照乡村间流传的“捋魂法”试过,希望能把陈蔚洲的魂给捋回来。家人端着簸箕,在里面撒些米,搁两件蔚洲的旧衣服,点三支香插在簸箕上,沿着祖屋,边摇着簸箕边念:“洲仔啊,鸡做侬不怕,狗做侬不吓,鬼做侬不吓,快回来,快快回来,和父、和母、和公、和兄咯!和父、和母、和公、和兄吃饭咯!”一直念到走完祖屋的四周。父亲摇着簸箕走在前,蔚洲嘻嘻笑着,跟在后面,老是蹦来蹦去,母亲要摁着他。爷爷当过教师,不信鬼神,觉得这法子太过荒谬,不愿参与,又没法拒绝我父亲的病急乱投医,远远望着我父亲、母亲和蔚洲,觉得滑稽又茫然。“捋魂”日出时一次,日落时一次,连捋三天,便可收到奇效。果然有“奇效”,父母亲第四天不再“捋魂”后,陈蔚洲自己端着簸箕笑嘻嘻地跑回祖屋,围着房子转,引来村人的指指点点和摇头叹息。爷爷愤怒地把他拉回来,母亲抢过簸箕,失声痛哭。
再后来,听了村中老人的劝告,去找了附近法力高强的神汉来看过封建,往家里各个角落撒了些米粒,贴了镇邪符,也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缘由——据经不离口的师傅公说,蔚洲走路不慎,惹了野鬼,那是一个上吊在村中大榕树的老野鬼,需得在大榕树下念斋驱邪才行。爷爷年轻时大多当老师在外乡,对村事不了解,向村中一些同龄人求证,那榕树果然有人吊死过,以前也有过鬼祸,即使不信,也只得死马当活马医,爷爷同意了让师傅公念斋。斋事搞了整整一天,师傅公收功而去时,拍拍我爷爷的肩膀:“放心吧!会好起来的。”这一拍让爷爷激动不已,可激动很快转化成激怒。二十多天后,我爷爷在一个茶馆揪出师傅公责问他为什么没有效果时,师傅公叹气摇头:“我本事有限,你另找别人吧!”说着要退钱,爷爷又哪里敢从师傅公手上把钱要回来。
蔚洲的病随着天气在变化,晴日还好,还能镇定地露出些许笑容,还能云淡风轻地闲谈好一会,看不出什么不正常;一到阴天,他就开始无端地号哭,破坏面前的一切。他开始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不见日光,身上永远都弥漫着风油精的刺鼻味,永远弥漫着风油精发酵后让人鼻抖的怪气。走近他的房间,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阴气,让人觉得他房内有某个角落能直抵地府。家人千方百计让他出来活动,他听则听了,却不迈步子。若是强行拉出,他便失控抓狂——家人只能松开手,眼看着他躲进阴森潮湿里,躲进一个我们无法涉足的世界。
我想,弟弟超越了叔叔陈可文,超越了我,甚至也超越了多少年前的曾祖父,他比我们离这个家都要遥远。我们至少还在尘世中呼吸、吃饭、拉屎、痛哭和欢笑,他却离得如此之远,直接跨进未知,活在另一个世界。
他果然是我们家最出色的那一个!
4
北京回来一个多星期后,爷爷问起我的打算。
我说:“没想好。”
他口气坚决:“那当老师吧!”又是那不容商量、不容质疑与反驳的命令口吻,眼睛还是不看人,高高斜着,又是那惹人发火的不屑。
我想了好一阵,服输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