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举的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工人共产主义者在内，都试图科学地把握在他们眼前发生的、他们作为行为的主体或多或少地在其中起过作用的社会运动。他们从哲学、历史、道德、经济学、生理学等等方面来为他们的目标，即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论证。他们驳斥了别人说他们的主张是空想的责难，提出了推动社会科学的要求，并且认为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发现。他们的要求是以下述认识为依据的，即自然和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因而社会的改造也应是科学的对象。尽管这个要求和它的实现暂时还不得不互相脱节，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从它发表的纲领来看已走在通向科学的道路上了。[40]它的界限是由社会发展，以及一般科学发展的情况来确定的，但是它的最先进的代表已准备越过这一界限。如果有人问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学的，那么这在概念的演变上还不能确定。在此，自我理解像外来名称一样都不能作为科学的标准，但是它们应该鼓励按照客观历史标准进行的研究。
1842年，年轻的马克思“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践上去实现它，甚至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那时马克思就已指出，这种共产主义思想“只有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41]。1843年，马克思还把人道主义看成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较高一级的统一，两年后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和恩格斯一起对这个观点进行了批判，但是在这里这一观点才露出端倪。[42]1843年，恩格斯对同时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基本上还是非批判的，并且在赫斯的影响下认为“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43]，恩格斯在1845年和马克思一起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时对这个看法进行了批判。随着马克思日益接近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和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他对同时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也有了转变。1844年夏末，马克思承认“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的作者魏特林是一位理论家，他的天才著作在理论方面有很多地方却胜过蒲鲁东[44]。除了恩格斯和赫斯的著作外，魏特林的著作也被列入了马克思在撰写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利用过的“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45]当中。此后不久马克思不仅称赞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一书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因为蒲鲁东尽管是“从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出发”仍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进行了“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而且马克思还称赞工人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和卡贝相比是“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像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46]
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捍卫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魏特林，驳斥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泽米希、马特伊、格律恩和库尔曼的傲慢指责和愚蠢。与此相关，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根据可以证明——首次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但并不是用来说明他们自己的理论，而是在谈到圣西门时间接引用格律恩说的话中提到了这个概念——“圣西门据格律恩先生说也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47]——他们指出，格律恩的这个说法甚至落后于施泰因的论点，它连提都没有提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是不科学的。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这一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们不是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解为无产阶级的现实运动，而是把它们归结为从哲学原则中派生出来的伦理理想。
1847年，恩格斯提出完全相同的论据来驳斥卡尔·海因岑。海因岑以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从此进一步作出结论的学说”。与此相反，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累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48]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含蓄地把共产主义视为科学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恩格斯在这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物质条件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理论的构成因素。因此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涉及的问题不是从错误到认识的思想史上的进步问题，而是以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验及其理论概括为依据去深入研究客观的阶级对抗及其历史规律性的问题，不仅仅是涉及与改变了的现实关系相符的理论反映的问题。[49]
在恩格斯发挥这种见解的同时（1847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和《前进报》的战友卡·路·贝尔奈斯在恩格斯的影响下，就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写道：“就我所知，这个科学的、严肃的共产主义没有半点病态的兴奋情绪。它主张不带成见地详细研究我们今天的生产关系和消费关系的基础，以及人们的全部日常生活变化的基础，这样就会遇到一些泉源，这些泉源将来有一天必定会使人们发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学家及警察教授们所发现的水域之外的其他水域。”[50]这段话是否表明贝尔奈斯真正认识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新东西，还不能断定，但是贝尔奈斯明确地使人注意到了格律思、蒲鲁东、卡贝、魏特林、拉梅耐以及赫斯的弱点。
此后不久，马克思为恩格斯提到的差别使用了两个新概念：“空想共产主义体系”和“批判的共产主义”。[51]“批判的”这个定语指的不是别的，而是“科学地评价”，因此，马克思所理解的“批判的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共产主义，它从科学的角度评价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立场和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马克思却给共产主义体系（其学说从理论原则这一核心出发）加上了“空想的”这个定语。他确立了历史变化、社会活动、“历史运动”与政治的和社会的理论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根据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著作家在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时期提出的原则和理论无非是实际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同时可以精确地看出，这种理论上的表现以其所处实际运动的阶段的不同而反映出空想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学理主义的程度也往往不同。”[52]可见马克思使用“空想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和“学理主义的”这些定语并不是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地位而贬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这些定语是从对一般社会的和政治的理论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中产生的，它们也是附加给资产阶级哲学和经济学的。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把这个方法运用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53]如果说马克思把处于不发达的社会运动阶段表现为空想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学理主义的科学这种形态的社会主义和处于已发展到足以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社会运动阶段表现为唯物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科学这种形态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话，那么他不是从作为科学的状态中看出这个特殊差异的。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理解马克思对蒲鲁东的理论所作的下述评价了：“我们所批判的蒲鲁东先生的观点，是他的‘空想的科学’，他企图用这种科学来缓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54]30年后，当马克思已制定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时，他仍然坚持这种区别和评价，如同坚持这种区别和评价的方法论基础一样，并指出，“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把新的呓语和幻想强加于人民，而不把自己的认识领域局限于研究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55]同时马克思还明确地提到了他反对蒲鲁东的那本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3节中按照阶级利益以及由此决定的对历史进步的态度这一标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进行了分类。他们明确地把反动的、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与“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56]区别开来。后者在阶级斗争还不发达的时期“主要”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体系”的批判的核心表明它接近唯物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相反，空想的外壳又表明它与后者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最初并不是从理论内部的发展，而是从社会矛盾的发展中产生的。批判的成分“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并且“因此提供了启发工人意识的极为宝贵的材料”。然而，“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积极的结论……还带有完全空想的性质”，[57]但是这也意味着，这些积极的结论随着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日益成熟而保持着现实的实践意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批判青年黑格尔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及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这个时期，他们想编纂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也表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的重视。1845年恩格斯向马克思说明了出版摩莱里、傅立叶、欧文、圣西门主义者等人的、“其积极内容到今天仍很有意义的”著作的计划，因为他认为，这能使他们“免得重述前人说过的话”。[58]马克思在当时也有类似的计划，他还打算把巴贝夫、邦纳罗蒂、德萨米、马布利等人的著作包括进去。[59]1850年马克思再次提到了这个打算。[60]由于革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的信念也深入到基层工人运动中了，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理解还没有被接受。例如，开姆尼茨工人联合会主席O.基塞尔豪森1849年写道：“如果用社会这个词来表示所有那些通过人们的社会共同生活，通过人们的相互交往形成的关系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关于这些关系的科学。”[61]然而，由于他认为蒲鲁东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最坚定的思想家”（尽管不赞成蒲鲁东的政治冷淡主义），他和马克思的分歧是明显的。在德里奇的《德意志民族联盟》中无产阶级力量的代言人F.巴尔策1850年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即“只有社会主义的科学……才能使人摆脱贫困”。[62]但这句话丝毫没有暗示他在这里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甚至在1951年还向自己的战友马克思求教“应如何更多地突出科学共产主义”[63]的罗·丹尼尔斯在他的生理学的人类学草稿中写道，人们不会无保留地承认马克思对这个困难问题的理解。《宣言》第3节的单独再版在这个时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阐明了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的功绩和界限。[64]
在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规律并揭露其作用方式之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视也丝毫没有改变。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态度，现在可以通过提示马克思的发现明确地表达出来。马克思在1859年写道，“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65]他还提请人们注意他有关“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论述。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在《资本论》第1卷中社会主义“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66]。在《资本论》出版以前以布雷、汤普逊等人为代表的英国工人共产主义者的文献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而言是“不可超越的东西”[67]。当蒲鲁东在他的《经济矛盾》一书中粗暴地漫骂抨击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时，马克思却把他们看做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先驱。[68]虽然对恩格斯来说德国科学社会主义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作出如下论断，这个“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的无数真理”。[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