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些活跃的理论思维
并不很早之前，托洛茨基同志在题为《重视理论》的文章中，写了下述的话：“共产国际现在实行的统一战线策略和争取实现过渡性要求的策略，是资产阶级国家共产党在现在的准备时期所必须的政策。但不能忽视的是，如果一方面准备时期被拖得太长，另一方面西欧各党的日常工作没有以充分涵盖基本历史力量进程的活跃的理论思维作为发展的源泉，那么这一政策自身毫无疑问蕴含着使共产党庸俗化、甚至完全蜕化的危险。”
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赞同这一声明的每一个字。的确，与统一战线策略连在一起的危险是很大的，并且我们的前进越顺利，这种危险就越大。
不要忘记危险
常常有人对我们说：干嘛关于战略手腕谈论这么多？为什么向对手泄露我们的秘密？为什么我们不回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别暴露我们的秘密？这样说的同志并不十分清楚情况。再次请不要忘记统一战线策略与之有关的这些危险。这一策略本身无疑是正确的。它决定着整个时代。但是我们各党庸俗化、甚至堕落的危险无疑仍然存在。这一点我们在1921年说过，现在也必须重复这一点。为什么我们那些担负与社会民主党作实际斗争的主要重担、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当前日常工作中交锋的同志倾向于稍微掩饰我们现在策略的战略性和手腕性并且认为最好对事情的这个方面保持沉默，这在心理上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我向你们公开一个小秘密。甚至德国共产党的一些我们的好友，也怀疑我是有罪的，我如此多地讲事情的战略方面就是因为我实质上是统一战线策略的隐蔽的反对者。这当然是可笑的。我完全支持这一策略。我提醒大家回想一下我在差不多两年前写的提纲。确实，我曾经有过一些动摇。在1921年一切还不清楚。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向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从第三次代表大会向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过渡时期是不轻松的。我们大家最初对我们马上就能战胜资产阶级和把社会民主党工人越过他们的领袖而争取到我们这边是充满希望。是的，过渡是艰难的。不得不和自身作斗争。但是已经从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问题得到了解决。所以现在在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合理性问题上不可能有任何动摇。
先锋队对后卫队的义务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们现在转向谢德曼或者列诺得尔之流，那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人哪怕有一丝信任，而完全是为了执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对它的后卫队所承担的义务：用活生生的例子向落后工人解释，谢德曼和列诺得尔之流是什么货色。这二者还拥有相当多的工人群众，时代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此。请再看一下汉堡。实际上，在你思考那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那不过是在自问：相当多的群众仍然在追随这些投机分子的肮脏匪帮，怎么会是这样？思考这一点是很沉重的，但这终究是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关于这些社会爱国主义的领袖的影响问题不是什么小事，而是主要问题。当我们说战略手腕的时候，是让同志们别在斤斤计较、唯利是图的意义上理解它。这不是马克思曾经表述的肮脏的“守财奴”意义上的手腕。这指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采取的广泛确定的政治手腕。所以在这点上没有任何不允许、任何人为和任何细枝末节的东西。势必和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遭遇的我们从事实践工作的同志，无论在哪里，都应该十分平静地看待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对于统一战线的建议回以从列宁同志或者我们的其他领袖讲话中的摘录，指出对于我们来说在统一战线策略上含有实际相机行事的成分。对这些摘录的回答是非常简单的。请告诉他们，告诉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归根到底事情取决于他们。只要他们真正同意统一战线的建议，我们的手腕就会因此而取消。让我们一起前进，让我们实行统一战线，那么就用不着谈手腕。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拒绝向我们自己的同志指出与现在的策略有关的危险。我重申，如果我们不透彻地解释我们的整个路线，我们就永远不能把法国的革命工团主义者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现在我们把他们争取过来了。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成就。法国工团主义者的优秀分子现在和我们并肩工作，贯彻统一战线策略。这样做的，是不久前还认为统一战线策略是毫无原则的议会制和外交的表现的那些同志。而现在他们确信，这不是小小不言的圆滑手腕，而是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略。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工人工团主义者的最重要分子就会对自己说：干嘛不呢？让我们和共产党员一起前进。在我们必须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战争中，战略是绝对必要的。
因此，大家看到，这个问题与群众和领袖的问题紧密联系。理解——这就意味着消除在顺利施行我们的策略方面的最后障碍。
红色工会国际的意义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就已经预见和预言，我们的红色工会国际将取得巨大成功。这一预言应验了。现在每一个人都看到，红色工会国际的确在从成功走向成功。同志们，请回忆一下，还在并不久之前，充其量大约一年以前，甚至在好的德国同志当中也表现出一股认为红色工会国际是早产的、成立自己的国际工会组织是个错误、红色工会国际好像应该被取消的潮流。不多的时间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看到红色工会国际日益成为共产主义的主要堡垒。不久前举行的国际运输工人会议，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们在阿姆斯特丹国际身上打开了缺口。在我们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新情况》一文中，我们详细地阐述了我们对事态的理解。红色工会国际最近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虽然表面上还属于旧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内心实际上和我们在一起。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还缺乏坚定性，缺乏大无畏精神，缺乏转折性的革命形势所特有的绝望常常必然引发的革命力量。他们仍然在观望和动摇。他们仍然相信，通过旧的陈腐的社会民主党的途径大概还能实现什么。但是他们内心上已经更多地和我们在一起，并且将日益越来越相信我们的正确。
量变到质变
我认为，我们大家很快就会活到根据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内部的事件可以形象说明量变到质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时刻。这一时刻日益临近。虽然没有人能够预见，为此还需要多少个月或者多少年。但是终究现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发生的骚动将导致完全崭新和极端重要的事件的时刻，并不太遥远。我们会活到忽然有一天社会民主党的一大整块从它身上脱落下来、完整的大的工会转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现在的事件是对此的准备。这些成功将比较轻松地适时来到我们身边，就像成熟的果实掉落地面一样。无疑，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正确的。我们以后也应实际运用它。在一些国家它已经带来了重要的结果。现在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越没有希望，它的队伍中的动摇越多，我们就能越坚定、越系统、越有力地实行我们的策略。我们已经活到了阿姆斯特丹分子的执行委员会详细讨论关于现在是否应该开除费门的问题。我们看到，各类阿姆斯特丹分子只好在什么也没说的决议基础上合并，不敢尖锐和明确地谴责和拒绝国际运输工人会议的柏林决定。这一切证明，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瓦解进入关键阶段。因此我们重申结论：我们将更坚决地、更彻底地实行统一战线策略。
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情况
现在请允许我转到一些我们最重要的支部的内部情况问题上。我首先指的，是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作为特别详细的和生气勃勃的意见交换对象的那些支部。
法国共产党
我应从法国开始。大家记得，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法国党的情况是多么令人沮丧。衰败的党，杂乱的代表团；亟待解决的共济会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就像现在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党内的宗教宣传问题一样尖锐，就此我还要讲到。情况非常令人失望。大家记得，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相当严厉的；这是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给我们兄弟般的法国党开出的非常严格的治疗处方。我曾经在法国委员会开玩笑地指出，我们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给我们的法国党所建议的每一个手术从外科角度来看都是绝对必须的。但是这些手术是如此之多，它们加在一起可能在不良条件下使病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幸运的是，病人实际上比我们所设想的健壮得多。党的核心是健康的。法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比所能认为的要健康得多——如果根据它当时的“领袖”弗罗萨尔先生的动摇和情绪来判断的话，所以法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健壮的机体总的说来很好地经受住了所有这些手术。这就证明，共产主义的“外科手术治疗”是最好的手段，当然是在适宜的情况下。
法国党很快，比我们的期望更快地，克服了危机。总而言之现在危机被根除了。“天才的”战略家弗罗萨尔在这方面大大帮了我们。我们中的一些人赞美他，好像他是一个非常精干的外交家。但这是并不匹配的赞美。这位先生在这方面大显身手得差不多像保尔·莱维那样“内行”，也就是说，他做了能做的一切来尽可能快地揭露自己和尽可能快地使法国党摆脱他的影响。
我们的法国党现在所不足的——我们应该清楚地指出这一点，这就是充分的政治积极性和战斗力。党患上了一场重病。它现在开始增加党员的数量，它在报刊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它对于政治运动的政治主动性、政治精力和政治敏锐性还不足。我们共产党人是非常性急的。我们没有时间等待，我们的法国同志应该在这方面快点走和弥补所疏漏的东西。
我想就法国党的一些幼稚病、就所谓的“工人帝国主义”再讲几句。我不知道，我们在法国的优秀朋友之一发现了“工人帝国主义”的存在对大家是不是新闻。当我们的朋友布哈林在他于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使用了一些“进攻性的”话语后，整个国际社会爱国主义的报刊都掀起了反对“红色帝国主义者”布哈林的大力的、猛烈的运动。这件事情上暴露出两种情况。我们的一些同志对该运动避而不答。但是在法国我们观察到另一种极端，也就是以特兰同志为代表的极端。作为对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蛊惑煽动的回答，特兰同志声明：为什么不呢，我们不仅拥护布哈林的进攻性策略，而且还拥护“工人帝国主义”。当然，这一“发现”近似于左倾病。特兰同志在与苏瓦林同志的辩论中说：
“苏瓦林的话丝毫没有证明，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还未实现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时不能为了表达无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的意志而讲工人帝国主义。”
如大家现在知道的那样，特兰同志的整个发现就在于，在我们没有战胜国际资产阶级的时候对它采用暴力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同志们，大家当然知道得不比我差，为了表示这一思想已经早就想出了另一个术语，即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特兰同志确实需要“工人帝国主义”呢？如果只是事关用词上的不当、术语的夸大，那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当中谁没有在这方面有过毛病呢？所以，遗憾的是，特兰同志坚持这一术语，并且还证明事关的是理论问题。特兰同志以十分认真的形式试图说服我们，盖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良传统正是要求“工人帝国主义”。
同志们，你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到，这一有关工人帝国主义的事件已经足够法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利用几个月了。特兰同志自己并不愿这样，特兰同志使得我们的政治对手反对我们的斗争容易了。我希望现在，在特兰同志被从狱中释放、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他能放弃对问题的这一不正确提法。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工人帝国主义。我们所为之奋斗的，就是为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犯不着采用这一是资产阶级的合法财产的令人痛恨的、散发着血腥气的字眼——“帝国主义”。
至于在法国切实实行统一战线策略，那么在这方面党内表现出一些很像我上面讲过的关于是策略手腕还是与社会民主党工人接近的真诚愿望的那场争论的细微差别。
无论多么奇怪，还是那个发现工人帝国主义的荣誉属于他的特兰同志，同时还犯了另一个错误。他认为，如果我们向法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统一战线的建议，那么我们就不能还对他们进行激烈的反驳。在法国同志中，问题被提出得有些狭隘：“统一战线策略同不礼貌的针对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辩论是否相容呢？”我不知道，在这一有些狭隘的争论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更重要的东西，还是这些分歧确实只是具有最末流的性质。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热烈欢迎我们的法国兄弟党的成功。法国共产党所必须克服的困难太大了。请不要忘记，在从前的公认的领袖当中有许多人突然投奔了敌人。请不要忘记，法国的总的形势并不特别对共产党人有利。弗罗萨尔及其一伙从一扇门离开了党，与此同时从另一扇门以莫纳特同志为首的革命工团主义者的优秀代表来到了党内。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事关个别的人，而是更加重要的东西。我们坚定希望，这一开始了的健康进程今后也将得到继续，在最短的时期内我们就在法国拥有一个大的、真正有战斗力的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