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十八日到达处州府遂昌县。只见满目云海树烟，四周峰峦叠嶂。一湾清溪，抱城歌唱；两岸芳草，醉人心扉。汤显祖称之为“仙县”。他满怀政治热情，希望通过治理这个小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遂昌地处浙西南山区，万山千壑，交通不便，地少田薄，赋寡民稀，虎入民舍，盗贼出没，“学舍、仓庾、城垣等作俱废”（《答王伯皋》）。面对“殆不成县”的艰苦环境，汤显祖心系爱国忧民的一腔热情，积极施行“仁政惠民”的治县方针。
到遂昌的第三日，汤显祖即拜谒孔庙，同时了解当地的教育设施。当看到全县唯一的县学讲堂破败，诸生无所诵读，又无射堂可供习射，他便决定在城南眠牛山前营建书院和射堂。此举五月动工，六月建成射堂，八月学舍落成，可容生员六十人，合称“相圃书院”，意寓哺育将相之才的场所。修建书院的经费，除原有的学租外，汤显祖献出自己的俸禄和例归知县所有的讼费和罚款。书院建成后，为育养学校以垂文化，汤显祖从城隍庙庙祝粮内拨田八十五箩，又于寿光宫中拨田一十五箩，共计一百箩作为相圃书院的学田，并报经处州学政审批，刻石备照以示后人。汤显祖亲自写了《给相圃租石移文》和《相圃书院置田记》。相圃书院建成后，汤显祖亲自给学生讲课，和诸生习射，他写了《遂昌县相圃射堂记》以记其事，并作诗《相圃新成十韵示诸生》。
万历二十二年（1594），汤显祖在孔庙北侧创建了“尊经阁”；次年，又为书院加建大堂，名曰“聚德堂”。从此，“士相师友而游。至夜分，莫不英英然，言言然，讲于《诗》、《书》、六艺之文。相与为文，机力日以奇畅，大变陈常”（《相圃书院置田记》）。作为知县，汤显祖也“手批骘其文，时时模经程艺，陈说古昔”。汤显祖与诸生设宴相庆，作诗以记，“射堂樽俎合，文圃竹书翻”（《平昌尊经阁成，率诸生恭读御箴，下宴相圃，欣言十八韵》）。当时在京任户科给事中的遂昌人项应祥为之作《尊经阁记》，称赞汤显祖的才学和德政。
汤显祖在遂昌重视发展生产，奖励农事。每年春月，他都率众备了花酒，带了春鞭，下乡劝农。“今日班春也不迟，瑞牛山色雨晴时。迎门竞带春鞭去，更与春花插两枝。”“家家官里给春鞭，要尔鞭牛学种田。盛与花枝各留赏，迎头喜胜在新年。”（《班春二首》）在遂昌几年中，汤显祖写了《迎春口占二首》、《丙申平昌戏赠勾芒神》、《丁酉平昌迎春口占》等迎春劝农诗。
汤显祖有诗《初至平昌与苏生说耕读事》：“杏花轻浅讼庭闲，零雨疎风一往还。新岁班春向谁手？许卿耕破瑞牛山。青云坊下老明经，河畔桥边处士星。不为蛾眉风骨远，书声那得醉余听。”瑞牛山即眠牛山，在遂昌县城东，隔溪即是。青云坊在遂昌城南，坊已倾圮，今建有青云亭。汤显祖经常与诸生讲德问字，向百姓了解民情。为促进耕读，他在县城报愿寺旁重修钟楼，并曾亲自登楼敲钟，传为佳话。汤显祖在《答余内斋》的信中说：“平昌拥万家为长，含峰漱谷，大类五松。风谣近胜，琴歌余暇，戏叟游童，时来笑语。当其得意，不知陈真长未得为三公也。”他在遂昌任上不但常和县里诸生讲德问字，而且戏叟游童也常来和他谈笑。此时的汤知县和百姓非常亲近，他确能做到“因百姓所欲去留”，并能让百姓们听从他所说的话。
汤显祖刚到遂昌时，地方并不安定。遂昌地处山区，地少林多，宋代开始就有金银矿开采，外地来此伐木采矿的人较多，其中一些不法之徒与当地无赖勾结，扰乱治安，残害百姓。汤显祖从严整治，勒杀盗酋长十数人，县稍以震，因循四五年，社会治安稳定。
汤显祖的“贵生”思想和人道主义在他的为官生涯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在遂昌任知县时，由于山高林密，虎害猖獗，不仅糟蹋庄稼，咬死家禽家畜，而且经常伤害人的生命。汤显祖到遂昌的第一年初冬，就发生老虎啮伤村童的事故。为消除虎患，汤显祖组织丁壮打虎。当地民间传说老虎是受山神庇护的，青壮年都不敢应募。汤显祖即以神道设醮，祷告城隍之神：“吾与神共典斯土，人之食人者吾能定之，而不能于止虎。民曰有神。夫虎亦天生，贵不如人。神无纵虎，吾将杀之。”（《遂昌县灭虎祠记》）表示为民灭虎的决心，鼓舞了乡民的士气。他还亲自率领乡勇到三仁乡叶坞村灭虎。先后杀虎十七只，消除了虎患。汤显祖为此在县城东建了灭虎祠，并写了《遂昌县灭虎祠记》。
征收赋税是地方官员的主要政务，但汤显祖一开始就遇到乡绅富户的阻碍。一些大户人家依仗权势，隐田瞒赋，利用多种手段逃避赋税。汤显祖采取措施进行整治，对逃避和抗交赋税者，便“稍有以捕治之”，“间以示众”。京官项应祥的亲戚亦有隐田瞒赋行为，汤显祖给项写了一封信《复项谏议征赋书》，请他给予协助，遂使项家及其亲戚也完纳了赋税。
汤显祖在遂昌“仁政惠民”，“因百姓所欲去留，时为陈说天性大义”（《答吴四明》）。“弟邑治在万山中，士民雅厚。既不习为吏，一意劝安之，讼为希止”（《寄荆州姜盂颖》）。在遂昌五年中，未尝拘一妇人，县无斗伤笞系而死者。汤显祖还实行“轻刑宽狱”的政策。在断案听狱时，一般不用役，即使偶尔用刑，也从不用重刑，而且在事后派医官前往诊治。
尤为突出的是，汤显祖还做了“除夕遣囚”和“纵囚观灯”两件惊动政坛的事。除夕夜，汤显祖让狱中囚犯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春节后再回狱服刑；元宵节，汤显祖组织囚犯到城北河桥上观花灯，体会“饶县笙歌”的欢庆气象，实验那“贯索从教”的风化措施。为此，汤显祖特作诗二首以纪此事：“除夜星灰气烛天，酴酥销恨狱神前。须归拜朔迟三日，溘见阳春又一年。”（《除夕遣囚》）“绕县笙歌一省囹，寂无灯火照圆扃，中宵撤断星桥锁，贯索从教漏几星。”（《平昌河桥纵囚观灯》）在汤显祖人道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囚犯除夕回家过年和元宵桥上观灯，没有一个人趁机逃脱。汤显祖创造了人间奇迹！
汤显祖通过德刑兼施、宽严相济的治理，使遂昌呈现了“琴歌积雪讼庭闲”，“市上无喧少斗鸡”的升平景象。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第八出《劝农》，描写南安太守杜宝下乡劝农的欢乐场景，正是他在遂昌劝农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曾自喻遂昌是“仙县”，自己是“仙令”。此出描写南安太守杜宝来到清乐乡劝农，乡中父老有感杜宝任太守三年来，为官清廉，兴利除弊，凡各村乡约保甲，无不齐备，义仓社学，纷纷举办，真可以说是造福于民，如今太守亲自下乡劝农，因此都在接官亭迎候。杜宝赞叹：“美哉此乡，真个清而可乐也。”于是官民齐声唱道：
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
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
前者是汤显祖衷心向往的生活环境，后者是汤显祖努力实现的政治理想。这正是自己任遂昌县令时某些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他“满怀激情地将这个理想写进了剧本，为后人留下了他的乌托邦理想的一幅形象的图画”[1]。
政务闲暇之际，汤显祖和地方文士游览山水之胜，吟唱寄情。他邀请好友达观禅师和屠隆来遂昌，游览了唐山寺、含晖洞、青城山等名胜，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汤显祖在遂昌的五年，是他诗文创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丰收时期。据统计，汤显祖在遂昌共写了两百多首诗歌和许多尺牍、序、赋、题记、碑记。汤显祖还远到丽水、温州、雁荡山一带畅游，留下了《绿漪园听箫有作同耀先》、《平昌青城山》、《雁山迷路》、《石门泉》、《赤壁望浦城》、《东梅岭》、《唐山寺》、《广仁院》、《洞峰》、《和宋周太常平昌草堂四咏》、《和叶可权草堂四咏》、《松遂界石镜》、《遂昌松阳界万岁山口号，山旧名晚翠，赵康王避金骑所栖》等不少名篇佳作。如《石门泉》：
春虚寒雨石门泉，远似虹霓近若烟。
独洗苍苔注云壑，悬飞白鹤绕青田。
石门泉，即石门瀑布，在青田县，滨瓯江南岸，为温州附近之名胜。诗中之“霓”指虹边缘上颜色较淡的副虹，“云壑”指深山大谷。“白鹤”含义双关，既指白鹤也指飞泉。青田县以产鹤闻名。“青田”，兼指青田县和农村稻田。汤诗既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也有清丽委婉的一面，这首写景小诗形象生动，宛如图画，颇有情致，即表现了后一种诗歌特色。诗中“悬飞白鹤绕青田”，联想奇妙，语意双关，使画面更富有诗意。此诗就是放入唐人七绝名篇中也毫不逊色。
在治理遂昌四年之后，汤显祖曾有《即事寄孙世行吕玉绳二首》：
平昌四见碧桐花，一睡三餐两放衙。
也有云山开百里，都无城郭凑千家。
长桥夜月歌携酒，僻坞春风唱采茶。
即事便成彭泽里，何须归去说桑麻。
偶来东浙系铜章，只似南都旧礼郎。
花月总随琴在席，草书都与印盛箱。
村歌晓日茶初出，社鼓春风麦始尝。
大是山中好长日，萧萧衙院隐焚香。
从诗中“碧桃花”、“茶初出”、“麦始尝”等描写看，诗当成于阳春三月至五月间，显然此时的汤显祖情致非常散逸，大有上述《牡丹亭》中南安太守杜宝“劝农”之风调。
这一时期，也是汤显祖戏曲写作与构思的重要时期。他在此时不仅修改润饰早已完成的《紫钗记》[2]，并开始着手于《牡丹亭》、《南柯记》的构思。梅鼎祚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与汤义仍》信即提到：“近传新著业已杀青，许八丈可为置书邮，何不以一部乞我。”此新著当指《牡丹亭》。清人查继佐《罪惟录》卷十八《汤显祖传》云：“相传谱‘四剧’时，坐舆中谒客。得一奇句，辄下舆索市廛秃笔，书片楮，粘舆顶盖；数步一书，不自知其劳也。”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查氏所记，也应是汤任遂昌知县时的事。
前辈学者侯外庐、徐朔方二位先生早就注意到汤显祖弃官回临川两年以后完成的《南柯记》卷中的第二十四出《风谣》的主旨意向及其与遂昌善政之间的关系。[3]且看相关剧情：淳于棼被罢免了裨将职务以后，“成落魄之像”，整日借酒浇愁。一日在槐阴庭下酩酊大醉，梦见槐安国使者来迎，得与国王会见，又有幸与公主婚配，后出任南柯郡太守。二十年政绩卓著，深得百姓爱戴和称颂。檀萝国入侵，公主受惊病亡。淳于棼回朝后拜为左丞相，权门贵戚，竞迎争拜。右丞相段功妒火中烧，蓄意进谗，诬告淳于棼“贵盛无比”、“弄权结党”，结果淳于棼被国王遣回乡里。一场惊梦醒来，他发现槐安国原来是庭中大槐树洞里的蚁穴、蚁群。后经契玄禅师点化，淳于棼发愿灭情，终于大悟成佛。
《风谣》一出，汤显祖精心塑造了淳于棼在南柯贤能善政，深得百姓拥戴的动人形象。剧中谱写淳于棼施政有方、百姓交口称赞的曲曲颂歌：“征徭薄，米谷多，官民易亲风景和”（父老唱）；“行乡约，制雅歌，家尊五伦人四科”（秀才唱）；“多风化，无暴苛，俺婚姻以时歌《伐柯》”（妇女唱）；“平税课，不起科，商人离家来安乐窝”（商人唱）。无疑勾画出一派“雨调风顺，民安国泰”的生动景象。
汤显祖切盼能出现淳于棼那样的清官，有那种深受百姓欢迎的善政。这清官就是他自己的写照，这善政就是他在遂昌的五年官宦生涯。汤显祖所处的明代社会，官场腐败，民生疾苦，这一点，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南柯记》里所描绘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王国，目的全在对比和映衬，在与丑恶现实社会的鲜明对比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南柯记》无疑是汤显祖在遂昌善政后所经历的切肤之痛与深邃思考的深化与升华，表现了剧作家面对当时丑恶的社会现实，向往“南柯”净土的美好理想，是他的创作由爱情剧（《紫钗记》、《牡丹亭》）走向政治剧（《南柯记》、《邯郸记》）的开始。
在汤显祖心目中，遂昌（平昌）似乎已是“世外桃源”，作为县令的他，似乎也不必再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了。确实，汤显祖的政绩确凿可鉴，正如邹迪光在《临川汤先生传》中所述，“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但是，在封建时代的官场，像汤显祖这样具有正义感的士大夫是无法遂心的。尽管汤显祖在遂昌政绩卓著，声冠两浙，却久久不见升迁。这期间，他的家庭又连遭不幸。到遂昌的次年，七岁的女儿詹秀得天花夭折，最后一年，刚两岁的五子吕儿又死于天花。加上好友帅机的去世，更增添了他寄旅宦途的苦恼。他对宦情越来越淡薄，不断地滋生着“不如归去”的念头。
当然，汤显祖决意弃官，却主要还是不愿按上司眼色行事和阻遏朝廷矿使的到来。
明神宗朱翊钧既是个酒色财气四病俱全，非药石所可治的昏君，又是个残酷的剥削者和暴君。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他为了扩充内府的库藏，派出大批宦官充任矿盐税使，开矿采金，四处搜求财富，千方百计，有孔皆入，无孔亦凿空而入，山河经此搜括，财富殆尽。此事朝野轰动，引起人民公愤。此年十二月，宦官曹金被派到浙江开矿。因遂昌城郊六十里的竹帘乡有个金矿，第二年曹金就要来遂昌骚扰，汤显祖对这批凶神恶煞的宦官是十分痛恨的，称他们是“搜山使者”，忧愤而作《感事》一诗，进行辛辣的讥讽：
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
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与筑台高。
显然，这是一首针砭时弊的政治诗。明神宗派出的矿盐税使都是宦官（中涓为秦汉时皇帝亲近的侍从官，后专指宦官），他们所到之处，滥征矿税，敲诈勒索，给百姓带来了莫大的灾难。诗人尖锐地讽刺了“圣主”朱翊钧贪婪求金、“凿空山河”的丑恶行径。诗中把昏君为己“求金”的苦心和古代明君筑台求贤的往事对比着联系起来。三、四句说，幸亏近来贤良之才很少，要不然，当今君主求贤的黄金会和筑台堆得一般高。全诗愤怒谴责了矿税带来的灾难，巧妙冷峭的讽刺和辛辣深沉的指斥熔为一炉，其痛斥弊政的胆识，难能可贵。
这无疑是汤显祖思想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眼见大明王朝已不可收拾，小小的遂昌一隅又何以图治呢？那世外桃源式的农业社会的蓝图，终于被严酷的现实撕碎。本来，在遂昌期间，他关心人民疾苦，驱除虎患，抑制豪强，这些局部政治改革的成功，使他相信用“瞑眩之药”是能够医治明王朝的痼疾的。然而事与愿违，他在遂昌五年，虽然政绩斐然，百姓拥戴，得到的却是上级官吏的倾陷和地方势力的反对。黑暗的现实既堵塞了他施展个人抱负的道路，也浇灭了他依赖明君、贤相匡正天下的政治热情。万历二十五年（1597）冬，他毅然上京向吏部告归，返回临川老家。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云：“而公以倜傥夷易，不能帣鞲鞠，睨长吏色，而得其便。又以矿税事多所盭。计偕之日，便向吏部堂告归。虽主爵留之，典选留之，御史大夫留之，而公浩然长往。神武之冠，竟不可挽矣。”
万历二十六年（1598）春，汤显祖赴京上计后的归途中，有《寒食过薛》一诗：
东来尘气雨初分，店树新烟河岳云。
过尽三厨无一客，今朝寒食孟尝君。
此时，汤显祖已决定弃官还乡。因寒食日（清明前一日或二日）和途经薛地（山东滕县南）引起的对冯谖和孟尝君两位历史人物的思慕，与汤氏去志渐坚的心情，构成了某种共鸣，以致使诗人笔下的潇潇春雨，更增添了几分寒意。
晋京上计南下到达扬州钞关时，闻讯汤显祖辞职的遂昌吏民赶来苦苦挽留，汤显祖为此挥泪写下《戊戌上巳扬州钞关别平昌吏民》一诗：
富贵年华逝不还，吏民何用泣江关？
清朝拂绶看行李，稚子牵舟水云间。
一种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为了感谢前来扬州挽留的吏民，他回遂昌北门外济川桥畔的妙智禅堂小住数日，未进县衙，便返回临川。时万历二十六年（1598）三月，汤显祖此年四十九岁。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来遂昌，汤显祖在遂昌前后正好五年。
汤显祖任遂昌县令历五个年头，由于他以惠政治遂昌，深得人民爱戴。汤显祖离开遂昌后，遂昌人民为他建立了生祠——遗爱祠。遂昌、临川两地虽相距千里，但遂昌吏民经常到临川探望汤显祖，汤显祖也时常书信问候遂昌士民。直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临近汤显祖六十寿诞时，遂昌百姓还推举画师徐侣云赴临川为汤显祖画像，携归悬于生祠内以作纪念。处州知府郑辂思《相圃生祠画像记》赞赏汤显祖“行可质天地鬼神，文能安人民社稷”。汤显祖极为感动地说：“平昌祀我，我以何祀平昌也？”
自东汉建安二十三年（218）建县以来的一千七百年间，遂昌有姓名可考的县官共五百余人，但都不如汤显祖影响深远。他的事迹，在遂昌世世代代百姓中口耳相传。清代遂昌学者吴世涵《遗爱祠谒玉茗汤公》诗云：
临川一老仰清标，花下芳祠拜寂寥。
贾傅立朝惟痛哭，庄生作吏亦逍遥。
孤臣志来抛荒棘，仙令文章泣鬼魈。
留得山城遗爱在，迎春岁岁入歌谣。
纵观汤显祖的十五年政治生涯，始于万历十一年（1583）三十四岁，经过科举道路上的十二年蹭蹬，第五次参加春试，才以第三甲第二百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南京、北京十年的宦海沉浮，却因一纸《论辅臣科臣疏》，鬼使神差地改变了汤显祖的人生轨迹；徐闻、遂昌的蹉跎岁月，“在让他做了一个失败的政治家的同时，却造就了一名成功的文学大家”[4]，汤显祖在遂昌的五年，是他生命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时期。就在他弃官回临川的万历二十六年（1598），他完成了中国戏剧史上的不朽杰作《牡丹亭》。二三年后，又相继在临川写就了《南柯记》、《邯郸记》。“临川四梦”的创作与遂昌产生了不解之缘。探索汤显祖遂昌善政与其戏剧、诗文创作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汤显祖研究的重要课题。
（原载中国戏曲学会汤显祖研究分会、浙江遂昌汤显祖纪念馆编《2006中国遂昌汤显祖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1月）
注释：
[1]赵山林：《〈牡丹亭〉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2]据徐朔方：《汤显祖年谱》，汤显祖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春作《紫钗记》题词，臧懋循改本作者《题词》。自署“乙未春清远道人题”。乙未，即万历二十三年。
[3]侯外庐：《论汤显祖〈紫钗记〉和〈南柯记〉的思想性》，《新建设》，1961（7）；徐朔方：《关于〈南柯记〉第二十四出〈风谣〉及其他》，《光明日报》1962年2月18日。
[4]邹自振：《汤显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