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以来，江西就有“戏剧之乡”的誉称，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剧作家来讲，南宋的波阳姜夔，元代的高安周德清，明代的南昌朱权、魏良辅，临川汤显祖和南城郑之文，清代的铅山蒋士铨，都是闻名全国的戏剧家，他们的著述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戏曲和戏曲理论的经典之作。可惜除了对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汤显祖进行过比较系统的研究，写过《临川梦》等“藏园九种曲”的蒋士铨近几年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外[1]，我们对上述一些作家的研究还刚刚开始[2]，有的至今还没有进行专题研究[3]。至于郑之文，似乎还鲜为人知，甚至可以说是被现代人遗忘了的古代戏剧家。
郑之文，《辞源》、《辞海》均无辞条。今人谭正璧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光明书局1934年版）及《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有简短的介绍。
一
郑之文，汤显祖的同乡和文友[4]，也是一位进士出身的戏曲家。汤显祖十分赞赏郑之文的《旗亭记》和《芍药记》两本传奇，其《旗亭记题词》（见《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三）这样说：
予读小史氏宋靖康间董元卿事，伉俪之义甚奇。元卿能不忘其君，隐于仳离。某氏能归其夫，且自归也。最所奇者，以豪鸷之兄，而一女子能再用之以济。却金示衣，转变轻微。立侠节于闺阁嫌疑之间，完大义于山河乱绝之际。其事可歌可舞，常以语好事者。而友人郑君豹先遂以浃日成之。其词南北交参，才情并越。千秋之下，某氏一戎马间妇人，时勃勃有生气。亦词人之笔机也。嗟乎，董生得反南冠矣。独恨在宋无所短长于时，有以自见，使某氏之侠烈，不获登于正史，而旁落于传奇。虽然，世之男子不能如奇妇人者，亦何止一董元卿也。[5]
郑之文同时代的戏曲理论家吕天成在其《曲品》中将郑的这两本传奇列为“中上品”，且都提到汤显祖：
董元卿偶侠事佳，曲多豪爽。汤海若为之序。（《旗亭》）[6]
卢储文为赏闺阁，可羡可敬。郑公恨不遇耳。词多俊语，海若甚赏之。（《芍药》）[7]
汤显祖评郑氏戏曲“其词南北交参，才情并越”，而吕天成又赞其“曲多豪爽”、“词多俊语”，郑之文词曲，真“可称文人之雄”（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郑之文（约1574—1647）[8]，字应尼，一字豹先，号愚公，又号豹卿，明南城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历郎中，后出为真定（今河北正定）知府。著有《远山堂集》、《锦砚斋集》、《工部诗》、《愚庄集稿》等。所作剧本，仅《旗亭记》传世（北京图书馆有明、清刊本），存目者除《芍药记》（收入《曲录》一书）之外，尚有与吴兆合写的《白练裙》。吕天成曾在《曲品》中对郑之文作了这样的评价：
郑进士月露才华，风流雅格。少陵蜚英于粉署，摩诘标题于京曹。以其一片烈肠，雅负千秋侠骨。[9]
郑之文之才华、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从明代典籍史料看，郑之文为人一向高简清峻，风流轶群，喜欢广交社会名流。他与同科进士钟惺、王思任、曹能始等都为挚友。郑之文的一生曲折坎坷，概括起来可以分为攻读应试、入仕免官和居家著述三个阶段。特别是他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第一次应试落第后，清楚地看到当时官场的弊政劣迹，因而对晚明的社会黑暗深感不满，极力反对腐败的政治，而且还进行了一系列斗争。他“闭户居家三十年，足不履公门，潜心著述”（《南城县志》），以戏剧、文学的内涵来揭露当时社会的腐败和罪恶，这一行动深受社会人士的敬重。郑之文不仅是一位有卓越成就的剧作家，而且还是“白门新社”中有影响的诗人。他常常于薄游戏曲场中，熟悉艺伶歌妓的生涯，同情他们的遭遇，因而丰富和充实了作品的现实性、人民性和斗争性，这些都在他的戏剧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明末戏曲批评家祁彪佳列郑之文《旗亭》、《芍药》二记入“能品”，其《远山堂曲品》分别评曰：
董元卿遭胡金之乱，得遇隐娘，既能全元卿于宋，复能全己于元卿，隐娘之侠，高出阿兄上矣。区区衲中之金，何足窥此女一班哉！曲亦爽亮，但铺叙关目，犹欠婉转；后得清远一序，殊为增色。（《旗亭》）[10]
卢储之妇，能赏其文于未第之先，闺阁中如此具眼，不愧“女状头”之号矣。登第、成婚、俱是顺境，无他曲酸苦之态；词之秀逸，亦雅足配之。郑君词曲，可称文人之雄；所少者，曲折映带之妙耳。（《芍药》）[11]
联系《旗亭记》的艺术实际，以及汤显祖、吕天成和祁彪佳等人对《旗亭记》、《芍药记》的评论，郑之文戏曲创作的特色，不难窥测其大概了。
传奇《旗亭记》，素称郑之文的代表作，写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此剧取材于宋洪迈《夷坚乙志》卷一《侠夫人》，亦见冯梦龙《情史》卷四《董国度妾》。剧本描写北宋末年金兵占领莱州（今山东掖县），宋官董国度不愿仕金，隐居民间，和山东侠士之妹隐娘成婚，后隐娘欲与董南归，用计先使其兄送董回宋，自己也随后南去与董团聚。全剧歌颂了董国度的爱国之心和隐娘的聪明才智，以及妻兄的豪侠情怀；同时，对奸佞秦桧出卖山河的无耻行径给予有力的揭露和无情的鞭笞。剧本内容虽然是描写北宋末的故事，作者却以深刻的政治寓意融于情理之中，充分体现了郑之文“托曲寄意”之感。这部长达四十余出的传奇，他竟“浃日”写成。无怪乎同乡友人汤显祖读后深为感动、钦佩，欣然挥毫为之作序。《旗亭记》曲词通俗本色，便于当场，演出后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董元卿旗亭记》，今存万历金陵继志斋刻本，已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第二集中。该剧本汤氏《题词》署万历癸卯小春。癸卯为万历三十一年（1603），时汤显祖五十四岁，家居临川玉茗堂。
二
但郑之文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剧作，并非《旗亭记》和《芍药记》，而是《白练裙》。有人称《白练裙》为杂剧[12]，其实与《旗亭》、《芍药》二记一样，《白练裙》也是部传奇，吕天成《曲品》和祁彪佳《远山堂曲品》都收入此剧，就是有力的证据。
一般认为，《白练裙》是郑之文第一次应试未第的第二年（万历三十六年，即1608年）涉游金陵时与吴非熊合著的作品（仅存半部，今无存）。明清的剧评家大都指出此剧是讽刺当朝名士王稚登（百谷）和妓女马守真（湘兰）的风流轶事。无疑，剧作者以此剧尖锐地抨击了当时社会上的邪风恶习，对歌妓马湘兰表示了真切的同情，体现了《白练裙》一定程度上的人民性。
由于《白练裙》的创作，涉及到吴中名士王稚登、秦淮名妓马湘兰，以及戏曲家屠隆，因而还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从中可以了解郑之文中进士之前的风流生涯，以及这部传奇的旨意和风格。
吕天成《曲品》评《白练裙》曰：
郑为孝廉时，风流潇洒，于秦淮曲中说刺老妓，戏成《白练裙》。俄为大中丞所诃，遂不行。曲未入格，然诙谐甚足味也。[13]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列《白练裙》入最高的“逸品”，评曰：
豹先为孝廉时，游秦淮曲中，遂构此记。备写当时诸名妓，而已仍作生，且以刺马姬湘兰，并讽及王山人百谷。俄为大司成所诃，仅半本而止。[14]
明末清初的著名史学家谈迁，对郑之文创作《白练裙》的介绍较为详细，其《北游录·纪闻上》“郑之文”条云：
南城郑之文应尼，公车下第。薄游金陵。此北里马湘兰负盛名，与王百谷诸公为文字饮，易视应尼。应尼与吴非熊作《白练裙》杂剧，极为讥调，聚子弟演唱，召湘兰观之，湘兰为之微笑。司业定襄傅振商训士清严。一日召应尼跽东厢下。出一编掷地，数之曰：“举子故当为轻蛱蝶耶？”扑以夏楚，久之，乃遣去。应尼举进士，傅晋北祭酒，介钱谦益为谢过，傅一笑而已。应尼官南部郎，终真定知府。[15]
以上三则记载，一致肯定：郑之文曾作《白练裙》讽刺马湘兰和王百谷，时间在其中进士前游金陵之日；由于创作了这部传奇，郑之文还遭到傅振商的诃责和鞭笞。可是，《白练裙》系郑之文一人所作，抑与吴非熊合作而成？三则记载说法不一：吕天成未涉及这个问题；祁彪佳说由于“大司成所诃，仅半本而止”；谈迁则肯定此剧乃郑、吴二人合作的产物。而清初徐钅九之说，与谈迁相同。晚清姚燮的《今乐考证·明院本》引徐釚之话云：
吴兆字非熊，休宁人。少警敏，工传奇、词曲。万历中游金陵，留连北里，与新城（按：即南城）郑应尼作《白练裙》杂剧，讥嘲马湘兰，青楼人皆指目，有樊川薄悻之名。[16]
关于郑之文创作《白练裙》的缘起和时间，最权威的记载应是明人沈德符的《顾曲杂言》，其《白练裙》条曰：
顷岁丁酉，冯开之年伯为南祭酒，东南名士云集金陵。时屠长卿年伯久废，新奉恩诏复冠带，亦寓此。公慕狭邪寇四儿名文华者，先以缠头往。至日，具袍服、头踏，呵殿而至，踞厅事，南面，呼妪出拜，令寇姬傍侍行酒，更作才语相向。次日，六院喧传，以为谈柄。有江右孝廉郑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传奇，名曰《白练裙》，摹写屠憨状曲尽。时吴下王百谷亦在留都，其少时曾眷名妓马湘兰名守贞者，马年已将耳顺，王则望七矣，两人尚讲衾裯之好，郑亦串入其中，备列丑态。一时为之纸贵。次年，李九我署南礼部，追书肆刻本，毁其板，然已传播远近无算矣。余后于都下遇郑君，誉其填词之妙，郑面发赤，嘱余勿再告人。[17]
丁酉，为万历二十五年（1597）。是年，由于屠隆的风流韵事[18]，引起了郑之文的创作冲动，因此，他不仅把屠隆写入了《白练裙》，还顺便串入王百谷与马湘兰狎之“丑态”。比之上述三家，如此记载显然更为详尽合理。沈德符只字未题郑之文与吴非熊合作之事。吕天成是郑之文同时代人，沈德符又与郑之文相识，他俩的记载比祁彪佳和谈迁更接近事实。沈德符亦未涉及郑之文因作《白练裙》而受责之事，但从李九我追查刻本，毁灭其版，而郑之文后来不愿别人再提起他曾作《白练裙》一事，蛛丝马迹，亦可窥见当日确实引起风波的信息。
王百谷和马湘兰，一个是文苑名流，一个是秦淮名妓，两人都曾创作过戏曲作品，又都被郑之文写入他的传奇中，亦值得在此一提：
王稚登（1535—1612），字伯谷，一字百谷，长洲（今苏州市）人。幼年即有文名。十岁能诗，后以布衣在吴门享名三十年。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北游太学。万历间诏修国史，大学士张志皋荐举王氏等四人，有诏征用，未上而史局罢。王氏工诗文，亦擅词曲。有《南有堂集》、《吴郡丹青志》、《吴社编》等著作，又曾与张琦合选散曲集《吴骚集》。所作传奇，今存《全德记》（敷衍五代窦禹钧事），存目待考之作则有《彩袍记》。另有《洛阳桥记》，有人认为也是王稚登作。
马守贞（1548—1604），一作真，号湘兰，小字玄儿，又字月娇、月娘。同母姊妹四人，其年最小，呼四娘。精于歌舞，工诗能曲；因善画兰，故以湘兰行。其之兰竹，笔墨潇洒恬雅，饶有风致。湘兰虽沦落风尘，却有侠女之风，常挥金以赠少年，与吴下骚人墨客多有交往。她有诗集《湘兰子集》二卷，王稚登为之序。所作传奇，《远山堂曲品》称之为《三生》，沈自晋《南词新谱》“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名曰《三生传》，《群英类选》凡例收有此剧残曲，题作《三生传玉簪记》，惜已失传。
关于马守贞，以及她与王稚登的一段风流韵事，晚明冯梦龙所辑《情史》卷七《老妓》及所附王稚登的一段自述，颇有参考价值，可以参阅。
至于郑之文敷写马守真与王稚登风流韵事的《白练裙》问世后，一时蜚声文坛，影响深远。相传该剧在金陵连续上演百余场，天天座无虚席，久演不衰。直到崇祯时，大诗人钱谦益还有诗云“子弟犹歌《白练裙》，行人尚酹湘兰墓”，可见《白练裙》的社会影响之深。
（本文与王永健师合作，刊《汤显祖——莎士比亚文化高峰论坛暨汤显祖和晚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
注释：
[1]1985年10月在上饶召开了纪念蒋士铨逝世200周年学术研讨会，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蒋士铨研究资料集》（1985）、《蒋士铨研究论文集》（1989）等论著。另有熊澄宇《蒋士铨剧作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徐国华《蒋士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等。
[2]关于周德清与魏良辅，《江西文艺史料》、《争鸣》等刊物已有单篇论述文章。
[3]对于姜夔的研究仅限于他的诗词，对于他与戏曲的关系还未见有专文探讨；至于朱权，有姚品文的《朱权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年版）、《宁王朱权》（艺术与人文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
[4]南城和临川同属抚州府（今地级市抚州市）管辖，仅距百余里之遥，可谓同乡。
[5]汤显祖：《旗亭记传奇》，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1页。
[6]吕天成：《曲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36页。
[7]吕天成：《曲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36页。
[8]郑之文的生卒年未能确定，一说卒于1645年。
[9]吕天成：《曲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15页。
[10]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
[11]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
[12]如清人谈迁，见其《北游录·纪闻上》“郑之文”条。徐釚亦认为《白练裙》是杂剧，见姚夔《今乐考证·明院本》。
[13]吕天成：《曲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36页。
[14]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
[15]谈迁：《北游录》，清乾隆道古堂刻本。
[16]姚燮：《今乐考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十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20页。
[17]沈德符：《顾曲杂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11页。
[18]屠隆（1542—1605）字长卿，又字纬真，号赤水，鸿苞居士，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万历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因放情诗酒被罢免，遂漫游吴越赣间。所作传奇有《彩毫记》、《昙花记》、《修文记》三种，总名《凤仪阁乐府》。其中以写李白故事的《彩毫记》较出色。吕天成《曲品》评屠隆曰：“屠仪部逸才慢世，丽句惊时。太白以狂去官，子瞻以才蜚誉。偃恣于娈姬之队，骄酣于仙佛之宗。”如此性格，如此为人，在金陵之日闹得“六院喧传”是毫不足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