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南怀瑾先生分析孟子困于齐梁，成为各个国君的摆设的原因，主要在于“道不同”，这是王道与霸业、圣人与英雄的分野的必然结果。孟子执着于王道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道不同，不相为谋”，语出《论语·卫灵公》，《史记·伯夷传》引此言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确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与追求，不可因为一时之荣辱，或一时之诱惑就抛弃自己的信仰与做人的原则，这只会使自己的人格蒙羞，生命染尘。
人生天地间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坚持自己的底线和信念，“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只要仰不愧天，俯不怍地，足矣。
在商朝末年，孤竹国（在今河北省卢龙东南）的国君有两个儿子，哥哥叫伯夷，弟弟叫叔齐。国王很钟爱叔齐，打算把王位传给他。伯夷知道了父亲的心意，为了成全父亲的想法，便主动离开孤竹。叔齐不愿接受哥哥让给他的王位，也躲了起来。伯夷、叔齐听说姬昌（即周文王）尊老敬老，赡养老人，便一起投奔周国，在那里定居下来。后来姬昌死了，周武王继位。周武王整顿内政，扩充兵力，进军讨伐商纣。伯夷、叔齐听说这件事后，便跑去拉住周武王的马缰绳，劝谏道：“父死未葬，就大动干戈，攻伐别人，这能说是孝吗？作为臣子，却去攻伐君主，这能说是仁吗？”周武王的将士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拔出剑来要杀他们，被太公姜尚制止了。太公说：“这是讲道德的人。”吩咐将士不要为难他们。
周武王最终伐纣成功，天下人尊奉他为天子，伯夷、叔齐认为这是件可耻的事，决心不做周臣，不食周粟。他们互相搀扶着离开了周朝的统治区，在首阳山隐居下来，靠采巢菜充饥。快要饿死时，作歌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至死反对周武王的行为。歌罢，两人遂饿死在首阳山上。
这是政治态度不同不相为谋的典型。世人对伯夷与叔齐的做法，既有非议也有赞赏，而他们坚持了自己的志向，亦死而无憾。
人乃血肉之躯，不可能永世长存，因此活就要活出自己的精神价值，活出自己的个性，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即使身陷险境，也要坚持用一身傲骨，为正气高歌。
黄宗羲的《宋元学案》说得好：“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做人当做大丈夫，要以“仁义”为先，注重道义，要有骨气，要挺起胸膛，正直无私，具有顶天立地的气概。正可谓：玉可碎，而不可以改其白；兰可移，而不可以减其馨。即使有金玉满堂，也难移一颗坚定的心。人若能到此种境界，即使称贤称圣又有何不可？
孟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绝不与现实妥协，既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那就不惜粉身碎骨，也要留一身清白照亮乾坤，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圣人之道。
人生立身的三宝：正义、尊严、人格
这也许只是战国时代一个普通的日子，云淡风轻。孟老夫子的马车驰骋在去往齐国的路上，碰巧遇到弟子充虞，师徒对话间，夫子一句“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如一股浩然正气奔涌而出，瞬间便“沛乎塞苍冥”。正是这股浩然正气使孟子不向混乱的现实环境妥协，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人格，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南怀瑾先生也承认，像孟子这样的圣人，并不是不懂得如何去“阿意苟合”，向时代风气妥协，以便获取最大的利益。他实在“非不能也”，而是“不肯为也”，宁可为真理正义穷困受苦，也不愿苟且现实，追求那些功名富贵。这就是圣人人格。
人格是构建人生大厦的支柱，没有它，壮丽与辉煌将无从谈起；人格是人生的风帆，有了它，才能驶向理想的彼岸；人格是一个人的名片，在这张名片上印制高尚，人生之路畅通无阻，而一旦打上卑鄙的烙印，一世难再有英名。人格是人生亮丽的风景线，唯有它，才具有吸引人、影响人的巨大魅力。人格高尚者，让世人敬重，如屈原、孟子、陶渊明、李白、文天祥等，一世英名照汗青；人格卑劣者，让世人唾弃，如秦桧、严嵩、慈禧太后、汪精卫等，遗臭万年遭唾弃。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20世纪人性被摧残的最典型象征，在这座集中营门前的告示牌上写着“任何人到达本集中营，都必须交出三样东西：私属物、尊严、人格”。从此，人将不人。
南宋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岳飞，一向为历代百姓所痛恨。位于杭州的岳王坟前有用铁铸成的秦桧夫妇跪像，不断地被人咒骂、踢打、吐口水。
关于秦桧夫妇铁像，有一个传说。
话说有个姓秦的浙江巡抚，上任后见秦桧夫妇的跪像受辱，感到脸面无光，想将铁像搬走。为避免激起民愤，他命人在夜间偷偷地把铁像搬走，扔进西湖。不料，次日湖水忽然发出恶臭。由于岳王坟前的铁像不翼而飞，百姓纷纷要求官府调查。不久，铁像竟然从湖底浮起。百姓将铁像捞起，放回岳王坟前，湖水又清明如初，臭味全没了。百姓都认为是秦桧弄污了西湖。姓秦的巡抚见此情形，亦无可奈何。
后来有秦姓人作诗：“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秦桧就这样向罪恶交出了自己的人格，从此遗臭万年，永被后世人唾弃。
谁想遗臭万年？大多数人都想保持清白的良心，无愧于天地地过完一生，以求无憾。还有很多人活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人格，为后世所传颂。
嵇康，“竹林七贤”之一，他一面崇尚老庄，恬静寡欲，好服食，求长生；一面却尚奇任侠，刚肠嫉恶，在现实生活中锋芒毕露，他对那些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不以为然，更深恶痛绝那乌烟瘴气、尔虞我诈的官场仕途。他宁愿在洛阳城外做一个默默无闻而自由自在的打铁匠，也不愿与坏人同流合污。所以，当他的朋友山涛向朝廷推荐他做官时，他毅然决然地与山涛绝交，并写了历史上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心志。
不幸的是，嵇康那卓越的才华和不羁的性格，最终为他招来了祸端。他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主张，深深刺痛了当政者。于是，在钟会之流的诽谤和唆使下，公元262年（一说263年），统治者司马昭下令将嵇康处死。
在刑场上，有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此刻嵇康所想的，不是他那神采飞扬的生命即将终止，而是一首美妙绝伦的乐曲将后继无人。他要来一架琴，在高高的刑台上，面对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铮铮琴声响起，激越的曲调，铺天盖地，飘进每个人心中。弹毕，嵇康从容地引首就戮，那一刻，残阳如血。从此，《广陵散》绝。
那一年，嵇康39岁。
嵇康钟情于道家，孟子为儒家，两人都有着狂放的性格及绝不谀世的情操，真可谓大丈夫。这就是自古高风亮节的代表。也许他们在当时志不能伸，却留下一世英名。因此，在《正气歌》中，文天祥诗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中国历史上能讲出这种话的人可谓空前绝后了。像这种大丈夫一定有大人格、大境界、大眼光、大胸襟！做人要做大丈夫，生子当如孙仲谋。
完美人生来自完美人格，我辈即使不能名垂千古，也要携一身正气，如果不能照亮世界，也要照亮自己的人生，这才不枉在人世走一遭。
孟子的人格魅力在选择中彰显
南怀瑾先生在讲述孟子的人生际遇时，有感而发地说，古今中外，许多能影响千秋万世，被后世称为圣贤的伟人，在当时，大多处境都很凄凉寂寞。之所以这样，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选择。孟子选择了为“王道”政治奔走，而当时的国君更注重的是君临天下的“霸道”之业。
《史记》一书中，司马迁为孟子这个选择的后果做了很好的注解。孟子奔走于各个国家，都受到冷遇，而孟子之后的驺衍却是风光无限。“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驺衍在齐国极受尊敬，连稷下先生在他的影响下，也受到了齐王的敬重和优待。当驺衍到魏国（梁）的时候，惠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而且惠王还用接待国宾的大礼来接待他。正是“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也。后来他到赵国的时候，当时有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平原君竟然不敢和他并排走路，小心翼翼地侧着半个身子在后侍从，非常恭顺。到了行馆以后，在请驺衍坐下之前，平原君亲自用自己的衣裳打扫了一下座位，表示恭敬。
其实，无论是孟子还是驺衍，都是治世之才，孟子是圣人，驺衍也不是欺世盗名之辈，只是二人的思想不同。恰好一人的思想主张与当世君王的意愿相符，从而得到重用；而另一人却因其思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能为君主接受而已。两个杰出人士却有不同的命运，原因只在于选择。
人生中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在选择之前，未来是不确定的；在选择之后，你的选择就成了既定的事实。即使有无数人对你的选择产生非议，都不得不接受你已经做出的选择。
人生就像是一条通向未来的路，你所做的每一次选择就是这条路上的一个岔道口，它们不停地延伸，把你带向生命的终点。只有到了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一瞬间，你才会知道自己归于何处。到了那个时候，你心中会或多或少地有着某种遗憾或懊悔：“当初，如果我……就好了！”你却永远无法再次回到当初的那个起点重新做选择。可你不能不选又不能全选，不选也是一种选择，不选和全选只在特定空间、时间和事件中存在。
因此，你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为这个选择埋单，无论其结果是好还是坏。
颜回和子贡同为孔子的弟子，二人的遭遇却大不相同，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他出身贫寒，自幼生活清苦，却能安贫乐道，不慕富贵；性格恬静，聪明过人，长于深思。孔子所讲的许多高深道理，他能完全理解，且能“闻一知十”。颜回跟随孔子周游列国，过匡地遇乱及在陈、蔡间遇险时，子路等人对孔子的学说产生了怀疑，而颜回始终不渝。不幸的是颜回早逝，葬于鲁城东防山前。孔子对他的早逝感到极为悲痛，不禁哀叹道：“噫！天丧予！天丧予！”颜回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他的只言片语被收在《论语》等书中，其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后世尊其为“复圣”。孔子在颜回逝世之后感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而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贡博学多才，洞察时势，能言善辩，在经商和社会活动方面都很有成就。《史记·货殖列传》共记载17人，子贡列在第二。子贡善于掌握市场信息，并“与时转货赀”，在商业经营和国际贸易中取得巨大成功。他“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子贡将经商与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他经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越王勾践甚至“除道郊迎，身御至舍”。正因为经商致富，他才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无论是孟子与驺衍，还是颜回与子贡，他们因自己不同的选择，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孟子和颜回等当初寂寞处世的人，都在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之后，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孟子“亚圣”之称就是明证。而颜回虽然早逝，并没有留下系统的论著，但孔子一句“贤哉回也”，也让后人对其景仰不已。而驺衍和子贡在当世风风火火，成就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同样值得尊敬。做利在当代事，或者功留千古名，两者都有其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同样值得提倡，如何选择就留给后来者评说和实践了。
总之，无论做出何种选择，只要能够自得其乐，认为这样的选择是值得的，并能为其后果负责，如此面对选择、面对人生，相信人生就会无憾。
君子三乐：事亲、做人、育人
南怀瑾先生很欣赏孟子的君子三乐事，即“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君子之三乐，第一是父母俱存，兄弟没有什么变故，尽到了孝道和兄弟之爱；第二是光明磊落，没有做对不起人、对不起天地的事；第三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王天下”则不包括在内。
身为儒家亚圣，孟子怎能不知道“达则兼济天下”的道理，然而他认为“王天下”远不是君子之乐。他也曾处于困顿和窘迫中，但是他以简单的快乐突围了人生之苦。
“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父母兄弟，情深义重，乃人生的起点，天伦之乐，其乐融融，此乐居三乐之首，在情理之中。
生我者父母，养我者父母，疼我者父母，念我者父母，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们刚出生时，就如草木的嫩芽一样易于摧折，难于培养。父母时时刻刻将我们记挂在心上，唯恐孩子遇到狂风、遭到骤雨。他们用尽心力保护我们脆弱的生命。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由此可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小羊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每次都是跪着吃奶；小乌鸦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当父母年老不能外出捕食时，就将食物嘴对嘴地喂给年老的父母。这两则《增广贤文》里的故事，让人听后肃然起敬。由此我们想到，动物尚能如此，我们人类又是如何做的呢？
孩提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报答不了父母的深恩；贫贱的时候，财力有限，衣食尚且艰难，父母之恩难报；及至成人，家富身贵，可以报恩的时候，偏偏父母不肯等待。正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光景，纵使做到王侯帝主，提起那羽化之魂，乐从何来？
兄弟本是同根所生，不过是时间先后之别，原是一脉同气，却多有为分财不均争利，手足相残、情义断绝者，这种人岂能无碍于良心？即使你做到极品高官，而他却瓦灶绳床，乐又从何来？
若父母长寿安康，双双俱在堂上，兄弟你敬我爱，和和美美，承欢父母膝前，身处富贵自有富贵处的欢乐，身处贫贱自有贫贱处的自在，这种天伦之乐在陋巷可以傲至尊，在豪门可以傲神圣。所以说：“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这二乐之中蕴含着清白正直的人格。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齐国的大臣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他的弟弟仍然如此写，崔杼又杀其弟，后来他的另一个弟弟，写史书时，仍然是“崔杼弑其君”，崔杼无奈，只好由他去了。故事还有一段插曲：“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即一个同样是写史书的人听说两位太史被杀，竟然拿着“崔杼弑其君”的书简，前去声援，在半路听说这件事情已被写入史册，才在中途返回。
我们今天看这则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用鲜血换来了史书上的真话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齐国“太史简”体现了史家的正直人格，正是俯仰无愧于天地。
世间之事，当不问成败，只问是非，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当得起“问心无愧”四个字。一个人的是非功过，绝非取决于片面，唯有尽心尽力，俯仰无愧，谦冲自牧，有为有守，其人格精神方可大可久，千古流芳；否则，短视近利，纵然叱咤一时，仍会淹没于历史洪流之中，激不起任何涟漪。
人生在世，不卑不亢，没有傲气却有傲骨，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做人如此，夫复何求？足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第三乐中虽隐隐透出孟子欲揽天下英才入怀的理想和一点大丈夫的自负，但是我们不妨这样解读：这是一份将自身德行推己及人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关怀，这样的快乐是众乐之乐。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思想家，总是想让自己的思想发扬光大，惠及天下苍生。而其唯一的途径就是“传道授业”，能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得以传播、发展并最终使天下百姓获益，这是真君子所为，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
山西河津人王通，隋朝末年的著名学者，“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祖父，史书上称他为“名儒”。他自幼喜好读书，学习十分刻苦。据说他曾六年不脱衣睡觉，困倦难耐时就躺一会儿，起来再学。后终学有所成，因怀才不遇，便返回家乡河东教书。当时慕名来他门下求教的弟子多达千余人。唐朝初年的良相名将房玄龄、魏徵、杜如晦、薛收等人，都是王通的门生。他的学说在当时流传很广，名气很大，为此，后人给他极高的评价。一些古书上还说，正是因为王通给魏徵、房玄龄等唐朝初年的名相们亲自讲学论道，才造就了唐王朝日后将近300年的大业。
王通这个儒家学者的柔弱手指，竟能演奏出大唐帝国的最强音。可见他真正体会到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第三乐，并因之开辟一代大唐盛世，名垂千古。英才皆由自己教化而出，桃李满天下，人生若此，岂有不乐之理？
尽享天伦，无愧于心，且与天下苍生同欢乐，孟子的“君子三乐”，从个人至天下，真是道尽人生最大乐事。人生不满百，求的就是一快乐。快乐有很多种，而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绝不会局限于自身之乐，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天下人快乐，我就会更快乐。得此三乐，就是拿国王的宝座来换，也不换，此真君子所为！
圣人就是脱俗的凡人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凡人在众人的唾沫中游弋，寻找栖息之地，妥善藏身，以求安身立命；圣人则按自己亘古不变的法则去实践对自我的塑造，奋斗至最后一刻。
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说，凡夫就是在现实的人生中，只为自己一身的动机而图取功名富贵的谋身者。那些不为自己一身而谋，舍生取义，只为忧世忧人而谋国谋天下者，便是圣人。
圣人其实就是脱俗的凡人。心中没有自己，只有大众与国家的人才是圣人。
圣人是孟子为士人提供的理想人格。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圣人对于士人有何意义呢？孟子说，圣人可至，“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就是说圣人源于平淡，圣人来自凡人。但不是任何凡人都能成为圣人，这需要有坚定而执着的信仰，需要一颗存放世界的心，要有大智慧、大慈悲，经大磨难、大困苦而志向不改。
相传释迦牟尼前世是一位修行者。他日夜不断，诚心诚意，锲而不舍，勇猛精进地修行菩萨道，惊动了天界。天帝为了考验他的诚心，便令侍者化成一只鸽子，自己则变成一只鹰，在鸽子后面穷追不舍。
修行者看到鸽子身处为难之境地，便挺身而出，把鸽子放在怀里。老鹰吃不到鸽子，很是不满，责问修行者说：“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再得不到吃的就会饿死。修行人不是说众生平等吗？现在你救了它的命，却会害了我的命啊！”
修行者道：“你说得也有道理。为了公平起见，鸽子身上的肉有多重，我就在我身上割多少肉给你吃吧！”于是修行者拿来一个天平，开始忍痛割肉。
这时，天帝暗中使用法力，使得修行者的肉总是比鸽子肉轻。修行者一直割下去，直到割光全身的肉，两边重量还是无法相等。修行者只好爬上天平以求均等。
天帝看到修行者如此舍身，于是和侍者都变回了原形。天帝问修行者：“当你发现自己的肉已割尽，重量还是不相等，你是否有丝毫的悔意或怨恨之心呢？”
修行者答道：“行菩萨道者应有难行难修、人溺己溺的精神，为了拯救众生，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怎会有后悔怨恨之心呢！”天帝被他的慈悲心及无畏的精神感动，又使用法力，使他恢复了原有的健康的身体。
这就是圣人之道，为拯救众生，宁愿舍弃生命。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世上圣人屈指可数，却有着如繁星般遍布世间的凡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们可以不是圣人，可以不是伟人，也可以不是英雄和智者，但心灵要与他们等高。
1944年冬天，德国**终于被打败了，数以百万的德国兵成了俘虏。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每天都有一队队的德国战俘面容憔悴地走过。这时，所有的马路上都挤满了人。苏军士兵和警察警戒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围观者大部分是妇女，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或者是父亲，或者是兄弟，或者是儿子，都死在了战争中，她们每一个人，都和德国人有着血债。
因此，当俘虏们出现时，她们那平时勤劳的双手都攥成了拳头，她们的眼中充满仇恨。士兵和警察竭力地阻挡着她们，害怕她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满脸皱纹，穿着一双战争年代破旧的长筒靴的妇女走到一个警察身边，希望警察能让她接近俘虏。警察答应了这个老妇人的请求。
她来到俘虏身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印花方巾包裹的东西。里面是一块黑面包，她不好意思地把这块黑面包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的、眼神中透着绝望的俘虏的衣袋里。然后，她转向身后那些充满仇恨的同胞，平和而慈祥地说：“当这些人手持武器出现在战场上时，他们是敌人。可当被解除武装出现在街道上时，他们就和我们一样，只是有父母和子女的普通人。”
老妇人说完这些，就静静地离开了。但空气在那一瞬间似乎凝住了，不一会儿，很多妇女都拥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各种东西塞给他们。
这位老妇人所做的事虽然不属于心怀天下、情系苍生的大事业，但她的做法也足以为人称道。毕竟关系到天下的大事并不多，倒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关系着个人幸福与社会和谐。由此我们也可以悟出一个道理：一个人虽不能成为孔孟一样的圣人，但需要圣人的情怀，怀圣人心，做平常事，这样就人人皆可称圣人了。
所以，圣人并不是独一无二、与生俱来的，他们由凡人修行而成为圣人。凡人与圣人只有一步之遥，跨越了那一步，凡人就能变成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