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聿明天不亮就起来了。我睁开眼睛，看着他扣上衬衫扣子，然后我掀开被子坐了起来。
“天还太早。”他说，“你接着睡吧。”他明知道不能阻止我的，我们身上还留着彼此的温度啊。
“不，我想送你去码头。”
他不置可否，于是我们各自去穿衣服。我穿了一件简单的棉布裙，颜色跟外面的天空一样灰暗不清。聿明穿好棕色的国军军装，把手枪绑在身上。他转头看我时，他的眼睛告诉我，我们要再一次离别。
“两位母亲要由你来照顾了。”他说，“照顾好阿梅。为了没出生的孩子，也要照顾好你自己。还有，安丽，佣人们也要你费心看顾。”
“我会照顾好大家的。”我向他保证。
我套上件毛衣，他抓紧行李袋的背带。我们没有跟母亲和婆婆告别，蹑手蹑脚下楼出了门。
我们朝码头走去，整座岛屿还在沉睡，四周几乎没有一丝声音。我对聿明的军旅生活充满好奇，也很想跟他分享我平凡生活中点滴，可现在我脑子里只想着一个问题。我沉默地思索着，就这样一直走到渡船码头。淡淡的晨光从海面洒向对岸的厦门岛。我们周围是来回走动的黑色人影，人们正忙着搭乘今天的第一班渡船。“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我终于问了出来。
他看了一眼渡船，“我不知道。”
“估算一下。工程师最善于估算。”
“话是没错，但我们的估算要有科学依据，可我没有。”
“那就猜一下吧。”
铁链在叮当作响，发动机噗噗地开始轰鸣。“我不做猜测。”他说，“我告诉你我的想法。如果可以的话，下个月我会回家待几天。我不能保证，但我尽力而为。”
我张开嘴，还有话要对他说，还有很多话。“聿明。”我所有的念头如同被狂风卷走的落叶般转眼消失。“请你，”我低声说，“请你一定要回到我身边。”
6
乌云压顶，一阵狂风吹乱我的头发。我把发丝向后拢了拢，电闪雷鸣中，我眼见着聿明登上渡船——他举起的手、他挺直的鼻梁、他军装下的枪套。我不停地挥手。他终于走了，我开始回头，拖曳着脚步，继而奔跑起来。我离他越来越远，一直跑过山坡，经过一家家金属卷门紧闭的商店。走了。又走了。我放慢脚步，喘着气。一束灯光照进巷子，起得最早的店家正吱吱呀呀地拉起店门。
突然下起了雨，豆大的冰冷雨点打在我头上和肩上，转瞬暴雨如注。到家时，我已经浑身湿透，脸上流淌的泪水被倾盆大雨冲刷殆尽。
雨下了一整天，水从屋顶的瓦片上倾泻下来，溅落在石子路上。雷声滚滚，我去盘点应急存货时，在储藏室里也感到震耳欲聋。盘点结束，雨还在下，我便将针线篮拿到客厅。从篮子里翻出聿明的一只袜子，握着它在脸上贴了一会，然后拿出缝补球做起活计。我不会像旧时闺秀那样倚窗绣枕，但我可以把他的破袜子缝补好。
补好的袜子看起来簇新。我用手指试了试后跟和脚趾，然后放在旁边桌子上。我叹口气，又翻了一遍篮子，找到双千层底，大小正适合母亲缠过的小脚。聿明告诉我，因为没有布，婆婆曾用报纸给他的鞋做衬里。下雨天报纸泡烂变成泥糊，晚上婆婆只好往鞋子里重新塞进干报纸。聿明的父亲过世后，西瓜头这样对待他们母子，实在令人不耻！
我挑了根针，但一想到要在千层底边纳上无数个小针眼，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我把千层底扔回篮子，走到窗边，注视着这个嘈杂又安静的世界，嘀嘀嗒嗒的雨、光滑的石子路、垂落的树枝。我该怎么做？一个女人该怎样等待丈夫？敌人尚未到来，爱国志士该如何抗争？我透过雨水蜿蜒流动的窗户，向这个世界寻找答案。
我一无所获，于是坐回椅子上，重新拿起给母亲做鞋的千层底和棉衬里，穿针引线，尽我所能，纳出最细、最密的针脚。
下午，我陪阿梅玩耍，朗读诗集，练习书法。除此之外，我这样的女人在这种天气还能做些什么？
夜里，我蜷在床上听着雨声。我们相聚的时间多么短暂：只有一天，他便又离开了，他那一侧的床铺如从前一样冰凉。实际只有半天。我抱着双膝，回想因为去寺庙而错失的几小时。这么久，足以让阿桂和素莉做出六道菜，足以让大家对我恼火抓狂。我到底在想什么，明明知道聿明随时可能回来却还到处乱跑？
我辗转反侧，手臂甩到被子外。我真傻到了家！我不该出去的。我踢掉被子，手心贴在小腹上，胎儿还只有坚果般大小，没有任何动静。等聿明下月回来时，他会长大一点，聿明用手可以感受到胎儿的动作。下一回的情形会好些。聿明回来时会万事齐备的。
我又翻了次身。雷声在大地上轰隆，像遥远的炸弹在我胸口回响。睡意令我四肢瘫软，思绪却依然活跃。我从炸弹想到李军长，以及他劝服聿明入伍的谜团。聿明不是已经间接参与战事了吗？军队不是需要像西门子公司修建的那些道路、铁路、电力和桥梁吗？李军长究竟说了什么？而聿明又为什么不能解释给我听？倦意涌了上来，我只知道他离我很远，越来越远。
第二天早上，伤感的情绪荡然无存。阳光从窗户洒进来，鸟雀在鸣唱，空气里有橘花香。好吧，我对自己说，他答应一定会回来，而我们在这小岛上亦性命无忧，何不尽情享受呢？我穿上宽松的裤子和外套，跑出去追赶阿桂，她已经出门前往市场了。
自我出生起，阿桂就在我们家了。她以前是我的奶妈，后来成为保姆。她丈夫在世时，她和女儿也一直住在我们家。后来女儿远嫁，阿桂每年只能去探望两次，便把所有母爱倾注在了我身上。
早市生意一如往常地繁忙。主妇和厨子摩肩擦蹱，搜寻着菜品，有的闻闻甜瓜，有的掰开鱼鳃看新不新鲜。我和阿桂买了一串指头大的小米蕉。我们俯身去嗅柠檬和青柠。我们还站在贩卖活鱿鱼的摊铺前，看墨点抖动和颜色变化。价格很贵，但我们还是一如往常地买了些，够做一小盘菜。
鱿鱼和虾子的摊位旁，有两个脚踩木屐、身穿和服的女人，彼此在行90度鞠躬礼。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横行霸道的日本人，也就是日本浪人，一方面公然纵容走私，另一方面指使汉奸走狗在街头巷尾不断散播“王道乐土”的谎言，自己却在阴暗处窥视。住在公共租界的日本妇女通常会让女佣到市场来采买物品。为何她们今天会在这儿？鞠着躬、挡住别人去路、捂嘴讪笑、伸指对海鲜评头论足？而此时此刻，她们国家的军队正在空袭我国城市、杀戮奸淫我国人民。更有甚者，我的丈夫在拼命，有的小贩却在售卖着5块一份的日本白糖和8块一份的中国白糖。
“上周才7块钱。”我们一往回走，阿桂就开始抱怨，“哪儿才是个头啊？”
“我们少买些就是了。等等！”我说着，想到原本打算买份报纸。
“您看。”在我付钱买当天的《厦门时报》时，阿桂眉毛一扬说道，“您的戏又要上演了。”
报架后面的墙上贴着张海报，宣传下个月的巡演戏目：《柳荫记》。“我的戏？”我付了报钱，转身就走。
“哈，少奶奶。”阿桂紧跟上我说，“您知道我的意思。您跟祝英台简直一样啊。”
我翻了翻白眼。“这是什么话，阿桂？我一点儿都不像她。我是小时候打扮得像个男生，而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况且，她不但女扮男装，还骗过了心爱的人。”我不禁莞尔，想象着祝英台扮成书生时的那种怡然自得。
“兄送贤弟到池塘，金色鱼儿一双双。”我边唱边摇晃手上的袋子。
“弟兄分别诚感伤。”阿桂应和。
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年轻旦角的唱词用阿桂苍老的嗓音唱出来是如此滑稽。“我们带素莉和婆婆一起去看戏。”我说，“母亲可以坐轿子去。”为什么不呢！我边想边大步往前走。为什么不及时行乐呢？答案显而易见。因为聿明。因为他没有机会享乐。
阿桂跟上来挽着我的手。回到厨房我们又开始哼起来。我边从袋子里掏出胡萝卜，边唱出戏词：
“兄送贤弟到井东，井中照见好颜容。”
阿桂从袋子里拿出猪肉，用别扭的尖声应和：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真好听。”素莉在门口嚷道，“再唱一遍吧。我也想学。”
“来。”阿桂将一块五花肉拍在案板上，递给素莉一把刀，“把肉切块，要拳头大小。”
我们手里清洗着芒果，把这段戏词连唱了三遍。
“是《柳荫记》。”婆婆在门口说道。
“婆婆。正好您在这儿。”婆婆通晓所有曲目和生旦净末丑的唱词唱腔。在宫中作人质时，她听过名角儿们给慈禧太后和小皇帝唱戏。这是她和其他“女宾”为社稷稳固献身的唯一奖赏——看戏曲名角儿排戏，有时还能看正式演出。“接下来是什么？”我问婆婆，“无缘对面不相逢的下句是什么？”
“先把围裙给我，让我干点活。”
我把一袋虾倒在桌子上。
婆婆挽起袖子，把围裙系在腰间，将一只发亮的青灰色虾子的头剥下来，用小生饱满洪亮的声音唱道：
“兄送贤弟到河坡，漂来一对戏水鹅。”
尽管没做出戏子那种夸张身段，婆婆的声音和表情依然把角色演活了。
后来，我和阿梅在花园再遇到婆婆时，她脸上又恢复了深如古井水般的晦涩神情。但她一看到阿梅，便放下水壶，伸出了双臂。多亏有阿梅，因为她，婆婆总算答应搬来跟我们住。我多希望当初能早些说服她。她在韩家受了大太太多少欺负啊。
“不要吮手指。”她对阿梅说，“跟奶奶一起唱。奶奶教你一首新歌。你听好了。”
“你好比断线风筝飘无际。”
阿梅跟着奶奶，用甜美纯真的童音，一字一字地唱。
人不能一天到晚总是心事重重，担惊受怕——起码在那些日子我不能。那是四月天，到处开满了绿色、黄色、粉色、珊瑚色和淡紫色的花朵，正是草长莺飞、百花竞艳的时节。同胞正在遭受的苦难，我丈夫以及我们所有人所处的险境，我们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我们只看到些关于战争的报纸新闻和小道消息，戏里的古老故事反倒更为真实。春光明媚，更容易使人联想起神仙眷属。
下午，我坐在桌前记录和阿桂在市场上的花销，心里想着那出戏——梁祝的十八相送咏诗和柳下誓约。我在页首写上日期。我咬着圆珠笔头，想到祝英台的父亲，是他的贪婪拆散了这对恋人，都怪他横了心要把女儿嫁给富家公子。
6两鱿鱼，我在纸上记下，此时我又想起了与母亲的旧日心结。当年母亲要我嫁给吴丹本的儿子，后来又是于腾水的儿子、李犇的儿子。全是些富家子弟。我们家的地都在母亲名下。她总是坐在大红桌边，计算着外公留给她的地产所带来的佃金收入。这几年，她在一个带活动桌板的坐垫椅上看账，把桌板拉到膝盖上方。有时她也会坐在床上，在红木床头桌旁盘点。当然，她对穷人很大方，但她也对每一厘钱的去向一清二楚。
1斤洋葱，我写道，4角……
我拿着单子去楼下母亲的房间，心里升起一丝苦涩。我还记得她是怎样提醒我，聿明家道穷困和血统不纯。“如果你嫁给他，”她说，直到现在我依然忘不了她声音里的恼怒，“你的孩子就不会是纯正的汉人，他们将有四分之一的蒙古血统。”
“他们将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我大吼。我气极了，将茶杯砸向地面，冲出房间。
“你被惯坏了！”母亲在我背后嚷道，“你以为这些上好瓷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过，那毕竟是好些年前的事了。之后她也渐渐接受事实，甚至还祝福我们的婚姻。我敲了敲她的房门。“购物清单。”我边进屋边说。
“谢谢，乖孩子。就放我桌上吧。”
“白糖花了8块钱。”我多说了一句，不由自主地想为难一下她。
“这么贵？”
“中国白糖的价。”我说，“您要为了省3块钱用日本白糖吗？”
“当然不会。过来，孩子。”母亲拉起我的手，“如今局势不同了。对付眼前的困难应该灵活着点。你婆婆今天还好吗？”
“她很好。”
“那就好。我好像听见阿梅在唱什么戏里的词？能带她过来唱给我听听吗？”
我有些惭愧。母亲对待婆婆一直都很好，我怎么忘了呢？我捏住她的手道，“我这就去叫阿梅。”
7
在最初的日子里，纵然聿明没有音讯，纵然我们看到日本女人在集市里点头哈腰，生活貌似没有大的改变。甚至，连囤积应急用品的做法也似曾相识，与台风肆虐前的准备并无明显区别。当然在电台报纸上也听到、读到敌机轰炸和一些坏消息，但一切看来遥远得很。
虽说我不清楚母亲能否预测局势变化，但她已经开始筹划着保全自己的财产了。她请律师在伦敦、纽约和多伦多开了账户，然后派我去银行按她指定的金额汇款。
到了四月的第三个星期，母亲手里的大部分钱都安全汇出了国，然后她着手进行下一步：埋金子。一天晚饭过后，她把阿桂、素莉还有我叫到她房间，告诉我们她想在后院挖坑的地点。“要挖到你一条胳臂加两只手那么深。”她叮嘱道，“记住，千万别跟其他人提你们办的事。”她嘱咐她们，务必要等到黑夜，而且干活时不能出声。她们离开后，她交代了我的任务。我要用厚棉布和结实的布绳缝制布袋，每袋装20个金币，再把装满金币的布袋分别用锡铁盒装好，亲眼看金子埋妥。
第一天晚上，月黑夜凉。我摸索着走到院子当中，女佣们已经等在那里。“少奶奶，”阿桂握住我的手低声说，“素莉觉得应该在靠墙那一头的角落挖。我说要在晾衣绳下面挖第一个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