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楚，你的脚怎么样？”马太太问道。即便过了这么多年，已解散的天足会[1]前成员们仍然彼此关照。马太太并不需要天足会的帮助，但她和其他人一样尽心尽力。她跟母亲一样喜欢穿布鞋，但是从她脚的大小形状很难看出她缠过足。马太太的母亲是一名激进女性，很早就开始反对缠足，早在1902年慈禧下旨劝诫缠足前，恐怕她就已经把女儿的裹脚布给扔了。
“唉，这双没用的老脚啊。”母亲叹息。
“你一定要坚持用油按摩。”
母亲点点头，“安丽、阿桂，还有素莉她们几个轮流，每天都会给我这双不中用的老脚按摩两次。不过宜欢，这么冷的天你出来做什么呢？你该舒舒服服待在家里才对。”
“老实说，”马太太回答，“我就是找个借口出来转转。这些天，我家里有15个人进进出出，6个是小孩，我那家啊，就像逢年过节时庙里烧香拜佛那么热闹。”
“是你的几个女儿？”母亲问道。
“是啊，带着女婿和孩子们。”
厦门沦陷后，鼓浪屿家家户户的人口都增加了。我们家相对较少，只接纳了阿桂的小侄儿云云。在每家都能听到关于某个亲戚在厦门沦陷前成功撤离或是没来得及逃出来的故事。马太太说她丈夫，鼓浪屿警察局长，在5月10号[2]清早将几个女儿的全家老小都给接了过来。她说，其他人还坚信能打退敌人，她丈夫早就料到厦门朝不保夕。
婆婆点头道，“警局消息灵通。”
马太太不置可否，“不管什么消息，都没能说得动我家那位二女婿。他生怕丢了绸缎店后头藏的丝绸和进口货。最后我丈夫只好派三个警察把这些东西抬走，把劝女婿的活儿留给女儿去做。”
“贵公子呢？”婆婆问。
“他早就住到我们家了。”
我出神地盯着桌上素莉切好的橙子。我当然为马家高兴，只是，想到他们一家人平安地团聚在一起，不由得眼睛发涩。我只好专注在橙子那迷人的光泽和由内散开的膜瓣花纹上。
“对了，乖孩子！”马太太说，“真抱歉，我还没问你们聿明的事呢。有他的消息吗？”
我摘下眼镜，用手帕揩揩眼角。
“还没有。”母亲代我答道。
马太太俯身拍了拍婆婆的手。“不用担心，瑶苹。”她说，“这是正常的，我觉得你们不久就能有他的消息。”
马太太是我们家的好友，我不该嫉妒她。况且，鼓浪屿现在也需要她的丈夫和同在警局当差的大女婿。而他家那位二女婿，还有他引以为傲的绸缎店……真是太不公平了，像聿明这样的斯文人就该去为国打仗，他却能待在屋里守着家人。
“请吃橙子。”我客气道。
“哦，不了，谢谢。”
“别客气。”
橙子并不甜，但我们在这个时候还能找到新鲜水果，而且愿意拿出来待客，马太太对此十分领情。
奶妈带着小宝宝出来，他已经完全醒了，手舞足蹈，带着奶香和爽身粉的香味。
“看这对乌溜溜的大眼睛！”马太太惊呼道。
“您想抱抱吗？”我把他从奶妈那里接过来，递给马太太。
“真结实！”她说，“真是只小老虎，不枉是虎年生的。”
“我弟弟。”阿梅说，“我，他姐姐。”
下午，阿桂和素莉在外面宰鸡拔毛，一片白色的鸡毛飘过儿童房窗前。我心想，再有两周就可以出月子了，也许这是最后一只宰了炖汤给我喝的乌骨鸡了吧。
“这个小牛儿吃草。”我挠着阿州的小脚趾，“这个小牛儿吃料。”他清澈的黑眼睛紧紧盯着我，像是在努力记住这歌谣。
这个小牛儿喝水儿，
这个小牛儿打滚儿……
10
排队。要排队的地方比比皆是：买米、买柴、买药，连买文具都要排队。我换了个站立姿势。这是我坐完月子第一次出门，几分钟前，我还感到自由得想要飞，这会儿却又成了弹丸牢狱里的囚徒，被人前后夹击。队伍不算长，前后各有几个人，但总得排着。我脚尖点地，双臂交叉，嘴巴吸气。终于，我进到小小的店堂中。柜台上两个玻璃杯里插满钢笔，没看到毛笔和墨锭。我完全被前后的人困住了，我这条生于龙年的蛟龙，被困在方寸洞穴里。我狠狠吸了口气，又吐出来。蛟龙需要自由，需要在广漠乡野上肆意奔跑。
“做什么？”前面的年轻人回头瞪着我，“别冲我长吁短叹的！”他皱起杂草丛生的眉毛，没感觉到我即将对他发作的一腔怒火。“你要我怎样？从这个老太婆背上爬过去？”
“哎，你这愣头青。谁是老太婆啊？”他前面排在第二个的女人转头问道，她最多不过二十五岁。她是我以前同学的姐姐，我当然知道她的年龄。
“安丽。”她对我笑笑，“我没看到你在这儿。”
我咽下怒火，回以微笑，“佩俪，你怎么样？家人都好吗？”
“还可以。”她看看我俩中间的年轻人，“嗯，要怎么料理这个叫我老太婆的王八蛋？”
“很抱歉，小姐，是我没留意。我这几天实在心烦意乱。”
“哟。”我拍了下他的胳膊，“你这么年轻，有什么烦心事。”
“那你呢？”他毫不示弱，“老是唉声叹气的。”
“我们把气冲鬼子撒吧。”我们都赞同佩俪的提议，只不过刚刚朝对方大吼大叫一下其实也挺解气的。
“今天下午，”佩俪越过年轻人朝我说，“我娘家有麻将牌局，第二桌刚好三缺一。”
“行啊。”再好不过了，七嘴八舌的女人和稀里哗啦的麻将牌。四个人先定东西南北的位置，再掷骰子决定谁来坐庄。大家砌起四方城，再一点一点推倒。
“喂，小姐。”年轻人拍拍佩俪的肩，“该你了。”
“把宝宝和奶妈一起带来。”她侧着头说，“两点钟见。”
轮到这个年轻人时，他兴冲冲迈向柜台，很快又脸红脖子粗地冲了出来。
“大家老冲我发火。”店主发着牢骚，“我店里没有剪刀，怎么卖给他？哦！刘小姐！”他说道，“是您啊。请转告令堂我会尽快交齐房钱。”
“不，不，姚掌柜。我不是来催房租的。我想买块墨锭。”
“哦，好，好。”他干笑两声拉开一个抽屉。“这倒是有几块，但不是好货色。”他拿出一块小学生用的墨锭。“您看这个。”他说，“没有盒子，玻璃纸包的。”
我打开钱包。
“不，不，这个送给您。”
“那我可不能拿。”我把墨锭推回去，他又推出来，几次三番，我只好把钱留在柜台边上，拿着墨锭跑了出来。
时间还早，我没有急着回家，转身走向海边。厦门沦陷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在没生阿州前几乎每天都来这儿。人们凭借肉眼就能看到这边码头和对面厦门的乱象，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总觉得有责任来看看。一开始是出于好奇，但看着看着——其他人也一定有同感——我们不但目睹了敌人的残忍和国人的苦难，也见证了同胞们的英勇。厦门沦陷之后，海滩上尸积如山，见此情景我的心都被撕裂了。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自己应该站在这里。如今已经过去了将近6个月，我又回来了。
厦门失守之前，鼓浪屿海堤的这条步行道是下午散步的理想场所。海堤很美，一点都不比其他大城市逊色，靠海部分是切割整齐的大块花岗岩，上面筑起一道白色石墙，石墙间竖着圆顶柱，墙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现在，海堤旁的步道成了一个观察点。阿州出生前我就见过的两艘战舰，今天早上一如既往地停泊在港湾中。舰体巨大——有八九只平底船那么大，船中央的高度跟一座塔楼差不多。战机像一只只巨大的蜻蜓停在甲板上。舰上飘扬着日本海军的旗帜，图案是一轮旭日放射出十六道光芒。“还赖着不走。”我哼了一声，狠狠地吐出一口气，像巨龙喷出一道火焰。
旁边的男人转过头来。“雾岛号战舰。”他说着咧开上唇，露出一颗闪闪的金牙，“还有伊势号。”
一位穿着体面的高个男人转身问道，“你怎么会知道名字？”
“你说呢？我懂点日语。”
“所以你承认喽？”
“为什么不承认？”
高个男子啐了一口。我认识他，邓鹏辉，父亲合作过的投资商。他依然身穿传统的蓝长袍和短马褂，白袖口翻在外面。
“你有没有中国人的骨气？”他怒气冲冲地问，“你不会为这帮魔鬼强盗做事吧？”
“我当然会喽。我可是当间谍的好料子，你不觉得吗？”
邓鹏辉飞快打量了一下对方，年轻人身穿一件皱巴巴的棉外套，眉毛上方歪扣着一顶英式高帽，正满脸得意地笑着。“嗯，你的确是。”邓鹏辉说。
这位自诩的间谍转身去跟别人炫耀他的学识，我则上前主动问候邓先生。父亲已离世三年，但提起他的名字，我依然红了眼眶。
邓先生倒没在意。“令尊是位正直的人。”他说，“他眼光独到，无论是开发燕窝新市场，还是扩大橡胶生意，他的判断总是很准。”
我们并肩站立，凝视着这片将鼓浪屿和厦门岛分隔开的五百米海域。厦门天际线的基本轮廓并未改变，只是建筑被战火熏黑了，沙滩伤痕密布，海滨昔日的热闹欢腾不复存在。邓先生从马褂口袋里掏出一个皮面小记事本，“我每天早上都会来这儿。”他说，“所有军事行动，战舰、船只及飞机的数目变化，只要从这儿可见的，我都会记录下来。它们全在我日记里，有日期可考。”他又把笔记本放回口袋。
“您记这些做什么？”
“跟任何时间或金钱投资一样，它未来的确切价值是无法预估的。”他又掏出一只价值不菲的双筒望远镜，“你知道5月份那3天死了多少人？”
我摇头。
“没人知道。”他靠过来，低沉地说道，“但我能告诉你，从这里能看到的尸体有1168具，全部被遗留在沙滩上慢慢腐烂。数尸体，可不是件好玩的事。”他摸了摸鼻子，苦着脸说，“大部分人受不了那气味。”
“我也受不了。”我承认道，回忆起自己站在堤岸后面，用手帕捂着口鼻的情形。
“这些无辜的死难者理应受到尊重。”他说，“最起码也要把他们的数目记录下来。”他陷入沉默，凝望对面的沙滩，那些尸体曾扔在沙滩上被太阳暴晒，成为海蟹和秃鹫的腹中餐。日伪政权过了很久才下令把尸体拉去埋掉，那时尸身已经无从辨认了。
“你看。”他指着一艘在日本旗下飘着邮政小旗的汽艇，“每周的邮船。”不久前，在一片所谓恢复正常生活的宣传鼓吹声中，日本人重新启动了邮政业务。虽说食品和煤炭短缺，虽说有一半的工厂不是关闭就是控制在汉奸走狗们手中，但我们总算是有了正常的邮政业务。这是他们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小弟”拯救“大哥”的骗人花招之一。为什么国统区和敌占区之间连邮件都不能互通？邮船上载的是别人丈夫的家书，并没有我丈夫的。
阳光折射在雾岛号上，金光闪闪，一如那位知道它名字的男人的金牙。我搓搓手，庆幸自己穿了夹袄。一阵带着海藻味的轻风吹过脸颊。突然，藏在海滩下面的一只白鹭嗖的一声轻快腾空。我回头再去看邮船，船头激起的浪花在不停翻飞。蓦然间，不知怎的，我心中浮起一个念头，今天将非同寻常。今天，无论如何，我都会收到他的消息。
回家路上，这个念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走过剧院、澡堂，几乎脚不沾地，感觉不到脚下的鹅卵石，接着我走入房屋店铺林立的蜿蜒小巷，钢琴声从一扇打开的窗户里飘出来。我想象着聿明的笔迹，他的字潇洒自信，而且，身为工程师，他总是习惯性地为信件段落一一编号。
很快会有的。我一边想，一边为麻将牌局穿戴打扮。很快就能收到他的信。我拿出他走之前做的粉色旗袍。真好看。我抚摩了一下缎面，又放回原处。等他回来我再穿。今天穿这件兔毛里子的绿缎子旗袍就可以了。我把旗袍从头上套下，扣上侧边的金属暗扣。我心里暗喜，生了阿州才一个月，穿这身旗袍就已经毫不费力了。
佩俪让我带宝宝和奶妈一起去，我还叫上了婆婆。她是麻将和象棋的高手，却少有机会跟人切磋对弈。我想不会有人介意。
“记住，”离开前我告诉阿桂，“如果有信来，马上让素莉来叫我。我在黄府。”
“是商会主席黄立松府上吗？”
“没错，我朋友佩璐姐妹俩的娘家。一有信就马上让素莉来。”
黄府的内厅中，一个富贵之家为女眷聚会准备的东西一应俱全——窗边摆着玉树花，孔雀开屏的黑色漆木屏风上镶有用母贝和玉石拼成的梅花，麻将桌上备有西瓜子、五香花生、盐渍酸梅。桌边餐具柜上摆着一套为我们准备的茶杯，印着牡丹花，有杏、黄、白三色。茶具旁是一大束新鲜菊花，金色和绯色相间，还搭配了南天竹。
我很高兴能和她们一起坐下来，暂时把日寇抛到脑后。我们洗牌发出的轻柔碰撞声，像是退潮时海浪中的贝壳碎片在翻腾，让我想起大海、沙滩，以及曾经无数次的麻将牌局。有人在笑。窗栏在微风里咯吱作响，像水杯里冰块融化时发出的声音。是的，和朋友们在一起真好。我有些日子没见到阿玲和琪琪姐妹俩了。我们在美容院聊过几句，但距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月了。阿玲暂停洗牌，手指理了理乌黑的秀发，“你烫的波浪真好看，安丽。”她说，“我的发卷都快没了。”
“你擦太多发油了。”琪琪说，“有什么好奇怪的？”
阿玲和琪琪是我的上下家，我看向坐在对家的佩璐，她脸色黯淡，头发笔直，显得太朴素、太正经了。我想起美发师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太久没有和佩璐一起打发时间了，尽管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们洗好麻将牌，码成整齐的牌墙，上下两层各十八张。没人知道倒扣的牌面是什么图案。我们把各自码好的牌墙推向桌子中间，形成一座四方的牌城。
“他长得真俊。”佩璐边晃骰子边看着阿州说。
“你马上也会生个俊小子。”我说。
“或者是个俏小妞。”阿玲又加了句。
佩璐脸红了，“哎，阿玲啊。你女儿才是个小俏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