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我在旅馆里与从佩斯赶来的奥尔碧娜见面；晚上，在大学参加“阿梅里讲座”举办的读书会——我对这个可能过于刺人耳目的演讲标题略感不安（《大屠杀是一种文化》），但是并没有遇到任何的麻烦，我可以这么说，结果恰恰相反……晚餐时，我从奥尔碧娜的脸上也看到了喜悦的反光，她也表示“讲演很成功”；两天后，清晨，在温和晴朗的秋日苍穹之下，在维也纳火车站的站台上，我正手忙脚乱地将自己的行李搬上行李推车，已经迟到了，我推起行李车朝开往慕尼黑的列车疾赶。在通向站台的车站门口，站着那位刚才拉我来火车站的出租汽车司机，他正气喘吁吁地四下张望，他看到我，喊道：“Das k?nnen Sie vielleicht noch brauchen……”（这些东西您可能还有用），他将我的全部证件和装着所有现金的钱包递给我，想来，我是在付款时将这些东西随手放在身边，并忘在了车里。现在，我是如此自然地将这些东西接过来，并带着一种轻快的感激跟他握了握手，这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似乎大城市的出租汽车司机追着一个陌生人归还他忘在车座上的钱包是一桩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时，我又推起行李车朝我将要搭乘的列车飞奔。最近几天，甚至最近几周，所有奇异的怪事在我身上变成了某种匆忙的、清晨的渴望，变成了某种热烈的、至今为止并不十分熟悉的认同——这种认同，伴随着火车站即时的氛围、秋日朦胧的蓝色清晨、周遭鼎沸的喧嚣和那些或匆匆疾走、或默默伫立的人们；伴随着自己的存在以及所有的一切，或说是任何的一切，伴随着所有在我身上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哪怕是死亡。这种认同感还伴随着疯狂的冒险，那些冒险的念头就像黑夜之光似的总是尾随着我，不时在我的地平线上点燃：这一切都以某种短暂的、节庆般的形式交汇在一起……只是，当我登上列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自己在匆忙之中忘了给出租汽车司机一些小费，我忽然变得情绪低落，这个疏忽使我重新坠落到令人生厌的现实世界之中。
也许，我们之所以能够承受生活，是因为这个生活竟如此的不真实；另一方面，因为意识总在不断地窥视所谓的真实，它渴望真实。
“我开始明白我自己。我不存在。[25]”摘自佩索阿的《不安之书》。
大雾。远处的阿尔卑斯山脉，时而像一群白色的魔怪突然显现，时而隐遁在棕色的空气中。
我一旦开始写作，就必须要从彻底的思维催眠状态中脱身出来（关于这个话题我能说这些，写作将越来越艰难）。
我在菲尔达芬没有写作。我没有工作，而且也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工作。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工作了。我一口气用德语读完了这部小说——《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26]，我已然不知这本书到底是不是自己写的；如果是我写的，又究竟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忘了。你们知不知道，列宁曾用石块驱赶夜莺？这是真的，是我在电视里从一位年轻俄罗斯导演的电影中看到的。我看到一些关于中风后漠无表情的列宁的写实照片。人们将他带到克里姆林宫，带到春日的湖畔，沐浴在阳光之下，人们试图带他到所有可能使他感觉良好的地方。但是，夜莺总在凌晨将他从梦中闹醒。就在这样的一个凌晨，他冲进院里，开始轰赶夜莺。他从地上拣起石块朝它们掷去。突然，他感到自己再不能举起石块，甚至不能抬起胳膊：他瘫痪了。这是不能被扼住歌喉的夜莺对伟大革命家进行的高雅、轻盈、然而却像花岗岩一样坚强的复仇，这是艺术家的复仇。
在菲尔达芬，在瓦尔德拜尔特别墅里，每株纤细挺拔的松树干上，都带着醒目的、刚用白石灰刷写的、很大很白的两位数数字。夜里，当M[27]借着汽车刺眼的灯光第一次看到这些被编了号的松树时，她所受到的震撼是可以想象的。
我们“逃到”维罗那。在回去的路上，一位毕恭毕敬的意大利老妇人在她的园子里试着给我们指路：“明白了吗？”之后，我们重又到锡箔色调的施塔恩贝格用早餐，看不到阿尔卑斯山脉，湖水与空气一片灰蒙，点缀的斑点是雪色的天鹅。我们在去慕尼黑机场的途中迷了路，我们在萨尔斯堡的一个加油站分手，挥手告别，汽车飞快地拐上了国家公路，M匆匆赶回布达佩斯，我则赶回菲尔达芬的住所。在去慕尼黑的列车上，举行着一个特别的“仪式”：三名德国海关官员正命令一位旅客——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这是一位讲波兰语的男子——打开行李，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海关官员将那名乘客夹在中央，俯着身低声耳语，没有任何夸张的动作，没有人提高嗓门讲话。即使我在海关检查领域已经积攒了一定的经验，但我仍猜不出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训练有素地工作着，语调谨慎，态度礼貌，无可挑剔。
在菲尔达芬，我感到宿醉后的孤单。雾。我徒然地与笔、与纸、与自己较量着。
在慕尼黑散步。我寻找着著名的施瓦宾格区。没有找到。或者说我找到的，并不是我要找的。街巷阴郁昏暗。慕尼黑就是这样，在晚秋，在倾盆的大雨之中，这是一个阴郁十足的地方。在上帝的审判之后，德国完全毁灭了。这些城市，这些街道，所有修复的或新建的建筑物，都像一块块巨大的、在肌肤表面结痂了的创痕。没有人会相信：这很美。
我被邀请到莱比锡朗读我的作品，我冒着冬雨，抵达了一座黑色的、支离破碎的城市，我将在市政府招待所过夜。现在刚到正午，我想吃顿午餐，我从楼上的客房里出来，沿着楼内的长廊走到头，然后，顺着楼梯下到餐厅。我向侍者要了一份菜单，他以一种似曾相识的微笑接待了我，似乎我曾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他带着这种微笑将菜单递到我手中，并问我想吃什么。我回答说：一块烤肉和一份沙拉，如果可能的话，在主餐前上一盘汤，另外再要一杯葡萄酒。我得到了我点的一切，每样都非常可口，吃得盘净杯空。我准备付账，那位侍者仍挂着那副似曾相识的微笑告诉我：我的账已经结清了。就在这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我来到的是一座幽灵的城市，在这里仍隐约出没着那类——不到三年之前、也许我是最后一次看到其存在的——专为享受特权的干部们建立并运营的特权部门，不管人们从前怎么称呼它，也不管现在又怎么称呼它，服务人员可能还跟以前一样。我在餐桌上留了五马克的小费，颓丧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马上将有人来接我去城里观光。我朝窗外瞥了一眼，黑色的雨水打着黑色的房子，我窗外的风景，是市政府招待所被刨挖了的、堆着泥沙的院子和铺在泥潭上的、能让我走进楼房的木板条；我检查了一下，看看三把钥匙是不是都带在身上了：院门钥匙、楼门钥匙和房门钥匙；我被告知：管理员将在傍晚回家休息，他们离开别墅前，会将各种饮料备好，我可以随时下楼，到大厅将我要喝的饮料取回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