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有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在我脑际闪现：我到底是谁？到底是个什么人？我与众不同的经历到底是什么？J是现在一家新出版社的负责人，昨天他告诉我，我在1988年获得的四年阿提司尤斯奖学金（Artisjus Stipendium），他就曾是颁发那笔奖学金的评委会成员。当时，所有的人都已在“晚期卡达尔主义”[12]闷热的体操房里嗅到了一丝改革的清风。评选委员会的成员们心不在焉地在届届相同的申请奖学金候选人名单里勾来划去，这时有一个人——J说，他也记不清到底是谁了——忽然莫名其妙地“抛出了”我的名字。顿时一片沉寂，评委们面面相觑，试图从彼此的脸上读出什么：到底可不可能就这样遴选一个……凭什么呢？说来也是。除了我的两本小说《命运无常》和就在当年刚刚出版的《惨败》之外，我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罪责。或许，西格利盖特[13]告密者[14]们关于我“厌恶制度”的举报并没给我造成多大伤害。那不过是柏拉图式的中伤，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所谓的“反抗运动”，我对运动的厌恶与对制度的厌恶旗鼓相当。我就像一只狗一样地活着，孤独地将自己拴到自己的谬论上，这种时候，我顶多只能对着月亮狂吠。我以为，没有人会读我写的东西，没有人会知道我。但事实是，他们准确地知道我的一切，而且卡夫卡式的文书们也在注视着我的命运。正如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所言：“有什么必要管它？等一会儿它自己也会翻转。”是的，他们对我也抱着如此这般的想法。我的人格、我的存在方式以及由此萌生的“作品的不可接受性”是这样自然而然，用不着对我自己做出任何的判定，只要有公众的沉默认可就足够了。我一边听着J的话，一边审度着自己，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感到厌恶。用不着对这些感觉进行分析，负面的满足幻觉将所有苦涩的喜悦统为一体。我是独裁者无可救药的孩子，打在我身上的烙印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在这块土地上、在人群中得到的几乎无法解释、同时又是最真实的体验。我一刻也未曾想过自己是无辜的。很早的时候，早在我的孩提时代，我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体验。如果人们与我单独相处，他们喜欢我；如果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则会出卖我；如果人们将目光投向可以牺牲的玩偶身上，每个人都会匆忙不迭地决定背离我。这两种分离的感觉显然是由我自己激发的，也许，在我体内原本真的存在某种无辜——换句话讲，更不如说是一种幼稚——正是这种无辜，在日常运营的巨大人世间确定了我该扮演的角色。那种由于自卑的境遇所酿造的毒素，完全可以杀掉一个人；然而，在我心灵中隐秘的化学作坊里，我却通过某种方式将它配制成一种我生活中最为辛辣的调料。在我身上打下的烙印是我的疾患，但同时也是我生命力的激活剂和兴奋剂，我可以借此获取灵感，当灵感乘着疯狂的雪橇从我的存在中疾滑而出的时候，我就像癫痫突然发作似的，突然找到了表述的形式。在我身上打下的烙印是我的悲哀和资本。现在我需要小心的是，尽管我对它们越来越难以忍受，但是我又不能缺少了它们。问题是，我是否适于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猜想，对于这个问题——至少在我还生活在这里之前——恐怕我永远不能得到一个直接、明确的回答；在我生活的地方，这些烙印已经成为永恒，因为它们或许已然变成了我的天性。我在闷热的房间里读着马洛伊[15]的《日记拾遗》。这是一本有趣的书，写的都是战争刚刚结束后那段时期内惶惑不安的无名怨愤（确实是他在日记中遗漏的）。他建议犹太人接受天主教。这个建议仅从这个角度看就难以使人接受，因为——环顾我们周遭的天主教世界——即便在天主教教徒中间，也极难找到多少信徒。
深夜：焦躁不安的行动欲望，语句像长了翅膀似的翩翩而至，感受到一种狂奋的喜悦。我的腿经常浮肿。经常感到头晕目旋。我喜欢自己身体日趋衰弱的厄运。
昨天，我看到了当代的流浪骑士。那是在夜里。我和奥尔碧娜[16]一起坐在Z夫妇的汽车里。从米什科尔茨市回家[17]，在阿尔帕特大桥[18]佩斯侧的桥头上，宛如大雾的浮尘一动不动地弥漫在被梦魇似的街灯笼罩着的蓝色世界里，在悬浮的尘埃之间，在闷热、旷寂的街上，在石头和柏油路的泥泞处，我们被一个路口的红绿灯拦住了。匪帮就在这时出现了，从地下通道里钻出几个“尼伯龙哥”[19]，八到十个体态笨重、动作古怪的家伙，他们穿着防暴警制服颜色的裤子，刮了光头，其中一个家伙的手中拎着一根长长的木棒（也许是一根著名的棒球棍）。他们寂静无声地排着纵队，趟着浮尘，行进在另一个冥界般的、雾样的光线里，这是一个悲哀的、嗜血的队伍，他们瞪着猩红的眼睛，有谁知道，这是在一种什么样的雾气中，他们在猎捕人肉。在他们迷彩制服的裤子上，就像一群浑身斑点的土狼，蠢笨地怀着一种持久的憎恨寻找着——将把谁当成捕猎的对象，也许，他们四处捕猎并不是由于饥饿，而是出于无聊，出于习惯，出于他们对其他生命天生的憎恨。我承认：我揣着一种冰冷的恐惧，盼着路口的红绿灯在这群正在搜捕猎物的乌合之众将目光瞥到车内之前——在他们辨出我脸上致命的、无法消除的特征之前——赶紧变绿。这些人类的生灵是地狱幻象的化身，是“荒漠之国”的化身，他们在那里已经不再讲话，只是杀戮分尸，然后弃置路边。这仿佛是一种赤裸裸的自然法则的显现，但是，这已是一种缺少了诞生与造化的自然法则。我不禁这样想，一定是在判断过程中发生了某种极大的错误，尽管我很难说出，这个错误到底是什么。死亡？还是仅仅是对死亡的恐惧？我看到，我正经历着的是这个国家令人惊诧的败落和自杀偏执的转变[20]。我看到，这个国家的恨意和我自己的记忆正日复一日地与之疏离。我对这个国家的冷漠与日俱增。我逐渐地试图隔断与它的联系。语言——是的，这是唯一将我与之相系的东西。这是多么特别。这种陌生的语言，是我的母语。通过我的母语，我理解了那些凶手。近来，人们经常这么说，说“我变了”。这说的是我的优点？还是我的缺点？我觉得，这说的还是我的优点，不过听起来像是对我不满。近几天V曾怨愤地冲我说“我失去了内在的深沉”，因为我谈论了版权问题和物质的东西。怎么了？莫非是奴隶的地位和专制的幼稚赋予了我“内在的深沉”？四十年来，莫非我一直是违背着自己的天性——或者简而言之，一直违背自然地生活的吗？想来，这并非绝无可能……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变化，不错，我是以另一种方式意识到的。我将自己与目前的环境决然分开，好像是在其中升华，有的时候我只是手抓脚攀，一动不动地挂在那里，使自己不会再像以往那样地随之沉入抑郁的幽深潭底，这已然像是一种挑战，甚至显得缺少团结，显得像一种出卖。在地平线上，某种无法把握的机遇，向我闪烁出弱得几乎令人难以看到的微暗烛光，这个已然可以视为墓地的讯息，和我生命衰竭的开始。这是一个特别的瞬间，一个特别的驿站，假如我要在道路岔向四面八方之前不遗余力的话，那么，我便可以在这里采摘几束神秘的“关联”，并将其扎起成束，就像是从路边采集的五彩缤纷的野花。总之，与此同时，在《船夫日记》的写作与出版的同时，一种较为狭窄的生活模式的改变（我的）与一种较为宽广的生活模式的改变（国家的）相互撞击。我知道，这两种事件的同时发生与存在，对我来说并不会使我受益：与此同时，在巨大的世界创作室里，帷幔剥落了，露出了荒芜的乡村，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旮旯里，从废墟里筑起了一栋刚封顶的建筑（尽管可能将会倒塌，而且一点也不完美）；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这样感觉到：这无可拯救。我想继续走下去，但是在我体内颤动着惶惑不安，某种无法抵御的乡愁。想来，我也害怕孤独，害怕读书，害怕那些自虐的时分，害怕在被遗弃的心绪中潜藏的能量，害怕这种由来已久、与我长成一体、顽固不化的生活方式，害怕直面那些不断摧毁的力量，可以这样说：我就这样面对这一切地活了过来，就像是上在弓弦上的箭锋……这是一个巨大的历险，这是一种欣悦，我揣着决然的沮丧活了过来，现在蓦然回首，仿佛像一位老人在回顾自己年轻的时代。
[21]0月末，我来到莱维屈恩的菲尔达芬1，人们通常认为这是“莱维屈恩住过的村子”——后来我翻阅小说《浮士德博士》[22]，当然，莱维屈恩的村子并不叫“菲尔达芬”，而是叫做“普法伊费尔”（Pfeiffering）。
这也无所谓。
我在施塔恩贝格湖畔[23]已经住了三个月了。我总是出门，归宿，就像一个职业的房客，总是披星戴月地很晚才回来，仿佛是头夜里出猎的野兽，循着一条条捷径。
我对法兰克福的几个片段的印象：书展、采购的戳子敲在带去购书的皮箱上；尽管上面写的东西我只字不懂，可我却总是等着那一道帷幔什么时候掉下来（尽管我既不知道那到底是一幅什么样的帷幔，也不知道它应该从什么上边落下来）；一些令人惬意的荒谬。一位出租车司机将我带到火车站，从他的侧影看去，显得十分尊贵，并具有一股独特的气质；然而，在侧影的后面却有着某种内在的衰损的痕迹——是由于他缺失的牙齿？还是由于某种生活方式？谁会知道，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常见的疏忽。他操着一口不纯正的德语，抱怨德国人对陌生人种越来越严重的憎恨。突然，他摇下车窗，跟一个正坐在自己的出租车内停在出租车站休息的同事打了声招呼：“哈罗，将军！”随后笑着告诉我说，那位同事在法兰克福开始开出租车之前，曾在萨达特[24]的军队里当过将军（我觉得，我身边的这位具有独特气质的司机可能是埃及人）。他很健谈，就像一个蒙受灾难民族的蒙受灾难之子。他很快扯到了政治，而且开始评论犹太人问题。我一声不响地听着，就像一位态度冷漠、一心赶向火车站的游客，不会将自己的目标与通向目标的街巷相混淆。我给了司机不少的小费，但我隐藏了一个秘密，没有告诉他：这些小费他是从一位犹太人手里得到的。——柏林，这座被分割两半的城市的统一历尽了兴衰与坎坷。归根结底，这个令人难以想象的统一的体验：事实上并不是人们期望的。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结果面对骤然变得辽阔的空间与激增的机遇，尤其是面对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急待解决的事务，人们突然感到的是一股怨愤和令人激动的无奈感。怔怔地望着老年的欧洲终于实现了已渴望几十年了的、假想的目标，现在人们则警醒地注意着：不要延怠那些被寄予的重任，应该激励那些督促自己思考、革新、创造的行为。长髯飘飘的欧洲，就像一个吝啬的老翁，当异性向他邀舞的时候，他总是用拐杖拨开那些邀他跳舞的年轻姑娘，因为，他脑子里只存在一个念头：这些姑娘是图他的钱。“这个世界的渺小，是由日益严重的脑血管硬化和对自己葬礼的预感造成的。”我在《犹太人社会》中这样读到。当那晚活动的组织者，一位身材矮胖、有点气喘的妇人站在我面前时，我忽然感觉这张面孔我很早以前就在佩斯见过，但是很快发现，那位妇人是从英国来的，是伦敦人。终于，我必须承认一个我至今难于承认的事实，“犹太人”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当然，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人和一类人。简而言之，尽管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犹太人，正如勋伯格所言，然而，每一个犹太人都不能逃避这个事实：他是犹太人（这则是我自己的体验）。（只要看看近来佩斯的犹太知识分子的面孔就会知道。四十年来，这些人始终相信，自己再也不用正视自己曾是犹太人的事实了，只是因为在卡达尔类似洗脚水的公众当中，词、记忆、哀悼和真理都被视为禁区——是的，只要看看这些痛苦惊愕、惶惑不安、犹豫不决、时而愤怒的面孔，只要听听这些痛苦惊愕、惶惑不安、犹豫不决、时而愤怒的话语，就会感到他们对那段沉没岁月的愚蠢怀旧，或者对新的“犹太人自我意识”的苏醒——但是，在他们中也有人忽然将自己的出身视为一种麻烦，突然暴发出一阵癫狂的暴怒。现在，这些犹太人在无奈的痛苦之中摇身一变，作为“仇视犹太人”的撰稿人跟着一群已经堕落成畜群了的知识分子冲锋陷阵，他们怒吼着、高呼着那个已经变成、已被变成了午夜沙漠的所谓的“匈牙利精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