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
就在这一刻，我仿佛站在生与死的门槛上，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理解，身体向前冲着死亡，而头却回望，朝着生活的方向，我就要迈开的腿迟疑地抬起……将要去哪儿？去哪儿都无所谓。因为，这个将要迈步前行的人已经不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
——凯尔泰斯·伊姆莱
一、一个自由了的失落者
《另一个人》出版于1997年，是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1992年出版的第一部日记体小说《船夫日记》的姊妹篇，内容取材于作者在90年代前五年所写的日记，是对自己身份认知的思想轨迹的系统描记，是对自己创作灵感的精确捕捉，对奥斯维辛后的世界进行了反思和预言。《船夫日记》第一篇记于1961年，最后一篇是1991年；《另一个人》所写的是1991到1995年发生的事，而《另一个人》的出版意味着作家的创作迈进了哲思的新阶段。
“三年了，自《英国旗》后，我没有写出任何叙事性的作品。看来，与灵魂深处的游历相比，近来我更乐于去奥地利和瑞士的湖畔旅游……”凯尔泰斯说。《另一个人》，正是作家在东欧剧变后的最初五年里马不停蹄的游历途中写成的。如果说，凯尔泰斯在《命运无常》、《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惨败》等作品里一次次地验证并宣布了一个个体的命运丧失与肉体死亡的话，那么他在《另一个人》中则作为一位“我”的合著者通过省思而宣布重生。书的副题“变形者札记”已向读者暗示了主题。
20世纪80年代末，欧洲政局发生巨变，随着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匈牙利也于1989年像捷克、波兰等中东欧大多数国家一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了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向西方向世界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一夜之间，一党执政变成了多党议会，公有制经济再难遏止私有制的蚕食，计划经济更像海边的沙堡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得踪迹全无，好莱坞娱乐片、斯蒂芬·金恐怖小说、肯德基和麦当劳更将人们的日常生活渲染得如一片眼花缭乱的焰火，每时每刻的兴奋伴着不知不觉的堕落……虽然匈牙利的变革避免了罗马尼亚那样的血腥，也没有后南斯拉夫的战火，但人们还是在从天而降的自由面前突然激动、紧张得茫然无措。这场变革，使每个人的面孔和心灵都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形，也成为凯尔泰斯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和中东欧大多数知识精英一样，面对时代巨变，凯尔泰斯也经过了一个兴奋、憧憬、困惑、失落和省思的过程；只不过对于凯尔泰斯来说，每一寸思考，都沿着他从奥斯维辛幸存的轨迹；每一个判断，都怀着对恐怖记忆的心悸。这场变革并没有使作家大喜过望，他更像一只被在笼中关久了的狼，在一声“自由了”的嚎叫之后，却不知道该去何处？
我为什么会如此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失落？显然，因为我是一个失落者。
和《船夫日记》一样，《另一个人》也是通过对奥斯维辛的反思对人类、社会、民族、自我的最透彻的剖析和最大胆的表述。“我们不要忘记，奥斯维辛根本不是由于‘奥斯维辛的过去’而被废除的，而是因为军事格局的转变；奥斯维辛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并未因谴责了奥斯维辛而得以生存。然而，我们却经历了以那些意识形态为治国之本的帝国。”现在，意识形态统治的帝国解体了，随之建立的是物欲享受统治的帝国，自由始终是牺牲品，思想继续在流亡中。
1994年夏天，凯尔泰斯在从奥地利回家的途中，去邵普隆寻找他父亲五十年前被押送到奥地利境内集中营途中曾被关押过的石矿监狱，那里曾关押过上万犹太人。在采石场，他看到“一张演出海报上登着轻歌剧的广告”和几辆“来自布尔根兰州的旅游大客车，游客们正趟着干燥的尘烟一步一滑地朝岩洞剧院入口方向艰难地走去”。凯尔泰斯像一名警察询问这里有没有关于大屠杀的纪念牌。对方怔了一下问是什么时候的屠杀，发生在1956年还是之前或之后？当凯尔泰斯说出“1945年”时，警察完全愣住了，“从他的表情看上去，我们好像是在寻找古波斯人的遗迹。我们走进那片绝无人迹的石头荒野，就在这时，伴着巨大的喧哗，歌剧的序曲在剧院的岩洞里响起。”
尽管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还立着“永远不能忘记”的石碑，但人类仍旧如此健忘。
匈牙利著名作家、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艾斯特哈兹·彼特在谈《另一个人》时说：“我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令人激动的文字了。这部书的新意和精神上的刺激，蕴涵在艺术家的勇敢之中。凯尔泰斯正是凭借着这一种勇敢环视今日的世界，并且列出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他不恪守任何东西，既非在家的痛苦，也非所得的知识，他什么也没有，假如他真有什么的话，那就是：一无所有。”
法国作家莫洛亚（André Maurois）曾在《拜伦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唯有拜伦，曾是拜伦的诱惑者；唯有拜伦，会严惩拜伦身上的拜伦；唯有拜伦——拜伦的摧毁者，将是未来世界的拜伦。”凯尔泰斯正是通过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磨难、思考与写作，像拜伦一样地走过这样一条通过自我否定而重生的路。
二、一个在家乡感到无家可归的陌生人
如果说《船夫日记》记录的是作者在一个无窗的囚牢里的孤独冥想的话，那么在《另一个人》中的凯尔泰斯则变成了一个张开臂膀拥抱世界的漫游者。自由，为他在结满血痂的肌肤上开了一扇窗，他不但看到了世界，而且拖着病弱的躯体还从这扇窗子爬了出去。但是，就在貌似轻松的旅途中，那些挥之不散的恐怖阴影，又使他对自己的“身份”与“存在”进行了更深刻的质疑。
他用狐疑的眼神审视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在“寒冷的多瑙河畔”，看到“黄昏初始的天光，将青苹果一样酸涩的颜色倾洒在佩斯一侧的、在神气十足的谎言中变得破旧斑驳了的宫殿上”。随后，他再将这种狐疑磨成一柄利剑，深深刺到自己的心底：“我自己需要重新诞生，变形——究竟要变成谁、要变成什么？”
作家借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质疑自己：“我是知道，还是只是相信自己叫做‘凯尔泰斯·伊姆莱’呢？”“当我听到有人叫我‘凯尔泰斯·伊姆莱’的时候，当我看到有人写下‘凯尔泰斯·伊姆莱’这个名字的时候，简直是要我将自己从一个宁静的、隐姓埋名的藏身所里拽出来。然而，我永远不能将自己与这个名字相对应。”
从自己的名字开始，作家对自己进行了否定。他始终痛恨自己的名字，因为“早在童年时代，这个名字就饱含了太多的屈辱”，因为，这个名字与奥斯维辛不可分割。2002年晚秋，就在要动身赴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前，凯尔泰斯收到了一个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少年凯尔泰斯曾被关在那里）博物馆寄来的一个棕色邮包，里边装着博物馆馆长的一封贺笺和一份“1945年2月18日集中营囚犯每日报道的复印件”。在“损耗”一栏里记录着第64921号犯人的死讯：凯尔泰斯·伊姆莱……犹太人……已死亡。
“简单地说，我曾经死过，因此才活了下来。”就这样，作者通过对自己曾经存在的否定，证明了自己真实的存在，证明了自己是：从一个孩子的死亡中诞生。
“我们不能在自己当过奴隶的地方体验自由。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必须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我做不到。”这句话准确表达了作者与跟自己命运相系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少年时代，他被自己弱智的祖国送进了**集中营；青年时代，他被专制的祖国剥夺了个人命运；壮年时代，他屡经退稿，即使出版的作品也无人问津；老年时代，虽幸遇改革，但当他作为“匈牙利作家”被邀请到德国讲学时，祖国的官方却表示他不能代表他的国家……但是，即使这样，1945他被美军从集中营中救出后，并没像许多难友那样移居西方，而义无返顾地回到了曾将自己送入地狱的祖国寻找双亲；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反苏的人民革命，就在苏军坦克扼杀了“哪怕只是一个自由的闪念”时，他没有跟随流亡大军投奔“自由世界”，而是决心留在这里“以最近的距离观察这部残暴的独裁机器到底是怎样运转的”；1989年后，匈牙利经历了“令人惊诧的败落和自杀偏执的转变”，但他还是没有离开，在一次次去西方讲学之后，总是怀着惊悸回到已被上帝遗忘了的家乡，因为他想通过“这种陌生的语言——我的母语来理解那些凶手”。凯尔泰斯对家乡的感情是复杂的，他记恨它，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家乡却感到自己是一个陌生人；他没有抛弃它，因为这毕竟是他的家乡。
事实上，凯尔泰斯是一个永远的流亡者，他在精神流亡的途中，通过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否定，证明了自己在这个国家中的存在。“我是独裁者无可救药的孩子，打在我身上的烙印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在这块土地上、在人群中得到的几乎无法解释、同时又是最真实的体验。”
三、一个自觉“非犹太人”的犹太人
这种欲望带着一点永恒的犹太人的性质，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
——卡夫卡《致米莱娜书简》
和卡夫卡一样，凯尔泰斯也是个失掉了身份的精神漂泊者，他在《另一个人》中清楚阐述了自己血缘与自己国家间的尴尬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不属于这里（也不可能属于这里），我的绝大多数作品并不是为那些我说他们语言的人写的（也不可能为他们写）……这个世界叫做‘匈牙利’，这个‘陌生的我’的真实名字是‘犹太人’……”
由于匈牙利社会始终不愿直面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不愿正视歧视犹太人的事实，因此，凯尔泰斯的作品在家乡不但没有受宠，甚至遭到排斥。在匈牙利，知道他名字的人寥寥，而在西方，他的作品却倍受赏识。2002年他之所以能够戴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也是多亏了德国人的推荐。因此，对凯尔泰斯来说：他在自己的家乡，却感到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陌生人；而在本应感到无家可归的异邦，却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凯尔泰斯获奖后，仍有不少匈牙利人不以为然，认为他“不是匈牙利作家，是犹太作家”；一些媒体也认为他获奖是借了巴以战争的东风，言外之意，只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当布达佩斯市政府准备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时，就有政党公开反对，原因是“他是一个不爱匈牙利的犹太人”。继续溯源，凯尔泰斯的问鼎之作取材于他少年时代在集中营的经历，他之所以能有这段经历，更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凯尔泰斯的身份似乎无可争议。但是，在特拉维夫，在这个犹太人国家的首都；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喷吐着犹太人血浆的古泉……偏偏凯尔泰斯自己，这个出生在一个不信教的犹太家庭的犹太人，这个从小就因为自己的血缘而受尽歧视和苦难的犹太人，这个由于自己作品的大屠杀主题而被自己的国家放逐的犹太人，这个即便以匈牙利作家的身份为匈牙利获得诺贝尔奖殊荣却被作为“非匈牙利作家”排斥的作家，却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提出了质疑：“我并未感到那种‘找到了家’的感觉。总之，各种预计好的体验都没有发生。莫非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到以色列的餐馆露台去吃饭，引来当地妇人们惊异的目光，因为“中东地区的犹太人，一般都不会去露天的平台”；当他散步在特拉维夫的海滨，他“看到的只是夜晚拥挤喧嚣的交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意大利，或是在布达佩斯”；当他坐在犹太教堂的祈祷人群里，他感到拘谨和惶恐：“这与平时置身于人群中间时的感受相仿，既不多，也不少。我是另一种犹太人。我到底是种什么样的犹太人？哪种都不是。我从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再寻找家乡，也不再寻找自己的身份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跟自己不一样。”
“如果不是（犹太人的话），那么我又是谁呢？”在经过了对自己身份的否定之后，作者又对自己“对自己身份的怀疑”开始了怀疑。
在以色列，凯尔泰斯没有找到所期待的家乡感；在德国，他自然不能说是回到家乡；而匈牙利，在他合法的家乡，向他宣布的却是陌生感：“离开法兰克福时，我又受到了一番搜查，监视器正对着飞机舱门的出口。在验查护照的时候，对乘客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分：欧盟国家的公民向右走，其他国家的公民朝左行。我差一点未能去柏林，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我的返程票。只有在他们证明了我将离开（而且肯定会离开）这个国家去另一个地方（转机去以色列）之后，才允许我登上了飞机。作为受人歧视的犹太人同时，现在我还要作为匈牙利人承受歧视……受到伤害的并不是我的匈牙利国家，而是我饱经磨难的犹太人属性，不论遭遇到任何的歧视，我总是作为犹太人而无可幸免。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身份’？那么，也许我还是一个犹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