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想一下：如果你身上带有一种特殊的病毒，一旦发作起来会严重致命，但是发病几率相对很低的病毒。如果都不吃药，每天这种病毒发作的几率是0.5%。另外有一种特别针对防治堵截这种病毒而设计的药，吃下去之后每天病毒发作的几率，可以降低到0.05%。
现在要问你：你会不会乖乖按照医生的嘱咐每天服药？尤其如果吃这个药很贵、又很麻烦的话？
用一种乐观的方式来考虑：吃了药，今天99.95%的几率不会有问题，可是就算不吃药，今天也有99.5%的几率能够平安度过。
99.95%和99.5%，真有那么大的差别吗？你真的能感受、体会到这两个都几近百分之百的几率的差别？99.5%，我们一般人不就觉得很安全，不会有事了吗？
这样看，你八成不会按时吃药，至少稍有借口就会省掉一天、两天，有几天不吃药吧！
然而换一个方式看，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决定。99.5%的几率，意味着在一千个染有病毒的人当中，每天会有五个人发病死掉。99.95%，则是一万个染有病毒的人当中，每天有五个人发病死掉。
这里有两群染有病毒的人，一群按时吃药，一群却不吃药，2010年1月1日，两群各有一万人，依照这样的感染比率，到12月31日，吃药的那群人剩下八千三百人；可是不吃药的呢？啊，只剩下一千六百人。
那你还吃不吃药？
累积乘以倍数的风险
一天一天分开看，几率没什么差别；但累积一年，那差距不但看得到，而且还大得惊人。
风险危机最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再怎么微小的几率，一旦累积乘以倍数，就变得显著了。所以短时间的风险评估、控管是一回事；长时间的风险评估、控管是另外一回事。还有，个人的风险评估、控管是一回事；众人团体的风险评估、控管又是另一回事。
孙中山先生说的：“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这句话在风险评估、控管上，至今不只颠扑不破，而且值得反复被强调，值得回到根本上重新理解。
政治必须管理众人，众人具备数量的因素，这是政治考虑上无论如何不能遗忘的原则。在我们个人层次看来微不足道的风险，一旦乘以众人倍数，可就不得了了。
每个人每天在路上遇到死亡车祸的几率，微乎其微。没有任何一个人出门开车或走路时，会去预想：啊，我今天要用什么方法避免遭遇死亡车祸？因为微乎其微，所以绝大部分的人，几乎是所有的人，都不会做任何事来予以防范。可是道路上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车，数量累积之后，再微小的几率乘以巨大倍数，就还是会造成死亡车祸出现。
每个人都不会遭遇，但事实上以台北市而言，一年有近百人死于车祸中。这样的情况，比前面举的吃药例子，更难让人自愿为了降低几率而去做些什么。
政府要解决整体的风险
就是这种状况，烛照出政府的重要性。政府关照的，是那一整幅众人的景象。正因为面对那么小的风险，正常状况下没有人会有警觉，没有人会愿意麻烦做些什么，大家的基本想法都是：“反正不会是我。”“多做少做反正没差。”那么当然也就不可能倚赖个人层次的努力，来控制风险、降低风险。
政府的思考方式，就是一种“众数风险”的方式，是如何在大量的数字基础上，降低整体风险。怎么样将今年全年一百零三个车祸死亡人数，明年降低到一百人以下。
为了要减少那屈屈几个死亡数，很可能要大费周章。要调派警力多抓违规酒后驾车，要购买器材多设置超速照相，要改变规定不准红灯右转，部分路段要增加分隔快慢车道的安全岛，另外部分路段反而要拆掉原有的安全岛……
很多措施不只花钱，还转嫁成为大家的麻烦负担。可以转弯的路口不能转弯了，本来不塞车的地方塞车了，更不必提各式各样的罚单变多了。
经过这么多努力，呈现的成果很可能是让第二年的死亡数字，从一百零三降低成九十。然而这样的数字，对大多数人是没有一点点切身感觉的。本来那一百零三人不会是我，当然那多被救活的十三个，也不会是我。这是一般人的感受。
从整体的层次，明显的风险依然存在，那九十条人命还都是人命；可是从个体的层次看，却往往只感受到被骚扰、被要求的负担，感受不到平均下来那样微之又微的风险降低。于是个体的要求、反抗，就会不断升高，影响到整体风险控管的空间。更困难的，是面对尚未真正实现过，但一旦实现后果极其严重的风险。核能电厂是最明显的例子。核能运转不可能没有风险，但那风险在短时间内又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当成不存在，然把风险几率乘以长时运转周期的庞大倍数，一旦意外发生必定酿成大祸，两项因素相乘，就构成风险控管上最棘手的难题。
要看那微小几率的一面，因而觉得核能很安全？还是要看那累积放大的倍数，因此觉得核能很危险？还是要看一旦出意外，核能吓死人的破坏力量，因而觉得核能万万要不得？到底怎样的角度，怎样的抉择，才是理性有利的？
坦白说，如果没有风险的因素，人类组成政府、政府发挥功能的需要，会小很多。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在看到风险、拿出对付风险的办法来。
对付风险，是那么根本的政府责任，却绝非简单容易的事。政府的政绩，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应该就是在理解风险上有些怎样的洞见，又具备如何的智慧来处理风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