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历史的，年轻时曾经一度专攻汉朝历史，没错，可是并不因为这样我就应该最明白历史上的王莽是怎样的一个人。
正因为我学历史，所以我清楚意识到关于王莽的史料，何其有限！王莽的事迹，都经过东汉的人整理处理后，才传留下来。刘秀创立的东汉，为了接续西汉为其最重要的统治合法性基础，必然要将王莽视为一个连续的汉朝的异常、断裂，在他们手里王莽甚至得不到“前朝”的地位，而被简单地定位为僭越者，也就一定要把他写成偷走大汉江山后来又自取败亡的人，如此保住西汉的面子，也张扬东汉的正统。
换句话说，东汉人写的王莽，带着强烈的偏见。可是偏见强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撇开偏见看到多少事实？很难说。
传世的史料里，一贯把王莽描述成一个虚伪、作假的人，靠奸邪骗术才当上皇帝。我怀疑王莽其实没有那么虚伪，或者该说，我不相信光靠虚伪，王莽可以一路骗到那么高的位子、那么大的权力。如果没有触及那个时代特殊的问题，给予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光靠骗，能骗多远？
王莽触及的时代问题，最重要的，是汉代财富分配愈来愈不平均，土地兼并造成小民破产的问题。本来社会地位很低的商人，靠货殖贸易赚了钱，就去买土地；本来地位高的人，靠地位靠既有财富也拼命买更多土地。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耕作的农人就失去了土地变成佃户，再碰到荒年饥荒，佃户就进一步沦落为奴。
王莽反对土地兼并，反对大量买奴蓄奴，他也反对商业贸易，主张“返本”，就是“重农轻商”，这些应该都不是装的、假的。他自己是外戚豪族出身，如果不是有强烈的是非信念，犯不着背弃豪族利益。人民也因为这样而信任他、支持他。
王莽的改革
新朝取汉朝而代之，王莽上台，最先公布的法令，就是禁止土地及奴婢买卖。然后接着就进行了一连串的货币改革。
王莽废掉本来通用的五铢钱，代之以“五物二十八品”，钱、银、龟、贝、布五种不同材料制成的货币，一共有二十八种不同的面值。随便想也知道，这样复杂的货币多可怕！钱跟银怎么兑换？龟跟贝呢？布跟钱呢？怎么算得过来！
而且王莽还不是改一次就算了。一改再改，改到完全不合理。例如说有一次改货币，规定“货泉”重五铢，“货布”重二十五铢，那么一个“货布”应该等于五个“货泉”，对不对？不对，王莽硬要规定一个“货布”值二十五个“货泉”！
这样的货币怎么能用？是不能用的。史书上以此为王莽头脑昏聩的证据，这样的人怎么能治国呢？
然而，我忍不住要问，王莽设计这样的货币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要让人家方便使用吗？一定不是。他根本就觉得货殖买卖是坏事，而货币是促成货殖买卖的祸源，他当然不会想改出一套好用的货币。
王莽做的，或许没有史书上显示的那么荒谬可笑。他之所以能登上大位，靠的是以儒家的古典价值对照批判西汉末年的现实，现实那么痛苦，王莽提供了吸引人的希望，那就是回归曾经有过的旧时黄金年代，一切兼并混乱都还没发生的那个时代。王莽以复古为革新，让货币返回原始状况，也就是货币没有那么普遍、也没有统一的方便系统的状况。那样的货币当然不好用，可是上古不也就是因为货币不发达、不方便，所以能维持素朴，所以没有商人势力，没有土地兼并，人民可以安居？
王莽非但不“诈伪”，而且还对自己提出的改革主张，认真执行。王莽的败亡，也不完全是史书里认定的，源自诈伪败露遭到唾弃，反而更大一部分是因为他太相信改革梦想，以为一夜之间下几道命令就可以让天下改头换面，他严重缺乏现实感，活在原理原则的幻想中，不顾现实的作为，结果把整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根本无法正常运作，也就根本无法真正造福那些期待王莽救助的人。
太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政治
从我对王莽比较同情的理解看来，王莽失败的原因，跟陈水扁刚刚好相反。虽然王莽和陈水扁崛起的背景，都是价值错乱的时代，然而王莽抓住儒家价值取得政权，儒家价值不只是他夺权的工具而已。要是他真的“诈伪”，夺权之后做一些表面好看的动作，别急着进行改革，他的王朝说不定还会长久一点。他的问题就在他真的相信照抄儒家经书上的“真理”，认为这是必然该做要做的事。他无法看出来，儒家经典和眼前现实中间存在的差距，因此他也就不会意识到从现实到改革梦想有过程有步骤，他用最直接的方式说做就做，当然也就一做就错，怎么做都对不了。
王莽的悲剧，来自他太有信仰，信仰掩蔽了手段。陈水扁当然不是。陈水扁的悲剧，来自除了权力本身，他没有信仰过任何其他原则。除了拿到权力、扩大权力、保有权力是真实的，其他都是方便敷衍，太没有信仰、太没有原则到了一个程度，谁也没办法信任他，他的权力基础就被消蚀了。
在政治上，太有信仰和没有信仰，都是可怕的事，都会塑造出可怕的权力者。政治真正需要的，是信仰一个高远理想，却又明白理想不可能一步达成的人。他知道从这里到理想那端，路很长、很曲折，他愿意有耐心地规划一步步的路线，又能不时抬起头来，确认理想的方向，不会遗忘理想，更不会放弃理想。
王莽不是这样的人。陈水扁，唉，更不会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