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社会上，最紧张最棘手的问题，首推巴以关系。1948年以色列建国，饱受压迫屠杀的犹太人有了自己的国家，可是原本生活在该地的巴勒斯坦人却就失去了基地，换他们被以色列压迫欺负了。
半个多世纪，巴以之间有过多少戏剧性的冲突变化，而且后面还牵动了更广大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敌意，还有被强大犹太游说力量紧紧拉住的美国政治考虑。从1948年到现在，我们可以明确指出一个时间点，巴以关系最接近得到和平的机会。那是2000年在美国戴维营，美国总统克林顿及其中东特使穿梭奔走，以色列摊出了和平条件——巴勒斯坦承认以色列国家地位，放弃暴力手段，以色列取得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区约百分之五至十的土地，换相当于该区百分之三的其他土地给巴勒斯坦，那么以色列就从西岸及加沙走廊撤军，将该区交由巴勒斯坦当局管理。
这实质上已经是提出了巴以两国并存的方案了，间接承认巴勒斯坦建国，而且把巴以国界都划出来了。巴勒斯坦付出的代价，只是西岸大约百分之二至七的土地，换来以色列军事统治落幕。如果能如此安排，两国和平相处的几率大增。
巴以和平的破灭
可是在那个关键时刻，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并未依照美国期待的，把握机会签署和议，而是拖延不置可否，然后在离开戴维营后，拒绝了这项条件交换。
克林顿失去了解决中东危机的历史名声，以色列总理巴拉克输了国内选举，强硬派抬头，悍然收回了原本摆上谈判桌的条件，进而关闭了和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谈判的管道。
很多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人，都为此扼腕，埋怨阿拉法特固执、盲目，眼睁睁放掉大好机会，破坏了和平的希望。以色列方面，乃至美国外交圈，因而留下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认定阿拉法特是个不可理喻的人，只要阿拉法特仍然担任巴勒斯坦领袖，那就绝对不必想要跟巴勒斯坦谈判。
以色列从此再也没有提出类似的让步条件。相反的，沙龙领导的内阁以各种方式限制巴勒斯坦人行动自由，又放任大量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新移民据点，巴勒斯坦人愈悲惨、愈愤怒，也就有愈多自杀式恐怖行动，于是巴以之间，乃至整个中东更加不得安宁了。这都是阿拉法特的错！他怎么会放过那么好的条件？他还想要什么？他到底在想什么？他的脑袋怎么了？
这些年过去，那次戴维营和谈的前后细节逐步披露，各个环节连接起来，我们慢慢发现，其实阿拉法特的决定并不像人们过去想象的那么荒谬、那么不可思议。
一项关键因素影响阿拉法特的判断。他到美国去时，巴勒斯坦国内正在进行武装抗争，许多年轻人包括小孩拿起石块攻击以色列占领军队，以色列军队如果自卫还击，巴勒斯坦人就流血丧命了。
以色列的底线
从阿拉法特的角度，他必须保证自己接受的，是以色列最最底线的条件。不然回到巴勒斯坦，一定会被政敌猛烈攻击。
然而在这方面，他得到的信息，却是以色列方面连续几次改变的说法。每一次以色列都说这是最底线了，以色列方面绝对不可能再让，然而在阿拉法特明确回答之前，以色列又给了新的、多让一点点的内容。
其中有一次以色列甚至惹恼了美国中东特使罗斯。罗斯居中传话，告诉巴勒斯坦这方，以色列最后最后的底线，是西岸百分之十的土地，不可能再少。然而在没有通知罗斯的情况下，以色列方面却在谈判桌上拿出一个新的“绝对”底线，把保留的西岸土地降低到百分之六。换作你是阿拉法特，你会怎么想？很简单，你不会轻易相信以色列提出的任何底线，你更不会相信他们说的任何“绝对”，你会被这样的过程弄得愈来愈贪心，你相信只要以色列愿意主动提出来的，一定就不会是真正底线。
阿拉法特眼中再也看不见条件内容中有利的部分。他只看见对照他不断提高的期待，现实方案里不足的部分，现实方案提高，他的期待就更高，他不可能相信哪一个方案是“最后”的一个。
这是阿拉法特的理性，他没有疯，他也没有格外荒谬。大家认为好得不得了的那个方案，对比阿拉法特的预期，也没多好；更重要的是，他不可能看出哪一个是以色列真正能够拿得出来的“最后”方案。
现实是一回事，人们对现实的认知、感受是一回事。现实可能很糟，不过如果人们的期待更低，那他们还是会觉得满意满足。相反地，再好的现实，如果比不上追不上人们的预期，那就还是糟糕、难耐的。
在巴以问题与谈判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和解的难以企及，更能感受到和解的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