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大杂院时，我的记忆还连不成线。我上了半年学才会写名字，在那以前，我和后院野地上的婆婆丁、黑星星一起，按季节发育，与院落中的一切同时开放和委顿，常常觉得世上只有我一个人。后来，识字为我建立了记忆，也改变了保存记忆的形式。
我家所在的那片房子，原来是所小学，我家和姜姨家是同一间教室，居中砌一面墙，我家在这面的墙底下放了一张桌子，在钉子上挂了一幅画，姜姨家在那头的墙底下放了铸铁床。我们这边刷成淡绿色，姜姨家刷成淡粉色，在离屋顶一尺的地方用滚子溜了一圈花纹。姜姨家比我家要好看。到了冬天，家家封窗户，在两扇玻璃窗之间填层锯末子，到了开春时候，锯末子上落一层灰。她家的锯末子上铺了彩色皱纹纸，纸上均匀地摆着几只塑料鸭子，当外层窗玻璃结了一层冰凌时，看着像万花筒。初冬的中午，我午睡前要转到她家窗外，用指头不停地对着几只塑料鸭子敲，一直到欣欣姐听见，从窗户里冲我摆着手笑。
欣欣姐比我大八九岁，那时上中学了，在我眼里接近成人，连我哥都敬畏地称她为“欣欣姐”。我只记得她温和、安静，常常把她的长相和画上的张海迪搞混。
大院的居民都没有电视，套在皮套里的电匣子每天除了“小喇叭”和重复两遍的评书《三国演义》，没有我能听懂的东西。父母们的消遣是串门和串门之后关起门互相议论，我隐约能听懂他们的话时，时常听到他们说起欣欣姐，“就欣欣不知道”。
“能不知道么，全家都知道，连小胖都知道，能瞒住她一个人儿？”
她家是在全院拆迁之前搬走的，姜姨家的姨夫是空军，转业安置在青岛。于是她家的事情就可以公开说了。欣欣是姜姨姐姐的孩子，姜姨两口子不生养，她姐姐家连着生了四个女儿，就把最小的欣欣抱来。姜姨的姐姐也是我们的邻居，我们都跟着欣欣姐叫大姨。除了对欣欣姐而言，两家离得只有十几步远。
“糊涂。”我母亲说。
几年以后，我母亲到青岛姜姨家做客。讲起姜姨家的姨夫脾气不好，经常在饭桌上呵斥欣欣姐，她就一边掉泪一边吃饭。姜姨说你哭完了再吃，这么不把胃吃坏了么。欣欣姐说我不吃他以为我和他赌气呢。这时候，关于她的事儿已经不瞒她了。
又过了几年，听说她上了师范学院，在一所重点中学教英语。
又过了几年，她和同校的一名男老师结婚了。姜姨也是暴烈的脾气，微笑的时候像一座安静的石头狮子，提起这个姑爷，扁着嘴摇摇头：“我说她，她不听啊。”
又过了几年，听说欣欣姐死了，得的是妇科癌症。她生过个男孩儿，病是在孩子三四岁大时查出来的，丈夫和她离婚离得很直爽，因为她的病，也领走了孩子。她前夫和再婚的妻子早就认识，或许和这病互为因果。那癌像一颗靠着阴郁蔓延的种子，从小就埋在她静悄悄的身体里，跟着她一起发育，青年女人的体格健壮，恶化也就更快。她临走前很想看看孩子，但是谁都联系不上前夫。
还是只剩下了姜姨夫妇两个，他们原本希望抚养一个孩子来抵御衰老，却在衰老到来之前就把空虚和失去的滋味都尝过了。他们想将外孙子当作念想，据说那个孩子已经不大认识他们了，到过年时登一次门，拿到厚厚的压岁钱就站起来走了。在人前，他们尽量保持体面，在小小的阳台上种满花。他们和哈尔滨的大姨一家走动得勤了一些，谁都不提起欣欣，像是坐在一个阴天里。
我不敢再明白过去以为自己明白的事儿。人无论是付之一炬还是化为泥土，不过是相同的重量，在变换着方式，该脱掉的脱掉，有些东西散进空气，被不同的人呼吸，他们诉说的方式变了，期待有人为他们再落一次泪也好。哪里又是已经被一切人淡忘的欣欣姐？
我时常觉得无地自容。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