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论文
曹禺的剧作——《曹禺剧作选》，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其实，在“四人帮”的禁止下，它仍然拥有广泛的读者。人们是喜爱曹禺的剧本的。其原因不仅由于曹禺的剧作“记载和暴露了黑暗、丑恶的旧社会，使今天的读者了解一些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的新社会”（《曹禺剧作选·后记》）；而且由于它的杰出艺术成就，它所凝结的戏剧创作的宝贵经验，至今仍能给我们提供可珍惜的启示和借鉴。本文试就《雷雨》《日出》的艺术风格作些初步探讨。
一
曹禺是一位有着巨大热情的作家。他特有的思想、热情的特色，不但决定着他的创作风貌，更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格外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
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杰出的作品都不是用笔墨写成的，而是作家用他的生命，用他的高尚灵魂，用他全部的感情写成的。曹禺创作《雷雨》《日出》时，不可遏止的“被压抑的愤懑”推动着他，心中汹涌着一股巨大的情感的流，他甚至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需要。”（《雷雨·序》）他写《日出》同样是出于“终于按捺不住”的“一腔愤懑”。光怪陆离的社会黑暗现实，“梦魇一般的可饰的人事”，这些都“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增强我的不平之感，有如一个热病患者”（《日出·跋》）。《雷雨》《日出》都是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在这灼热的情绪和按捺不住的愤懑中创作出来的。艺术，本来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具有情感的形象反映。对革命的先进的事物的崇敬、赞美，对反动的丑恶的事物的愤怒、仇恨，是艺术创作的强烈推动力。缺乏真情实感，不可能产生动人的艺术；缺乏真情实感的作品，更不可能企望打动读者的感情。曹禺的巨大热情在《雷雨》《日出》中激荡着，使你感到他的作品好像都矗立着巨大的感情支柱，支撑着他戏剧艺术的大厦。这种激越的热情，拨动着读者和观众的心灵。
曹禺在总结《雷雨》《日出》创作体会的文章中，一再提到他在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原始的情绪”、“情感的憧憬”以及“情感的发酵”等等。不可否认，在这些文章中或多或少蒙上了一层艺术神秘的薄雾。但是，只要拨开这层神秘的薄雾，所谓情感的憧憬和发酵，都生动地描绘了形象思维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感情的激荡而进行的。人物、情节在情感的潮水中浮现着、孕育着、骚动着。“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雷雨·序》）所谓“情感的发酵”，正是在思想感情的升腾鼓荡中人物形象的诞生过程。可以说，没有沸涌着的热情，就没有真正的形象思维，也就不可能诞生感人的艺术形象。曹禺把自己的热情熔铸于人物塑造、情节提炼和环境氛围的创造之中，无处不流淌着倾注着他的热烈的情感。
作家的思想是有个性的，为作家的思想所支配的热情也是有个性的。作家思想感情的个性不能不决定着他的创作风格。别林斯基曾说：“戏剧就其本质来说，最是充满热情的。”还说：“伟大诗人的作品无论怎样繁多怎样不同，每一篇都有自己的生命，从而有其自己的热情。”（《别林斯基论文学》，第54、55页）曹禺是有着他“自己的热情”的。他的巨大的热情特色，表现在《雷雨》《日出》中，它好像是在“黑暗的坑”中挣扎的呐喊，是在“残酷的井”中拼命逃脱所爆发出来的呼号。“被压抑的愤懑”，焦灼，痛苦和苦闷都一起注入作品之中。弥漫于《雷雨》《日出》中的是一种暴风雨来临前夕的郁闷和烦躁的情绪，是大地震即将到来时的骚动不安的气氛。这些透露在创作风格上，表现为紧张、热烈而激荡。这种风格特色，使人明确而毫不含糊地分辨出它是曹禺的戏，而决不是另一个人的。
曹禺的热情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特色和诗的意味。可以说，他写出了诗的戏剧，戏剧的诗。他的热情透过人物的台词迸涌而出，每个人物都卷入了感情的旋涡之中，性格自身的矛盾也表现为情感的矛盾，人物性格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激起飞溅的感情浪花。他的热情也注入情节的提炼和组织之中，表现为高度的紧张性，生动而丰富的情节为人物提供着抒其感情展其内心的机遇。他创造着一个情景交融的环境和氛围，无论是《雷雨》和《日出》，都有着一个诗意的境界。
泰纳曾指出，巴尔扎克的“灵魂和行为的每一部分都在他所思考的和写作的东西上留下了印痕”（《巴尔扎克论》）。曹禺自己的热情、风格等等，无疑也都会打着他世界观的烙印。既然他是写自己对时代和社会的真实感受，那么，在他对社会和时代的独特的理解和感受中，自必有着他的优长和短处，而这些又辩证地统一于曹禺的世界观里。曹禺写《雷雨》《日出》时，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当时，他还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他对黑暗社会的“残忍”和“冷酷”充满义愤，他对一件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焦灼不安。《雷雨》《日出》中所表现的雷雨来临前夕的令人窒息的气氛，所透露出来的动荡不安的空气，它确实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暂时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正酝酿着一场大变动的社会气氛。但是，也反映着作家由于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和动力缺乏正确理解而带来的苦闷。他所塑造的人物，也都有着他自己的热情的标志，在人物身上凝结着他的爱和恨，血和泪，体现着他对人物的思想的感情的评价。但是，无论是《雷雨》中的蘩漪、鲁侍萍、四凤等，还是《日出》中的陈白露、翠喜、小东西、李石清、黄省三等，似乎都有着这样的特征：这些人无论“怎样的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也难跳出“残酷的井”。他们挣扎着，争执着，“而不知千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于是，越是挣扎越是陷在死亡和悲惨的命运里。具有不可摆脱的悲剧命运的人物，组成了曹禺自己的形象画廊。这些人物的命运，的确“暴露大家庭的罪恶”，揭露着那“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但是，人物不可挣脱的命运，反映着他“当时思想上的苦闷，徘徊以至犹豫，因此它们就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地指出活着的人的生路”（《曹禺剧作选·后记》）。顺便提到的是，有人把曹禺的剧作说成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这并不是十分准确的评价。《雷雨》《日出》所表现出来的彻底反封建主义的精神，对资产阶级的揭露，对“日出”的向往，对工人的热切期望，仍闪耀着为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亮色，并且继承了“五四”以来文学的战斗传统，都并非批判现实主义所能概括。曹禺创作的独特艺术风格，有着它时代的色彩，战斗的风貌。
二
曹禺的创作风格，透露在人物塑造上则是着意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赋予人物以浓厚的抒情色彩。
曹禺曾说：“作为一个戏剧创作人员，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我总觉得写戏主要是写‘人’；用心思就是用在如何刻画人物这个问题上。而刻画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人物的动作、发展、结局，都是来源于这一点。”（《看话剧＜丹心谱＞》）这确是他多年创作实践的总结。人物的思想感情决定着人物的行动，越是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充分揭示出来，越能刻画出人物性格的特征。曹禺在《雷雨》《日出》的人物塑造中，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出发，严格遵循着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发展逻辑，写出人物的行为、发展和结局。周蘩漪是一个内心有着“火炽的热情”，热烈地追求自由的人物。但是周公馆的环境却像铁箍一样把她紧紧地束缚住。尽管她对周朴园的专横和冷酷充满着厌恶愤恨，却又不得摆脱。十八年，她被关闭在令人窒息的生活圈子里，强烈地渴望得到自由的呼吸。于是，她把挣脱的希望寄托在周萍身上。她死死地抓住周萍不放，表现了一种阴鸷性的爱。但是，周萍却是一个懦弱者，偏又拼命地摆脱她。“阴沟里讨着生活却心偏天样高”，这样，不可摆脱的被压抑的愤懑，不可得到的爱情和自由，使得她绝望而疯狂起来，导致了她的悲剧的结局。在这里，人物性格自身的矛盾，也表现为内心深处的巨大的感情冲突，似乎人物也成为某种感情的化身。伴随着人物感情的升沉潮汐，人物的性格得到充分的展现，产生着感人的艺术力量。
让人物“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这是曹禺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特色。他既然认为许多人物都有着不可摆脱的悲剧命运，因此，他就充分展现人物的不可摆脱的命运所带来的感情的痛苦性。黑暗的社会制度所强加的重压的残忍和冷酷，都透过人物，情感上的折磨和痛苦反映出来。鲁侍萍被周朴园蹂躏的命运已是十分悲惨了，打击也是格外沉重的。谁料到三十年后，不但她自己又由于和周朴园重见而勾起久沉心底的怨恨，而且她的女儿四凤又在重蹈着她的命运，在旧的未解的怨恨上又增添了更沉重的打击和感情上的痛苦。曹禺曾说：“在不重要的地方只几笔交代过，在需要大段抒发人物感情的地方抓住不放。”（《曹禺创作生活片断》）鲁侍萍的几场戏：在周公馆同周朴园旧地重见；在雷声闪电中要四凤起誓不见周家的人；得知四凤已经怀孕三月，她的惊疑、惧怕、担心、痛苦和怨恨都异常深刻地表现了“在情感的火坑里”受着折磨的残酷性质。正是这样的人物的抒情，控诉着社会制度强加给她的不公平的命运，也控诉着社会的黑暗和冷酷。富有情感的艺术形象感动着读者，蕴藉着深厚的思想力量。
曹禺人物塑造的杰出之处，还在于他善于刻画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多面性。性格的丰富性，同样是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而展现出来的。
陈白露是一个堕入资产阶级生活圈子而不能自拔的人物。但是，曹禺没有把她的性格简单化。作为一个交际花，她出卖着自己，整天同潘月亭这些人物厮混，但是她却同情着小东西的遭遇。她决不同意和方达生结婚，而偏偏叫他留下来，为的是“想想我们以往的感情”。她既认为“我同他们一样爱钱，想法子弄钱”，深受着金钱哲学的支配，但她对可以满足其金钱要求的潘月亭，却总是表现了厌恶、嘲讽甚至戏弄。这一切看来都是矛盾的，但这些又都表现了她不得不向黑暗的残酷的现实妥协，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处境；同时，又深刻地揭示了她毕竟是个铜臭浸透了灵魂，堕落了的资产阶级女性。她的悲剧性格的本质是透过多面性的表现而展示出来的，因此，更为真实，更为令人信服。周朴园是作者鞭笞的人物。这个双手沾满了工人鲜血的资本家，在家庭里也是专横独断的暴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作者却写了他吃斋念佛。他可以在家里保留着三十年前被他蹂躏后而抛弃的侍女鲁侍萍的种种习惯，并把她的照片摆在案上，似乎是“真诚”地纪念着被他蹂躏而抛弃的女人，当他再次见到鲁侍萍时更慷慨地拿出大笔金钱奉送她。这些，看来也是十分矛盾的。但是，正是这些看来“真诚”、“慈善”、“道德”、“慷慨”、“人情”的地方，都深刻地揭示了周朴园丑恶灵魂的多面性的统一。作者越是表现他的“真诚”“道德”的地方，越是无情地揭露出剥削阶级的“真诚”的伪善，这种伪善恰是剥削阶级本性的表现形式。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所以真实，是因为没有把人物搞成概念的化身。人物的典型性通过丰富的个性表现出来，反而更加深刻地表现了性格中本质的东西。
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是在多面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的描写中完成的。曹禺的创作风格特色，在于写性格的冲突时都着意突出其感情上的巨大冲突。凡是在那些性格的矛盾展开搏斗的地方，都使之各抒其情。因此，在跌宕起伏的性格冲突中，人物的感情潮水也随之激起澎湃的浪涛。李石清的性格丰富性，是在同潘月亭、黄省三、李太太的多面的性格冲突中展现的。没有黄省三，就看不出李石清的狠辣和无情；没有潘月亭，就刻画不出李石清的狡黠、无毒不丈夫的特征；没有李太太就写不出李石清不顾一家老小的铁石心肠，而这些都深刻揭示了他一心向上爬的内心世界。这些写法同脸谱化概念化是绝缘的。性格的多面冲突，着重又揭示其感情的冲突，这就使性格的矛盾有着浓重的感情色彩。周蘩漪同周朴园的性格冲突，着重表现为周朴园的冷酷无情和周蘩漪的被压抑的愤懑之间的感情冲突。周蘩漪同周萍的性格冲突，则更多地表现为周萍的拼命摆脱而产生的厌烦悔恨和周蘩漪死死抓住他的阴鸷爱情之间的感情冲突。这样的戏剧冲突，不但引人入胜，而且动人心魄。在情感的激荡中，人物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得到完美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