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写博士论文《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1991）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论证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有力的因果联系，并且还得出了一个口号式的简化结论：“唯有制度是起作用的。”局部和静态地看，人的偏好与行为均严格地受制于将其包围于其中的形形色色的制度。用诺斯的话讲，它们是指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用我自己的话讲叫作规则和习惯。尽管这个看法时至今日仍旧适用，但其适用范围或解释力却是有限的。其中要紧的问题是，制度是由人创造和遵从的，可人为什么会选择这样或那样的制度？在《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1993）中，我尝试着回答了“人们选择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制度”这一“悖论”。诺斯后来的研究兴趣，也逐渐从强调以产权为核心的制度的重要性，过渡到探究导致制度变迁的原因上来。不过他进一步把分析的重心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倒让我觉得有些走过了头。
为了更好地理解制度变迁，特别是制度变迁的方向与速度，我开始关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或利益集团理论。奥尔森通过剖析各种社会内“分利集团”的私利与国家整体利益对立的性质，并凭借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僵化”的范式，简洁且有力地解释了国家的兴衰。沿用这种分析思路，我先后完成了《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1994）、《国家放松管制的博弈》（1995）和《利益集团与贾谊定理》（与孙广振合著，1997）等论文，着重讨论了利益集团的性质与作用、其数量与规模的含义，以及它们与长期稳定和增长的关系。我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分析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和它们与国家的关系，来对那些“歧视性的”制度之创立或变迁加以阐释。在利益集团层面上讨论制度变迁，尤其是再伴之以带有典型意义的中国实例，比起单纯地讨论制度与行为的关系，显得要更充实一些，现实感也要更强一些。
在论及中国电信改革或制度变迁的起因时，我的一个命题——财政压力导致政府放松管制——引起了论争。为此，我又写了《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与何帆合著，1997），以求更加细致、完整地论证这一命题。在当代中国，感受到财政压力的主要是政府，而产生财政压力的根源，则在于存在着众多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性质》一文（与何帆合著，1996）以隐含于政策之中的充分就业和赶超增长目标为基点，一方面描述了国有企业的“边界刚性”和其改革自然会走一条“内部市场化”的道路；另一方面还暗示出“甩包袱式改革”只能以渐进的方式加以推行。这里，由于涉及财政问题，政府或国家被当作了分析的一个焦点。不过，那时我对国家的分析主要是集中于经济层面，关注的问题是政府政策、管制与利益集团的互动，而并没有把研究延伸到宪政层面。
国家兴衰取决于制度，制度的关键又在于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个人权利逐步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同时也是宪政制度逐步确立的过程。这样一来，制度选择与国家兴衰问题也就转换成了对宪政改革之起因、过程和启示的分析与归纳。在博士论文和后来发表的《美国宪法的经济学含义》（1993）中，我曾经触及立宪问题，简单说就是使政府在宪法规定下有效地行使被赋予的有限权力，同时本分地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不过，那时讨论宪政的角度和侧重点与今天相比还是有所不同的。特别是，十几年前我虽然多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却缺乏必要的逻辑框架和经验环节。三年多前，我读了尼尔·弗格森的《金钱关系：现代世界中的金钱与权力1700-2000》、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另外几篇相关的经济史论文（如理查德·格兰的《中国十七世纪货币危机的神话与现实》）。美洲金银似乎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以致让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把外部冲击、制度变迁与长期增长串联起来的逻辑线索，其结果便是《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这篇长文。
坦率地讲，这是一个难度颇大的论题。说它难，首先在于相关的论述卷帙浩繁，做到充分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众多名家大师对它多有涉及，以至于为后来者留下的发挥空间极为狭小。但这个问题如此重大，以致一想起来便心旌摇动。与此同时，按照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其名作《历史的观念》中的说法，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来进行的，其价值在于自我认识，亦即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从而告诉我们人或人类社会是什么。所谓“证据”，是那些叫作文献的东西的总称，是一种存在着的、历史学家思索后就可得到他对过去所做探究之答案的东西。然而，证据不是一成不变的。某种证据之所以会变化，是由于历史学家们的能力、历史研究方法、解释证据的原则以及目标不断在变化。因此，每代人都往往而且也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书写历史。基于此，我们撰写了此文。
这篇论文是合作的产物。我的合作者高程对此文贡献甚大。许多数据、史料和部分初稿，以及一些颇有见地的想法，均出于其手。在近一年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之间进行了频繁的讨论，交流对各种文献的看法。文章也是一改再改。也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次比较成功的合作经历，我们目前正在集中精力，共同对多年来一直令我魂牵梦绕的问题——明代中国“错失历史机遇”的内因和外因——进行探讨。可以被视为此文姊妹篇的这项研究，目前进展还比较顺利，预计年内我们可以拿出初稿。
在此，我本人并代表高程，对那些在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提出了很有价值意见与建议的人士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们是：吴思、陈平、孙广振、丁一凡、张军、郑秉文、李向阳、贺力平、孙杰、向松祚、时红秀、李增刚等。本文的简写本就有四万多字，它能够在《社会科学战线》今年第一期上发表，多亏了李华编辑的帮助。今天它能够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也要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的姜勇和晋晶女士。当然，感谢归感谢，文中的一切疏漏和错误全部由作者负责。
张宇燕
2004年9月3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