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出版至今已有12年了。当年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是想对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的观点做些补充。诺斯和托马斯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世界尤其是英国与荷兰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经济快速增长，根植于“光荣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后逐步确立起来的、一整套有利于新兴阶级壮大的制度安排；反过来新兴阶级的壮大又强化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国家权力。（在该书的结尾，诺斯和托马斯还特别提到，他们的主要论点马克思早就说过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未超越马克思，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他们不赞同马克思的观点。）作为制度经济学支柱之一的新经济史理论的奠基者，诺斯和他的同事于40年前得出的基本命题，即制度决定长期增长，在今天仍然被密集地讨论着。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最近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被看作是诺斯命题的一种延续，一种精致化。
如果接受“制度决定长期增长”这一命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被视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英国“光荣革命”发生在1688年，而不是1588年或1788年，抑或更早些或更晚些。当年的诺斯和托马斯没有把关注点放在“时间点”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提出命题。作为后来人，追问“时间点”便多少成了一种学术责任。我们的思路很简单，就是去查阅文献，寻找新兴阶级在那个历史时段得以产生、生长、壮大的条件。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是一件堪比“光荣革命”的历史事件，同样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启，即伴随着巨量金银的开采、掠夺并贩运回西欧，一个新兴阶级或集团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拥有的巨额财富一方面使旧贵族相形见绌，另一方面又时刻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西欧各王室政权对财富的贪婪构成了其财产的最大威胁。借助对美洲金银与新兴阶级的壮大和其集体行动的形成之间关系的说明，我们力求对“光荣革命”爆发的“时间点”问题做出解释。顺带说一句，在此把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打上引号，是因为“发现”一词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或殖民主义的含义。难道美洲及印第安人是被欧洲人“发现”的吗？
除了用货币财富与新阶级产生来解释重大制度变迁外，我们还得到了一个派生的，同时也是非常关键的制度经济学命题：制度安排中的产权保护固然重要，但对社会中不同群体财产的保护强度至少也同等重要。中世纪的西欧封建王国也同样是保护产权的，但保护的重点是自身和贵族的财产。封建贵族阶级在那个时代恰恰是最保守的集团，他们甚至不择手段地攫取其他社会阶层的财富。“光荣革命”的重大意义之一在于，它歧视性地给予新兴阶级的财产权以严格保护，而后者在当时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恰好是“起过非常革命性的作用”的阶级。市场规模的扩大帮助他们消除了王权对财产的威胁，接下来他们又利用国家权力来实现其追逐财富的野心，工业革命兴起的制度基础因此得以奠定，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便由此开始。在后来的发展演进中，由于自身固有的矛盾，资本主义又相继遇到了一系列重大危机，几次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如今更是步履蹒跚、前途未卜。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尽管我们引用了一些历史证据，但整体来看，这本篇幅不长的书给出的还只是一个分析框架和逻辑线索，提出的也只是一个理论命题。一定会有读者以为，像西方世界兴起这样的重大历史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应该是复杂的或多重的，任何单一化的理论解释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这类批评确实有一定道理，并且还可以得到一些经验上的支持。但问题在于，历史事实和理论架构之间存在差距是一种常态。最准确的地图是1：1的地图，可谁又会整天带着这样的地图出行呢？地图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通过省去大量不必要的信息，突出了人们最需要、最关注的信息。理论亦如此。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确定少数几个关键变量并说明它们之间的稳定的或带有规律性的关系，并依此对现实世界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这便是理论的基本功能。我们写作本书的目标或野心，即在于给出一个关于经济长期增长的、更为完备同时也尽量简洁的分析框架与基本命题。时隔12年再看这本著作，可以说我们的目标大致实现了。
本书出版后我们听到了一些反馈，其中包括许多批评。严肃的批评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我们也考虑过对原版书进行订正、补充和完善，但最后还是决定在再版时不做修改。书籍有时就像孩子，一旦出生便有自己的命运。让读者了解12年前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也是再版原书的一个理由。书店售罄的同时，又经常遇到朋友、同事或学生询问如何找到此书，则是再版此书的直接原因。据说在网上，本书的拍卖价格过百，这多少让人感到不安，因为我们实在是拿不准如此的高价是否真正物有所值。此外，此书的姊妹篇《初始制度与东方世界的停滞》也将于近期出版。在后一本书中，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同时代的晚明中国。那时的中国虽然也输入了巨量的白银并且催生了一批富商，但却“错过了”经济起飞的机遇。为了解释这一历史现象，我们提炼出了“王亚南—费孝通命题”，并以此为硬核构建起了一个理论模型。再版此书也是为了让读者方便地比照着阅读这两本小书。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编辑王文婷。从续签出版合同，到封面装帧，再到版式设计，她都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没有她的帮助，本书是不可能顺利再版的。当然，我们在此也要感谢中信出版社，这不仅因为它决定重印本书，也因为近些年来它在出版严肃学术著作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我们希望本书能够为中信出版社的宏大志向增添一份光荣。
张宇燕
2016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