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所讲的，就是说明“治国安邦”有关为政的“法治”和“人治”的共通要旨。曾子就引用上古史的经验来作说明，如说：
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
这是很浅显的古文，等于白话，我们不必另加发挥，大家一读就会明白。下文接着便说：
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这是说明治国的要旨，无论是过去的君主体制时代，或是后世的民主体制时代，其政治和法令都必须先从自己本身和家人开始体会设想，怎样领导人民，怎样制定法令，必须完全适合于人情物理，才能行得通。假定所领导的办法和所制定的法令，使用在自己本身或自己的家人，都觉得无法忍受，无法宽恕，而要求别人或下属人民来遵守，那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说“治国在齐其家”，便是这个道理，读来并不难理解。
为什么“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
但是，如果拿来对照现实的世间，我读这一句读了六七十年，还是不能理解。原因是什么呢？例如我们读中外历史，以过去的经验来说，不论是哪一国或哪一种族的人民，他们在很长的一段年代里，为什么就能够忍受那种暴政，一直要等到“人亡政息”才有所反弹，起而改革？就像前文所说，“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到底是为了什么？现代史上如意大利当时兴起的墨索里尼与德国的希特勒“***”，都是我们亲身耳闻目睹的事实。但当时多少人为之疯狂倾倒，多少人为之顶礼膜拜，甚至还留给现世的后人，在憧憬欣羡，乃至私自模仿，这又是为了什么？可以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阅世愈久、涉世愈深，才完全明白这是一个人性哲学上的大问题，不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所能彻底明白的问题。如要从社会科学讲起，最后回归到“哲学的科学”问题上去，多少年、多少字也讲说不完，我就不必自找麻烦了，自然会有将来的贤者去阐述明白。
话说回来，我们前面讨论过去“家天下”帝王制度的时代，即使如《大学》所说，“其所令，反其所好”，而人们却依然服从忍受，好像也是很难理解的事。其实，不只是过去的历史是如此，即使在十七世纪以后，由欧洲开始，二百多年来高唱“民主”和“人（民）权”的西方国家，甚至如现在的美国，他们自己认为是世界上最民主、最有人（民）权的国家，事实上就存在着有许多法令，多是反其人民的所好，但是人们依然在遵守流行，并未完全改正过来使其完善。仔细看来，古今中外善恶美丑的事实都是一样，只是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人们，把善恶美丑的外形粉饰打扮得各有不同而已。
当我在美国居留做过客的两三年间，审慎观察研究他们的各阶层社会，人们最厌恶的便是律师。其次，最恐惧的是医生和医药。号称为世界最民主、文明的美国，也难免如老子所说，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社会。他们的法令也多如牛毛，各州的立法有的和联邦法律有所不同，难免抵触。法官们对于法律的解释，有时也犯了如中国历代酷吏一样的错误，“周纳罗织”，入人于罪的也不少。因此，作为律师的一行就有不少懂得钻法律的漏洞，犹如中国明清时代的一些刁钻师爷或恶讼师一样，也会使打官司的当事人弄得家破人亡。尤其有关税法方面，追缴、追补的多，逃税、漏税的也很公开普遍。这也就是美国式的民主“人（民）权”一面的热闹事。点到为止，也是一言难尽。
有关于美国医学界方面的“法令”，也是不堪领教。医生、医药的费用，昂贵得很难想象。等候排时间治疗，有时超过一两个月，因此拖死病人也很平常。他们间接在压榨病人的费用，实际上是把持医药法令，直接在敲政府卫生部门，尤其保险公司的竹杠。如是私人出钱，向医生、医院求治，那就“贵不可言”了！但无论是间接或直接的要钱，其实就是攫取人民社会的财富而归于己有。但他们是“于法有据”，习以为常，不认为早已根本违反医德和医药对于人类救苦救难的基本原则了。
如照我在过去中国七八十年前，亲眼看到古老的农村社会，现在人所谓的封建社会的医生和药店，几乎和现代西方或美国的医生、药店完全相反。那时医生如果太摆架子，拖延时间去看病人，当场会为病家及大众所咒骂。药店在过新年的正月初一绝对不可关门，而且也不许关门，那是千多年来的风俗习惯。不论半夜三更，正月初一或除夕，请医生看病或到药店买药，绝对没有推迟拖延的行为，不然就会被社会群众所唾弃的。至于民间社会，不论妇女村农，懂得几个祖传偏方或治病方法，给人方便治疗，得到一般老百姓的爱戴，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或药不对症，庸医杀人，不免有之，但到底是少之又少。决不像美国式的“民主”法令，以保障人命做借口，随便指为“无照医生”，就绳之于法。我在美国也随时看到有些病人，明明是医药错误，但也绝对不敢施之援手，甚至也不敢多说，稍一不慎就会触犯他们的法令，不堪设想。国际间能把新旧中外医药一例公费，减少人民负担的国家，据我所知，只有在1980年代前的中国已经做到，虽然并未完善，那也确是当时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善政了。
总之，我们只是略举美国式的民主“人（民）权”，有关法治的一些表面皮毛现象，来说明“其所令，反其所好”而人民依然服从也是常事。只是一般来自外国久居其邦，或为侨民的人们，始终在心理上存有主、客之别和潜在意识的客气，并没有完全深入观察，就不觉得他们民主、法治的社会，仍然还有许多太不文明的阴暗面，因此只见其“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了！不过，他们到底是历史文化年轻的国家，像一般人群中的青年人一样，容易犯有自傲自满、轻视一切的习气，但也确有“知过必改，善莫大焉”的好处，倒很希望他们真能产生一个雄才大略的领导人，和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相互合作，共同为人类谋福祉。
讲到这里，让我穿插一则往事。在1985年的冬天，我到美国还不到四个月，有一位担任白宫财政部副部长级的人，经过朋友介绍特来访问。在闲谈的时候，他问我对于美国的观感，我说：我刚来贵国，差不多每天都在找房子，由最便宜的十万美元一幢的房屋看起，到达两百多万美元一幢的，大约看了大小二百多幢房屋，都需要登堂入室看个究竟；同时也和社会福利的社团有所交往，所以很忙，没有了解清楚。但他就从这个问题上再三追问。我就很随便对他说：据我的初步观察所了解，现在的贵国（指1986年），只有三句话：“最富有的国家，最贫穷的社会，也是世界上负债最大的国家”。但你们不怕，因为国力很强啊！他听完了我的话，特别站起来和我握手说：你说得真透彻，你的观察力太敏锐了！我们很想你能留在美国。我说：请不要见怪，我是随便说说，不足为凭。“我原过客”，到了贵国，能得合法的居留，安心暂住一时，已很感谢盛情了！我欢迎你常来我家做客，喝中国茶、吃中国菜，也是一乐也。于是彼此相互欢笑而散。
制定法令的基本原则
现再回到《大学》本节中所提，有关建立和颁布法令的基本原则，所谓：
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诸”字古代是通“于”字用）
这是说，从事政治的当权者或立法者，当你要发布命令或建立法制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一个最基层的平民群众，也是对象的当事人，只是现在立场不同，处境不一样而已。如果自己接受这个命令，是不是可以做得到、行得通呢？假定人人是我，如果在我自己的心中也有所碍难，也觉不妥，那就不能随便下令或立法而要求别人遵守了。不过，这几句话的内涵很广也很重要，它是有关法律和政令的法理问题，也就是法律学的哲学问题。人类的社会原本无法，“法由人造”，“令自人兴”。以传统的文化历史来说，三代到西周的时期，姑且统归在礼治的社会。所谓礼治的精神，首先的原则注重在教化。因为那个时期，文化智识教育只属于官府和士大夫所有，教育并不普及。（平常的人们，客气一点都叫做“庶民”，不客气一点，都算是愚氓，用俗话来讲，也叫做“细民”。“细”字，就是小的意思。“细人”就是小人。如要研究这个字的读音，应该照客家话、广东话来发音，就合于古音了。那么所谓“庶民”，便是“细民”的变音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礼治，不但在于要求上层阶级的士大夫们，同时也是要教化一般的庶民。所谓“不教而诛之”，则过在士大夫们所从政当权的官府，并不完全重责于庶民，这是礼治文化最重要的精神所在。
到了东周以后，姑且以秦始皇上辈秦襄公时代做代表来划定界线，从商鞅变法开始，才使主张法治的法家之学崭然露其锋芒。因此，到了秦始皇建立帝王政权，专门注重法治，法令严密，才有历史上所称秦法綦严的说法。但帝王政体的法治，只是对皇帝以下的一切人等来说，独有皇帝本身自有特权，不受他自己所颁布的法律所管。皇帝是“出言为经”、“吐语为法”的一个怪东西。所以秦汉以后的许多帝王，本来都是前朝依法所称的盗贼或叛臣出身，一旦取得天下，登上宝座以后，便自又颁定法令，依法管理臣民了。早在战国时代的庄子，就说过这样的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出焉。”而在唐代的历史上，记载着开国功臣徐（李）世勣（即徐懋功）的自白，用作庄子这几句名言做注解，便很恰当，也另具有双向的内涵。徐世勣说：
我年十三时为亡（亡音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阵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
千古英雄，大都不外于此例，只是徐懋功肯说坦白话，仍然不失其英雄本色。如从法律的观点来判决他的罪刑，我们也许可以说徐懋功在十三岁时，是一个失去教养的无赖儿童，随便就犯杀人罪。十四五岁有所改变，但碰到对他不合理的人，因气愤才动手杀人。十七八岁改邪归正，除非在战场上，才杀敌人。二十岁正式参军，因功封为大将，却是用兵来救人了。他在十三岁到十四岁时期，年少失学，岂无被杀者有关原告提出告诉？但于法无据，家庭社会自应负责。今又自首坦承，改过从新，依例（判例）不问。他自十七八岁到二十岁时，参加起义有功，被封为大将，临阵杀敌，功在国家，应稽核其屡次累积战功，依法加封“英国公”，以褒忠荩。此判！
汉代建国初期，大都只注意刘邦初入咸阳，还军灞上，悉召父老豪杰谓曰：“父老苦苛秦法久矣。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这只是刘邦在天下未定，收买人心的战略作为上的措施，并非是正式建立刘汉的皇权以后，仍用当时的约法三章来治理天下国家的。汉代建国以后，初期所用的法律还是因袭“秦法”，但取其便民利国者稍加修整而已。如汉初的开国丞相萧何、曹参，都是原在秦代的县级单位担任官吏、师爷，他们也都是从小学习秦法，并有从政执法的经验，也可勉强地说，都是法家出身，并非齐鲁儒生一样讲究诗礼，他们都是法家的门徒。
到了汉文帝继位以后，重视人身，对于原有刑法上的残酷有所不忍，下令加以裁减修正，因此就赢得历史上万古流芳，有“汉文除肉刑”的德政盛名。但在他儿子汉景帝继位以后，对他父亲皇帝的宽大政策发现流弊，又稍加收紧，重视法治，这就使后来的历史虽然赞美“文景之治”，但对汉景帝便要加上一个“严酷”的微辞了。跟着而来的汉武帝也很注重法治，例如有关李陵败降匈奴一案，司马迁旁观不平，稍为辩解，武帝一怒，便被降罪而受腐刑（阉割），你说这有多么冤枉。而且可见汉法之严，并没有比秦法好过多少啊！所以汉宣帝便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是真话。注重法治的管理，便是霸道的效用。王道的礼治和道家的“慈俭”，固然是应时良药，温和清凉，有时的确难以治愈重病或急症。
我们如要了解历代传统的法令、法律，大多已经不可考。但《唐律》、《明律》和《大清律例》并未散失，我觉得很值得研究，也只有从这些文献下手，才可以从它的反面知道当时社会有关的各种情况，怎么可以只向“法律”本科一面去看呢！但自本世纪以来，我们为了推翻几千年来帝王专制的政体，便向西方文化中学习西洋的法律，初期引进，和日本差不多，是学习欧洲的“大陆法系”为主，稍有参考以英国为首的“海洋法系”的精神。至于如埃及、印度、阿拉伯、罗马、巴比伦、犹太、波斯、希腊等法系，只当作学术上的事，并不实际采用，而且也完全不顾我国传统法系优劣好坏的精神。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演变，还是相当紊乱，一言难尽。总之，直到这个世纪的末期，对于法制、政体等等，可以说也是一个阴晴未定的局面。思之！思之！未免神伤！
对不起，因为讲到法令问题，便引起一些有关法令的感慨。惟恐牵涉太广，离题太远，便只能如蜻蜓点水一样，略微一提，就此煞住。不然，又便成为“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愈飞愈远，不知说到哪里去了！
多做好事才是真修行、真学问
我想另用一个简捷的方法，来说明“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的道理。大家知道，许多人都很谦虚客气，叫我一声老师，其实，我哪里够得上可为人师的资格。有一次，一位在乡村担任多年的警察（公安）来看我，谈到执行勤务的苦处，他便说：“老师啊！我很想提早退休，能在你身边做事，随便打扫清洁，端茶送饭都可以。”我说：“你是一个诚实君子，多担待一些烦恼苦痛，为地方社会老百姓做点好事，才是真修行，才是真学问。”
他谈到由台湾当局各部门的发布命令，一层一层来个“等因”、“奉此”照转，到达县级政府，也许加添一些意见，或无意见，照转不误。又分发出去，到达乡镇公所和警察（公安）派出所，要我们严格执行。但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老爷们，根本就不是从基层干起的人，先不要说他教育学识水平的标准如何，但他们至少是不知道人民社会和各个地区的情况不同，就闭门造车，乱出主意，就自己根据理想的理由，拟出办法变成条文，要我们来执行。你说怎样行得通呢？如果拿到这些法令向老百姓敲竹杠倒好，行不通的也得通，要通的也可以使它不通。但我是死不肯做的，实在是于心不安嘛！不过，有时也有很好的办法，就是多方面仔细研究下达的法令和命令，就可发现上面的矛盾重重。有时间，有精神，高兴起来，不想升官就顶回去，不然就置之不理，反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上面的法令，在高层的内部就没有沟通联系好，例如管经济的下达的法令，和管教育的或管农林的等所颁布的法令，甚至和地方政府的决策，就彼此上下矛盾，互相抵触，那叫我们最基层的干部，又怎么去执行啊！
再从司法方面来说，法院方面的通缉令，说我们本地某某是大流氓，必须缉捕归案，不可纵容。我们就不怕艰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缉拿归案送进法院。但再经法庭的审理宣判，根据什么“民主”啊，“人权”啊，或是这个人是心理不正常，或是精神病状态啊，轻轻一判，关了一两年就出来了。然后，他便带着一把刀或是一把手枪，反来拜访我们，二郎腿一翘，把刀枪在办公桌上一拍，说：“老兄，老子没事啦！你对我的好处怎么算，我们走着瞧吧！”老师啊！我们说是为人民的保姆，原来那些立法和司法、执法的老爷们，又是那么宽容，岂不是叫我们和坏人结怨？倒楣的是我们，他们却赚到了一个宽大仁慈的好名。你说怎样才好做人做事啊？
他问：“过去历史上，想来也是同样的吧？”我说：“对了。历史的兴衰成败，几乎都是同一版本的新修花样。宋朝的王安石书读多了，但不深入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想变法改革，理想是高远的，但他坐在办公室所制定的法令并不合时宜。而且下达以后，又被委派执行的官吏和中下层曲解了，因此就闹得身败名裂，使北宋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当然，主要也由于当时皇帝宋神宗的急功好利之所致。这便是历史上给他的谥号‘神宗’的‘神’，寓贬于褒之意。”当然啰！其他还谈了很多，他也提了许多在从政上所谓公和私之间的问题，使我凛然警觉到，他是一个很有见解，甘心于“吏隐”的好公务员，不禁肃然起敬，感慨万千了！如果要我去做警察，未必能赶得上他好。除非我是小说《包公案》里的南侠展昭，或是《七侠五义》里的北侠欧阳春，《施公案》里的黄天霸。但从和他的谈话里，会而通之，便可了解法令、政策合不合于民心，以及历史上所说吏治的重要，就是基层干部的好坏和一个政权的关系是多么的严重啊！简单地说，通过这个故事，就可明白《大学》所说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的意义所在。
但要能做到“有诸己而求诸人”、“藏身而恕而喻诸人”，说来容易，做到不易。因为人人都有极强烈主观、我见顽固的习气，有时明知故犯，却也抵死不改。所以孔子告诫弟子们，要学问修养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四毋，最为重要。但怎样才能修养到四毋的境界呢？我们可以引用《大学》的实修实证的话说，必须要能“知止而后有定”，由定而后层层转进，达到“静、安、虑、得”的造诣才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