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的解释，也是一种“第一原因”的解释，问题是我们能否对动机的性质下如此确定的判断，能否确定人真是“为了什么而活”这样一个模式。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活就不是一个清楚的人？不能实现自己理想目标的生活就是悲惨的一生？如果事实上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那么是否相当长的历史中支撑人类活下去的方向有问题？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寻找幸福，也不在于对什么是被寻找的幸福的理解五花八门，而在于目的论性质的思维也许并不合理，因为如果这样，就有太多的痛苦被没有实现的大小人生目标暗示出来。但我认为这只是社会强加给我们的心理习惯，而没有了这样的心理习惯，人生将变得更加芬芳动人，更加充满情趣。也许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也许无动机的动机、精神与举止活动的散漫状态、不刻苦努力或只沉醉于“无动机的动机”或游戏状态，是幸福的更美好状态。
同样的道理，关于人的本性是爱自己或爱快乐的说法也是目的论的或单调的。反面的提问是，如果没有以性欲为代表的人类欲望推动，人活着的乐趣何在呢？但是，我认为问题在于，也许欲望可以被分解为以非欲望的形式存在，或者说，“欲望”并非准确地击中了人内心的实际状态，人并不真地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在多数情况下，所谓“人生目标”是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从外部强加给人的。实现了这些习惯赋予的“人生目标”，我们会获得一种得到幸福的心理暗示——但是这些暗示得到的与我们本来感受到的真实之间，并没有划等号——我们会很快厌烦自己得到的东西，或者这些东西给我们的“幸福感”并非像事先想象的那样强烈。换句话说，我们的一生过得极不真实，不仅自己欺骗自己，而且人之间相互欺骗——这也是人的本性吗？
四 “消遣”中孕育的“异化”思想
在以上基础上，帕斯卡尔接触到非常深刻地影响到近现代西方思想的“异化”概念。他认为：我们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生活，我们希望过一种在别人头脑里想象的生活，我们迫使自己显得不是本真的自己，以满足他人对我们的想象。我们不停地劳作，为了保持和装饰想象中的自己，完全忘记了真实的自己。如果我们安详、慷慨、忠诚，就会极力使别人知道我们有这些美德，以便于把这些美德嫁接在别的东西上。为了强化这些美德，我们会很高兴使这些美德离开我们。假如我们有勇敢的美名，就应该幸福地做个胆小鬼。应该绝妙地认定我们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是，没有别人参与我们决不会心满意足，得为了“彼”而强化“此”。
以上帕斯卡尔所强调的，是一些不真实的或者远离我们的存在，我们正是从这些存在中获得“我们自己”的“幸福”。“自私”或“自爱的”本性却是“不自私”或“不自爱”的。
换句话说，那些“不真实的或者远离我们的存在”，就是我们的消遣。这使得“消遣”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哲学意义的概念，它意味着疏远、增补、转移。这个思想的灵感，还是与蒙田有关，蒙田曾经认为：再没有什么比无所事事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了，人不能没有热情，不能无事情可做，不可以没有消遣、没有目的。如果那样的话，人就会感到完全空虚，被世界抛弃、不满足、无所依赖、没有能力、倍感无聊。一旦心灵卷入其中，人就会厌烦、忧郁、悲伤、自贱，甚至绝望。
蒙田的意思，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你的真理在你的“对立面”那里。我认为这揭示了寻找或从差异中获得乐趣，是人的又一天性。
选择差异并非是择优弃劣的过程，只是变化“怎么”和“如何”的问题。用帕斯卡尔的话说，人类的一个基本倾向是回避自己的真实情况，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这有点像被追赶的鸵鸟最后一头扎进沙堆；又像是一种走神的天性）。换句话说，人的天性就是不严肃的。所有的严肃都是为了避免过分的不严肃造成的恶果。一旦这样的警报解除，人的记忆力马上重新变坏，又不严肃起来。
为什么人的记性不改呢？因为只要人一考虑自己，就会变得十分忧郁。在这个意义上，由于人与他人在一起才快乐或者与别人分享才有快乐，人的自私本性也在无形中远离自己，变成了别的什么。究竟变成了什么呢？任何事情！我们的本性就是动，完全的休息就意味死亡。这里的“动”当然可以分成身体与思想的运动，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对称的。
无论身体还是思想的运动，都是克服死亡的良药，速度越快，就越能延缓死亡的到来。死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死盯着死亡却是一件让人无法容忍的事情。死亡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危急时刻”，死只是人一生要遇见的无数事情中的一件事情，既不渺小也不伟大。换句话说，倘若我们能以习惯上面对死亡的心情，面对生命中每天遇见的事情，那我们的生活将到处充满创造性的心理享受。
消遣不仅是排除孤独，还是弥补我们自己独处时所缺乏的东西。在帕斯卡尔看来，唯一能安慰我们免受凄惨之苦的事情，就是分心。然而，这本身却是我们最大的不幸，因为正由于此，我们就不能严肃地思考我们自己，在不能认识自己的情况下迷失自己。可是，倘若不分心，我们就会沉溺于烦恼，这又加重了我们回避烦恼的决心。正是分心使我们快活，使我们无意识地忘记了死亡。
在这个意义上，同样诡异的是，由于对痛苦的记忆是导致不快活的重要源泉，回避或“丧失”记忆反而成了幸福的一个前提，尽管美好的记忆是使人快乐的一个重要原因。“消遣”的另一个含义，在于所从事的事情并不是真的需要，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但是，这种“不是真的需要”会成为人每天离不开的事情，即变成了“真的需要”。这时候，某一层次上的“异化”就完成了。一切生活中的意义，都是人想象或创造出来的，而且要花样翻新，要刺激出新的意思。顾名思义，要想让一个人绝望，就是使他再没有“念想”。
五 消遣与道德
兴趣、欲望、消遣，这些都是近义词，它们的害处是麻痹我们，使我们忘记关于人本身的“真理”。但是，如果这个“真理”就是消遣呢？我们人类为自己感到骄傲的道德，原来就建立在这些消遣性的欲望基础之上（把道德也看做了一种消遣）。帕斯卡尔又认为，人类从欲望本身中设计出一种私生的道德，这是对仁慈的秩序的一种颠倒的解释。帕斯卡尔惊叹人类从自己的贪欲中设计出一种令人赞叹的制度。这制度是对仁慈本身的模仿，足见人之伟大。
这种虚假的道德使我们的行为看上去似乎是仁慈的，我们做出很虔诚的样子，好像是很关心别人的需要。但是其中的动机却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可是，根据卢梭和德里达的理论，人的动机与事情的效果之间的不一致，是普遍现象而非例外。也就是说，人类甚至要感谢和鼓励各种不一样的“自私的兴趣与选择”。取之有道或者自己获得的同时不损害他人，时至今日仍旧是一个理想而已，这样的公正也就以不公正的方式显示出来。“以别人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幸福”的现象并不是没有，而且曾经在人类二十世纪历史中上演过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但是它却成就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悲剧化的政治运动。
公民社会与专制社会比较的最大好处，就是人之间关系中的尊重别人与被别人尊重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要争取被尊重的权利。社会中的人之所以有能力相互服务，来自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有差异。保持自爱、有独立见解、不盲目羡慕别人的情形将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人是以希望获得别人赞扬（得到名声或支配他人的地位）的方式离不开别人的，自爱与竞争是孪生的。
美德是自爱的装饰，各种事物中无不浸泡着人类的贪欲。但是，帕斯卡尔观察到，可以利用个人的贪欲服务于公共的善，从那里建立起社会公正的规则。他说，我们的美德全是由恶行组成的，我们不可以借用自己的力量在美德问题上自我辩护，而只能借助于两种相互反对的恶行。我们矗立在两股相反的风向之间，如果一种邪恶被铲除了，我们就陷入了另一种邪恶。
政治机构不过是一个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更多人欲望的分配委员会罢了，一个人有了这种分配的权力，就显得有力量。丧失了这样的权力，他就什么都不是。所以对于人来说，靠外在的东西是支撑不住的。因此，帕斯卡尔对权力者的告诫是：一方面，在臣民面前要尽量保持权威的形象；另一方面，要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王，而是和所有人一样，是在上帝面前同样悲惨的人。人是“精神分裂型”的，集美德与邪恶于一身，既伟大又渺小。
帕斯卡尔认为，“相信上帝”的精神状态比“无神论”状态更积极，因为后者心灵空空。这就是他著名的“打赌的逻辑”：有两种可能性，上帝存在或者不存在。相信上帝存在，得到的回报是永恒而无限的快乐；认为上帝不存在，尘世的生活就丧失了神圣的满足感，因为到头来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等于什么都没有得到，或者得到的是无限的痛苦。
我们已经上了道，也就是说，不能选择“不选择”，因为“不选择”不仅意味着是一种选择，而且意味着选择了眼前的世界。怀疑的结果是给人希望，即无论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多么微小，微光总比没有光要好。在这个意义上，从不相信到相信是一种解脱，精神的解放。即使上帝不存在，相信者也并没有真的损失什么；而上帝万一真地存在，相信者就赢得了一切。相应地，无神论者则丧失了一切。在帕斯卡尔看来，这是一种区别于“几何学精神”的“微妙精神”。也就是说，“非理智的”态度或者“神圣的逻辑”要高于哲学与形式逻辑。
但是，帕斯卡尔的这种“二分法”并不是“辩证法”，它更像是精神的魔术，从一样东西变出意料不到的东西。如果不借助于类比等“精神魔术”，无数原始个别的愿望如何能过渡到普遍的共同的愿望呢？不可以把帕斯卡尔的“二分法”理解为非此即彼，因为他像克尔凯郭尔一样徘徊于二者之间。精神的魔术活跃于两者之间。上帝是以非神学的方式得到信仰的。帕斯卡尔相信，幸福只能来自相信点什么：有些人在权威那里寻找幸福，有的人从好奇心、从科学、从肉欲中寻找幸福。更接近幸福的人意识到，必须要有所有人都希望的普遍的善……
总之，共同的善才是大善，孤独的、只属于个人的善难以自保。一个单独的个人要融入社会才有幸福可言，这样的思想从十七世纪经过十八世纪的卢梭一直流传到十九世纪的马克思那里。
最后，我们转引帕斯卡尔《思想录》中最著名的论断：人很渺小，就像一根芦苇，随时面临死亡。但是，人知道死意味着什么，人之外的其他动物却不知道。在这个意义上，人是伟大的，因为人有思想，思想就是人活着的最大尊严！
（作者系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