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士风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古时期的新变问题，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其一，人们内心世界的真实状态既可以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也可以经由行为容止来展露；前者促使了文学的产生，后者导致了士风的形成。文学与士风尽管有着不同的存在样式，但由于他们都缘起自人们的心灵，故两者间的内在关联向来紧密。其二，从东汉晚期到齐梁年间，中古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每当它进入一新的阶段，一种相同或近似的特征便会在不同的作品中逐渐形成，而这种特征几乎无例外地契合于当时的主流士风。充分把握住两者间的契合之点，既有助于我们准确清晰地描述中古文学的演变轨迹，也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面阐明其发生变化的复杂原因。
中古士风与中古文学的相互关联于东汉末年已显现出来。东汉末年，继“党锢之祸”而起的隐逸、交游风气表明：存续了近四百年的时代精神已走向衰落。就隐逸之风言，它反映的是人们对现实的怨愤与不满；从交游之风看，它带给人们更多的是失落和挫折感，而当时人的这些情绪一并形之吟咏，便催生了汉末的五言诗与抒情小赋。汉末五言诗的基本情调为忧生与伤叹，而通过抒情小赋则出现了强烈的社会批判主题。由此，中古士风与文学新变之互为表里即显现出来。
公元189年，董卓领兵入洛阳标志着军阀混战的大幕已正式拉开。接下来各拥兵马的诸路豪强便不断相互攻杀，至建安中整个社会已陷于动乱。“夫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默不如语。”此乃东晋学者袁宏就仕、隐问题提出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应该说也是古人的一种共识。不过袁氏所论并不契合于建安时期的实际情况，建安时期的真实情况是：在剧烈的社会动乱中，起于桓灵之世的隐逸之风反倒停息了。隐逸之风的停息意味着自“党锢之祸”即陷于消沉的时代精神又重新振作，在此前提下，建安士人便怀着一种“冀王道之一平”的激情投身于社会现实中去。这一点，在阮瑀的《纪征赋》和《谢曹公笺》中有较为鲜明的反映。在前一作品中，作者主要寄托了自己希望靖乱止戈、天下归一的心愿；在后一作品中，作者集中表现了要求致力明君、安主隆民的进取情怀。这表明，作者虽身处乱离，首先考虑的并非自我的生死去留，而是为已选定的目标而努力。阮瑀上述作品中展现出的这种人生态度和处世情趣，在建安前期士人身上普遍存在。我们看王粲的《从军诗》是多么气势雄放，那吟咏戎马征战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乐观自信之情，又是多么充沛洋溢；我们看陈琳的《游览诗》是何等深沉慷慨，那时节如流、岁不我与的淡淡惆怅，乃是由钟鼎未铭、壮志未酬的焦虑引发出来；即使是被称为有“箕山之志”的徐干，也没有真正寄身山林，而是高唱“庶区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登明堂而饮至，铭功烈乎帝裳”（徐干：《西征赋》，《艺文类聚》卷五十九）的壮歌，投身到现实中去。他们不曾想到那个强大的帝国会一去不返，因此并未把战争看得多么可怕，而是将其看作恢复那强大帝国的一种经历。阮瑀《纪征赋》“五材陈而并序，静乱由乎干戈”的有名辞句，反映的正是士人对战争的普遍态度。
但战争毕竟是残酷的，其中到处有流血与死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艺文类聚》卷三十四），以及“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乐府诗集》卷二十七，四库全书本）的惨景，也强烈地震颤了人们的心灵。于是我们看到，即使在建安前期那种普遍盛行于人们中间的奋发慷慨的激情背后，已经潜隐着一丝惆怅和悲情，如写过《从军诗》的王粲，有《七哀》之作；而作《西征赋》的徐干有《室思》之吟；就连“志在千里”的曹操，也不免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短歌行》，《艺文类聚》卷四十二）的感叹。这种于建安前期潜伏在慷慨激情背后的伤感惆怅，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希望的破灭，便愈发深沉。所以我们发现，在建安很多士人那里都可见一种双重心理，即一方面积极进取，另一方面彷徨茫然。《阮瑀集》中所载的《苦雨》、《怨诗》及《失题》等作品中反映的，就是人们那种双重心理的后一个方面。这里，有述职行役、身处他乡的抑郁凄苦，也有年命易逝、人生若尘的哀婉叹息，更有体随时哀、日渐不如的烦恼，以及对生命结束后的寂寥冥思。总之，在作者的意识中，世界仿佛在变，对于世界上存在和发生的一切，作者开始怀着一种消沉的心绪去观望和思考，同时自身的生死去向也显得愈来愈重要，并且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可以说在阮瑀的作品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建安诗歌里那种与慷慨高亢同时并存的伤感。
但萦绕于建安诗歌里的感伤情调与弥漫于西晋诗歌中的同类东西相比，显然有所不同。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后者的产生基本上是由于人们对于自我不幸与凄苦的感觉和焦虑，它反映的只是一己的漂泊不定和郁郁寡欢；而前者的产生却并非如此——它主要是来自于人们渴望建功立业理想的破灭。在那里，人们对自身去向的慨叹伤悲，很大程度上与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关怀交织在一起，与生民的苦难和死亡紧密相关。也就是说，在建安诗歌的感伤情调中包含着较为丰富的社会内容，对于人民命运的同情，对于生命价值的珍惜，乃是那种社会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如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就突出地表现了前一点。这首诗写一个无依的孤儿，在生母去世后遭继母的残酷虐待，以至憔悴到“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最后只能在生母坟茔前诉说心底的哀怨。诗人在唤起人们对孤儿深切同情的同时，更激起人们对狠毒后母的强烈憎恶。他的《咏史诗二首》则鲜明地表现了后一点。该诗叙述春秋中期秦穆公死后用子车氏三人殉葬一事，表达了对传统君臣之义的怀疑和不满。诗的头两句，作者就断然否定了秦穆公，随后通过讽刺性的议论和阴森坟场的描写展示了这样一个主题：与人的生命相比，一切都是次要的。两首诗尽管均带有一定的感伤色彩，然而它们与西晋人那种仅仅局限于自身去向的悲吟相比，显然要深广得多。两首诗尽管都描绘了一幅令人心碎的凄惨画面，但画面上却涌淌着作者深沉真挚的感情流水，而且当我们从那感情的波澜中抽身出来后，便会发现在它下面还有一个现实关怀的暖流。那感情的波澜之所以如此升腾奔涌，实际上正是靠了那人道意识暖流的潜运深藏。所以，阮瑀上述二诗表现的不单是对不幸者的同情，而且是作者现实关怀和人性精神的一种体现。这种人性精神，在建安诗人的作品中并不鲜见，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徐干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王粲的《咏史》等，都很富于人道特征。即使在“宁负天下人”的曹操那里，也存有一些同类性质的作品。如他的《蒿里行》本来是有感于军事受挫之作，但在诗文中，征战失败的怅惘，远远不如生灵涂炭的忧伤来得深沉。又如他的《却东西门行》，也反映军旅征战，其追求个人目标的渴望与对他人的关怀联系在一起，那些普通士卒并没有被看作是手段和工具，对于他们那“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旁，冉冉老将至，何时反故乡”的苦难境遇，作者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总之，由以上分析、列举可以看出，深沉的人道情怀乃是建安文学的一大特点，建安文学之所以能长久的触动人们的心灵，之所以能博得历代批评者的喜爱与赞许，当与其具备的这一特点有直接关联。
魏景初三年（公元239），明帝曹睿崩，年仅八岁的齐王曹芳即位，受诏辅政者为曹爽和司马懿。曹爽乃曹操的族孙，而司马懿则因有狼顾之相曾令曹操动过杀机，由于曹丕的倾力护持，他才得以躲过了杀身之祸。辅政之初，曹爽于司马懿亦深怀戒心；为排挤对方的势力，曹爽一方面用胞弟曹义领禁兵，另一方面又以何晏、邓飏、李胜等心腹掌枢要。而此时的司马懿并未与曹爽直接对抗，他采取的策略是以退为进，以静制动。通过长时间地称疾装病和精心掩饰，司马懿最终彻底麻痹了曹爽及其所任之人。嘉平元年（公元249），魏主曹芳南出洛阳城九十里谒高平陵，曹爽兄弟皆从，司马懿乘机发动兵变并迅速接管曹魏政权，司马懿掌政后立以谋反罪收曹爽及其羽党并皆夷三族。此次杀戮仅过一年，司马懿又对曹魏势力进行血腥清洗，这次清洗中，除楚王曹彪赐死外，太尉王凌、兖州刺史令狐愚等亦皆夷三族，同时“悉録魏禇王公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晋书·宣帝纪》）同年司马懿病死于洛阳，继司马懿执朝者为其长子司马师。与其父相比，司马师似更为阴忍狡诈。据史籍所载，司马懿之谋划兵变，唯他一人知晓，而他暗养的三千死士却不为其父所知，当司马懿起事时，散在民间的三千死士转瞬之间便聚于洛阳。由此可见，其心机之深实非同凡响。掌朝三年，司马师杀李丰、夏侯玄、张缉等名士并悉夷三族，继而又废掉曹芳，另立年仅十四岁的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司马师于正元二年（公元255）病死后，其同母弟司马昭始走上前台。为彻底剪灭曹魏政权，至甘露五年（公元260），司马昭便授意属下弑高贵乡公，关于此事，《资治通鉴》卷七七所记甚详：
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曰：“……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帝乃出怀中黄素诏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惧，况不必死邪！”沈、业奔走告昭，呼经与俱，经不从。帝遂拔剑升辇，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鼓噪而出……中护军贾充自外入，逆与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抽戈前刺帝，殒于车下。
自中国社会进入封建制时代，在位君主之公开被杀，此为首例，故其影响之大很容易想象。景元三年（公元262），司马昭又以“言论放达，害时乱教”之罪收嵇康。嵇康将刑东市，三千太学生请以为师，未获许。嵇康冤死，海内痛之，就心性、品格及声望言，嵇康与孔融悉皆相匹。如果说曹操杀孔融加速了中古士风之转型过程的话，那么司马昭杀嵇康则预示了这一转型过程已告完结。嵇康被戮转年，司马昭亦命归黄泉，即晋王位者乃其子司马炎。同年十二月，司马炎逼魏主禅位，至此魏、晋易代正式结束。
从魏明帝景初三年（公元239）辞世至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共历二十余载，但这二十余载却属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恐怖一个时段。身处这一历史时段的文人名士由于目睹了司马氏父子的阴险残忍和血腥杀戮，他们对现实政治已失去信心，对一切较高尚的生活目的已不抱兴趣。面对晦暗与严酷的外部社会环境，他们所思考和关切的已不是如何兼济天下，而是怎样独善其身，他们的精神已完全由外部世界转向内心了。也正是在这种士风背景下，才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创立者为何晏、王弼，何晏因党附曹爽而被杀，王弼也只活了二十几岁。他们所创立的玄学虽多取意于老、庄旧说，并涉及的多是形而上的问题，然究其实质，王、何二人所持的基本观点仍关乎着现实，如他们围绕圣人之情进行的论辩实际上阐明的只是各自的处事态度。他们对有、无问题的分析推演也是要强调身处当时特殊环境，需保持住自己的内心宁静，与魏晋玄学的主要内涵相呼应，正始时期的文学亦显出新变特点。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其新变特点当发端于应璩的诗文中。应璩，字休琏，乃应玚胞弟，长曹植两岁，享年六十有三。在当时的文士中，应璩大约是唯一一位既目睹了曹操篡汉，又经历了司马氏灭曹的著名作者，因此他的行迹与创作魏晋易代之际文人们精神风貌的一个缩影。从应璩今存的诸多书信中可以窥见，他对正始时期的凶险政局有真切感知，故而宁可忍受贫苦和屈辱亦不再出仕，他那“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哀叹，正反应了众士人内心的悲苦，其《百一诗》所流露出的不安情绪，正说明中古诗歌已与恐惧心理有了联系。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整个的文学发展史都是极罕见的，故仅凭这一点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对应璩其人做深入考察。
